前些日子，《黑白魔女庫伊拉》上映了。
從市場反響來看，這部電影並沒有掀起太大的水花，票房也就一億人民幣出頭。剛上映時，片方和影迷就“艾瑪·斯通”、“《101忠狗》童年陰影”等噱頭做了一通宣傳，可等到端午檔一批新片上映後，便立刻沉寂了下去。
《黑白魔女庫伊拉》
儘管反響一般，但它卻代表了近年來一股風潮的體現：好萊塢各大製片廠，都逐漸熱衷拿漫畫IP中的反派作為主角，開發拍攝系列電影。
為什麼反派們會一個個閃亮登場？
反派電影齊亮相
近年來，最成功的以反派為主角的電影，無疑是2019年傑昆·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不光全球票房破了10億美元，還斬獲了威尼斯金獅獎。商業和口碑，兩頭都兼顧到了。
誠然，電影的成功，不光是導演和演員的努力，也要考慮到經典IP的影響。“小丑”這一影史形象塑造得過於成功。甚至有人將超級英雄電影中的人物分為三類：英雄、壞蛋和小丑——通常反派作惡，總需要有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小丑卻超越了一切動機和規則，成了終極混亂無序的邪惡代言人。
其實小丑變壞也是有原因的。雖然相關背景故事眾多，但此前受到最多觀眾認同的版本是：小丑本是一個化學實驗室的員工，因為妻子懷孕需要錢，便勾結兩名同夥進行搶劫。卻在半途受到蝙蝠俠干擾，計劃失敗，自己還掉進了一個化學制劑桶。同時妻子意外去世。失去摯愛，又毀了容，於是心理扭曲，開始瘋狂報復社會，成了蝙蝠俠的死敵。
但2019年版的《小丑》則相當於給出了另一個官方版的解釋：小丑之所以成為小丑，乃是不公平的階級劃分，缺位的人文關懷，一塌糊塗的親情、愛情、友情等所有問題的集合。兜兜轉轉，大部分又可以歸咎為社會問題。無形中也符合故事背景城市“哥譚”的混亂設定。
《小丑》
《黑白魔女庫伊拉》的故事設定基於和《小丑》同樣的邏輯，都是想選取一個經典反派角色，審視剖析其人生成長路徑，來討論“壞人為什麼會變壞”的母題。
然而，就影響力來說，兩個IP還是差得太遠了。庫伊拉原本就沒有小丑壞得那麼徹底，無非是在《101忠狗》中做了幾件狗皮大衣，遠遠夠不到“傷天害理”的層面。動畫人物原型又消解了嚴肅感，阻礙了向內挖掘人性幽暗的空間；試圖以此為載體來反映社會問題，也顯得力度不夠，昇華不上去。
不過，根據外媒報道，庫伊拉只是一個試水的先例。除此之外，迪士尼正在有針對性地開發反派為主角的電影，構建所謂“反派宇宙”，如《白雪公主》中的邪惡皇后，《阿拉丁》中的邪惡國師賈方等。
而在《小丑》成功後，系列電影的續作開發也提上了日程。根據相關資料，《小丑2》和《小丑3》將分別於2022和2024年上映，皆由託德·菲利普斯執導。
情況漸漸變得有趣起來。
那些迷人的反派角色
反面人物充當電影主角，其實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事物。其術語叫“惡棍電影”（VillainProtagonist），只是一直屬於小眾，更沒有像如今這般系列化過。
這些電影路數各異。除了挖掘反面人物的心理成因外，有些注重探討社會或倫理問題，如《洛麗塔》《發條橙》《計程車司機》等；有些是真實人物的傳記片，如《華爾街之狼》；有些則把壞人置於一個或一群更壞的人的對面，任雙方交戰，如《自殺小隊》，《沉默的羔羊》大火十年後的續集《漢尼拔》等。不少純粹的血漿片也多為此路數，但普遍欠缺藝術價值，不值得嚴肅討論。
《計程車司機》
此外，某些大的影片型別，也專門給傳統意義上的“惡棍”們提供了舞臺。
比如黑幫片。
大部分傳統影片的敘事主線，是描寫主角在解決了生命中一個個困難和挑戰後，最終收穫了親情、愛情、友情等美好事物，達到了人格上的完滿。甚至更高階一點，成為“英雄”或者“救世主”，普度眾生，表現的是人們對美好事物的期待和追求——其中當然也有反派角色，但歸根結底只是一群工具人，屬於需要被正義擊敗的邪惡，作用僅僅是襯托出主角的光芒而已。
而黑幫片邏輯恰好相反，是在親情、愛情、友情等珍貴之物上做一番捨棄，以換取某些私利，比如讓自己和整個家族獲取權勢、高層庇佑、司法豁免等，甚或只是一種“活下去”的資格。與此同時，道德方面的對與錯也往往模糊掉了，只剩下“成年人只講利弊”的冰冷。
這些捨棄有些是主動行為，有些是被動。主動犧牲親情的偏少，較有名的例子是《教父》中麥克下令幹掉二哥，其餘大部分都是遭到敵對幫派迫害；
犧牲愛情的也較少，《古惑仔2之猛龍過江》算一例。另外如《新世界》《無間道》《無間行者》等臥底片都表現過愛人之間的相互瞞騙，餘下大多數也都是被動遇害；
犧牲友情的最多，因為黑幫內部的權力更迭，往往涉及朋友間的相互背叛，具體例子如《好傢伙》《黑社會》《賭城風雲》《美國往事》《情梟的黎明》《愛爾蘭人》《極惡非道》《忠奸人》《省港旗兵》等，不勝列舉。《愛爾蘭人》原著中也特別指出過：為了保證暗殺過程不出岔子，黑幫高層往往會對暗殺物件最親密的朋友直接下達指令，因此幫派中人總是活在一種“誰也不可信”的大恐慌中。
《愛爾蘭人》
除了影視這一藝術體裁，漫畫、小說中也不乏魅力反派的身影。
許多長篇漫畫中，都喜歡時不時插入閃回鏡頭來講述反派們的童年，暫時擴充其戲份，如《火影忍者》中的大蛇丸、薩克·鐙等，這些角色的童年遭際往往悲慘，目的是打造出一條因果鏈，讓觀眾理解其成年後的一系列選擇。
抑或將反派時不時在正與邪兩條路上來回切換，讓觀眾分不清其立場和內心動機，始終對角色的變化保有懸念，如《龍珠》中的貝吉塔、《復仇者聯盟》中的洛基等。
也有名為邪惡，實際功能卻是搞笑的角色，如《喜羊羊與灰太狼》中的灰太狼，《神奇寶貝》中的火箭隊三人組等。
而若單從全球影響力方面考量，恐怕還是《蝙蝠俠》系列最為知名——其在“哥譚”這個虛擬城市中，除了打造出“小丑”這一經典形象外，還有企鵝人、謎語人、毒藤女等，共同構成了一個“惡棍宇宙”。
美劇《洛基》
這是漫畫的特殊優勢所在：因為體量龐大，靈活性高，方便不斷插入閃回鏡頭，對故事走向進行修正，還能豐富角色多樣性，不停開發分支劇情。
小說創作由於比漫畫更講究連貫性，不方便進行人物形象的多重反轉，即便要塑造這樣的角色，筆力也只能集中在少數幾個人身上。但相比漫畫，優勢在更能積蓄力量，打動觀眾。如《哈利波特》中的斯內普、馬爾福，《神鵰俠侶》中陰險惡毒，卻為救郭襄而死的金輪法王等角色，都留下了足夠耀眼的人物弧光。
為什麼反派們更能打動人心？
大眾心理基礎
戲劇初誕生時，舞臺上推崇的是那些肉體、精神雙重完滿的英雄，是勇敢、善良、堅強等“有益特徵”的集合。法國文藝批評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到，文學是道德的反映，表現“有益特徵”的作品價值，高於表現“有害特徵”的作品價值。
所謂“有害特徵”，指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等負面人格特質。在丹納看來，這些元素即便不能不出現，也應儘可能少為宜——在這種邏輯下，戲劇也被分為了低階、中級、高階三類：“低階劇種”以喜劇居多，意在創造一批懦夫、騙子、吝嗇鬼供觀眾嘲諷取樂；而“中級劇種”即是表現那一類“堅強而不健全，精神不平衡”的人物；“高階劇種”自然就是表現“真正完美的英雄”。
對英雄的推崇，本質上是滿足平民對貴族的幻想。丹納生活的時代，法國大革命剛打碎君主制，但舊文化的影響仍在，社會結構和生產關係仍偏簡單。因此多數時候，道德標準依然是明確的；究竟何謂好壞，是預設不需要過多探討的。
但到了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時代，原本簡單的社會結構裂解開來，變為多個各行其是的小組織，道德標尺就開始模糊了。電影源於生活，是現實和社會的高度抽象化產物，又天然具備足夠影響力，自然就成了展開討論的最佳物件。
《教父》
以《教父》為例，電影中將維託·柯里昂描繪成了一個智勇雙全，退能對家庭負責，進能維護一方安定的形象，近乎完人。但究其本質，柯里昂家族的存在，對社會能起到的積極作用相當令人存疑。這種宏觀與微觀的反差，構成了角色魅力的根本來源。
《教父》三部曲的結尾也體現了主創的價值取向：麥克·柯里昂接手了家族管理權後，雖然成功洗白上岸，卻接連失去親情、愛情、友情，進入了終極的孤獨，命運近乎慘烈——該片本質是在探討人生中的得失平衡，拷問“究竟什麼最重要”的人生課題。
當然，人物的選擇並不只緣於環境，還要傾聽內心的聲音。
《蝙蝠俠》中，韋恩小時候目睹父母遭遇殺害，從此憎惡暴力，通向了成為蝙蝠俠的英雄之旅。而同樣受到心靈創傷的小丑卻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成了反社會的瘋子。
《蝙蝠俠：黑暗騎士》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本惡？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這些亙古不變的母題始終沒討論出結果。於是克里斯托弗·諾蘭將《黑暗騎士三部曲》拍成了具有黑色電影特質的社會學影片，片中的蝙蝠俠在思考應付這一系列問題時，也經常陷入哲學層面的迷茫。
社會變得複雜，道德標尺四處遊移，甚至左右矛盾，美好的理想就愈發顯得格格不入。
“英雄”固然偉岸，令觀眾崇拜有餘，卻代入感不足，如金庸小說中的郭靖、喬峰等，更多是圖騰式的存在，容易讓觀眾產生“我要成為他”的衝動，卻難以設身處地與之共鳴。相比起來，段譽、張無忌等具有一定性格缺陷的角色往往人氣更高。而楊康、慕容復、鳩摩智等反面人物機關算盡，卻仍求而不得的狀態，也頗容易讓人心有慼慼。
歸根結底，人生中涉及的元素眾多，如何平衡各種慾望和需求，割捨什麼、保留什麼，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課題。而如今，道德標尺模糊不說，人們的壓力又實在太大。相比那些少數一切都能達到平衡的幸運兒，多數人的一生都在不斷同美好事物作割捨，收穫的卻也並不是多麼值錢的東西。
《小丑》
積蓄已久的情緒，總要找一個釋放的出口——《小丑》的10億美元票房不是小數目，不得不說其擊中了全球觀眾內心的某個敏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