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1472-1528），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祖籍餘姚（今浙江餘姚），後遷至山陰（今浙江紹興）。因曾築室於會稽陽明洞，又創辦過陽明書院，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的“心學”以反對教條、轉移風氣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後被稱為“王學”，影響很大，還流傳到日本。著作由門人輯成《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中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是《傳習錄》。

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幹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傳習錄·答聶文蔚》

儒學的核心價值觀，是倡導如何做聖人、君子、聖賢，反對做小人，“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儒家文化中，腐敗為小人所為。“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聲、色、貨、利不應是君子追求的目標，貪戀財貨美色是君子十分鄙棄的行為。明代大儒王陽明繼承併發揚了儒家學說，建立並實踐了自己的“心學”理論。在物慾橫流、腐敗比較嚴重的大環境下，作為明朝的高階官員，王陽明不為聲、色、貨、利所誘，做到了廉潔自守，留下了清白之軀，用親身實踐不斷探索和尊崇聖人之道，為後人樹立了清白廉潔的君子典範。他提出的“去私慾、存天理”“致良知”等理論，構建的修身克己的方法體系，對治理當前腐敗仍具有借鑑意義和價值。

■良知摒棄腐敗

天理、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天理在各自心中，而不在身外，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提出：“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天理是每個人固有的本性，天理就是良知，存天理就是致良知。心的本體晶瑩透徹，良知如同太陽一樣，本來就存在。但良知最容易被物慾矇蔽，“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每個人要做的只是堅守良知，去掉私慾的障蔽，恢復良知本原而已。天理之外的所有念頭都是私慾。本體只有一個，就是良知，而脫離了良知本體的意識觀念和想法，則是“非本體之念”的“私念”，都應去除克治。在王陽明看來，好色、好利、好名等想法是要去除的私慾，閒思雜慮也是私慾，同樣需要“格”，才能達到“物來順應”、“廓然大公”的修為境界。人只有一心，有時夾私帶偽，有時至純至誠。並沒有完全善的心，也沒有完全惡的心。天理與人慾不能並存。有了人慾就不會見到天理，要見到天理，則必須去掉私慾，去掉心上的汙點，回覆道心原貌。對此，王陽明說：“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

良知是社會道德的基石，也是包括反腐敗在內的國家治理的根基。正是人的心中存有天理良知，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社會才存在共同的道德。“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每個人的行為都受到社會基本道德的約束和指引。歷史上，甚至現在一些地方仍然沒有法律制度，但這些地方仍然井然有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所有人都恪守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和禁忌，如勤勞、不偷盜、不貪腐、不亂倫、不欺騙、孝敬父母、不欺弱、憐憫同情等。正是這些基本價值的存在，社會才時時處處都有“守護神”，個人思想、行為、身份地位等都有規矩可循，社會因而不陷入混亂無序。“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

良知人皆有之，天理始終存在，並不因做了惡事、有了私慾就消滅喪失。良知是沒有私慾的本體，不受半點汙染，自然容不下腐敗等骯髒的行為。每個人的良知都不會接受腐敗，其中包括腐敗分子本人。王陽明說：“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腐敗如同做賊一樣，無論腐敗分子得到多少財富和表面的風光，但他知道，人不應做盜賊，不應腐敗。如果你說他腐敗，他還不好意思，肯定會跟你急。因為雖然做了違背良知的事，但良知還在。“只是物慾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即便是罪大惡極的腐敗分子，他們的良知還會時不時地表現出來，如憐憫弱者、尊老愛幼等。但為何有的人違背良知去貪腐、不孝、欺騙、盜竊？王陽明認為自私行為的產生“只是物慾遮蔽”。“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慾蔽之。”“有善有惡是意之動”，是活生生的“念”。良知被私慾矇蔽，因而萌生了私的念頭，從而有了違背良知的行為。將這些私的念頭去掉，自然就能見到天理。因此，天理與腐敗等私慾是完全對立和不相容的一對矛盾。

■破山中賊易 破心中賊難

去掉私慾或人慾，天理自然就能看得見。去人慾、存天理的道理容易講，但卻不容易做到。王陽明曾在橫水寫信給自己的弟子楊仕德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比較系統地分析了去人慾難的原因。

“人有習心”，可為善為惡。雖然“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性無不善、知無不良”，“至善是心之本體”，至善只是“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但良知“不能不昏蔽於物欲”，因為人“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因而容易產生意動，導致“有善有惡”。所以人的本性很容易被私慾矇蔽。人的本體是純潔透明，無善無惡。但社會環境可以改變人，人具有社會能動性。有的人腐敗，不是因為本性是惡的，而是因為人的“習心”在，容易受到環境的汙染而變質。但“習心”也可以促使人積極為善，可以變為廉潔奉公、無私奉獻的人。因此，人有趨善的一面，也有從惡的傾向，具有很強的可塑性。

對道的理解和領悟深淺有別。很多人不是不願學習聖人之道，而是因為人生經歷和遭遇不同，不懂得或領悟不到何謂聖人之道，更認識不到聖人之道對社會的作用和價值。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王陽明經歷生死考驗，被貶貴州龍場，“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方才悟出聖人之道。因此，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品行需要磨礪，除教育指引之外，“利害”、“變故”、“屈辱”等生活經歷則是至為重要的教材。但每個人不可能都有機會遇到這些“不幸”，因而君子之道雖然耳聞眼見，卻未必真能體悟，更無法以道來克治自己的心理和行為。

■私慾人皆可克

王陽明的一大貢獻在於繼承併發揚了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可學而至”的思想，進一步揭示了聖人並不專屬於少部分人，人人都可以做聖人，做聖人並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堅定了眾多人的信心，激起了一般人的熱情。王陽明提出人人都可為聖人的理論依據是人人都有良知。“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王陽明認為人人都具備成為聖人的條件和資質，關鍵是要格物致知，要去人慾、存天理，要正心修身。肯定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也就肯定人人都可以教化，外部教化能夠發揮作用，讓人與人之間的真誠溝通交往成為現實，整個社會才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理，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

在他看來，堯舜禹時期，天下之人同心、同性，人皆君子。雖然世道已壞，但人性未滅，良知尚存，還有希望拯救，必須喚起眾人的良知，滅人慾，存天理。只有恢復良知，才能清除私慾的干擾和控制，也才能約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天理自然存在，窮理只能從自己身上找，而不是從心外去尋求。他打比方說，“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王陽明還拿孔子的兩個學生子夏與曾子的觀點進行對比分析：“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篤信聖人與求於己之間，王陽明明顯傾向於後者，主張從自己身上尋理，認為心外無理，與朱熹的觀點截然不同。將內因作為主要矛盾，將去私慾、剋制自律作為首要功課，而不是將矛盾主因推給社會和他人，敢於擔當責任，有革自己命的勇氣和精神，對從根本上防治腐敗有積極意義。

王陽明提出能否成為聖人取決於自己，而不是別人。一學生曾寫信說要“識得聖人氣象”，然後再紮實用功夫去做。王陽明批評指出，聖人氣象是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只能從自己身上去找，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自己。辨別是非的能力是人與生俱有的，不需要到心外去尋求，不用外借假求。王陽明在與徐愛對話中談到良知是心之本體，自然就有，無需外求。如果良知不被私慾矇蔽，就能達到孟子說的“仁不可勝用”的境界。但一般人都有私慾，所以要作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治私慾，恢復天理良知。只有讓良知沒有障礙遮蔽，才是致良知，進而實現意誠。天理人人皆有，只要人人都反求諸己，戰勝自己的私心，則人人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人人皆可為堯舜，“見滿街人都是聖人”並不足怪。

■去私慾的方法

在王陽明眼中，最大的學問就是做聖人，而要做聖人，則必須去人慾、存天理。“學是學去人慾、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慾、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慾、存吾心之天理耳。”心無私慾，就是天理。只有掃除私慾的浮沉，才能看見天理的光澤。只有窮盡天理而心中無一毫私心雜念，才能達到至善的境界，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去私慾成為存養天理、打通聖賢之路的唯一鑰匙。為開啟去私慾這道閥門，王陽明給出了多種方法。

立聖人之志：在王陽明看來，立志十分重要。“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立什麼樣的志就會走什麼樣的路。王陽明認為，《論語》提出的“三十而立”，立的就是聖人之志，而不是其他。聖人之志立於心，貪慾之念則無，無貪慾之心，則無腐敗行為。立聖人之志才能從根本上克服私慾和貪婪。“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慾，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慾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慾便退聽；……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燭理明則私慾自不能蔽累。”

為善改過：在《薛侃錄》中，王陽明與朋友談論功夫進展，對做功夫的情景與效果進行了評論，認為去私慾的方法應著力為善，見善即遷，有過就改。只有這樣，私慾才會一天天消亡，天理才會逐漸明朗。王陽明提出，聖人著述立經，本意是勸人為善、存養天理，但後人卻將私慾摻雜其中，導致文風氾濫，必須要恢復聖人作經的真實意圖。“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王陽明繼承了孔孟的王道思想，認為“無道桓文之事”是“孔門家法”。王陽明認為，“《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徐愛說：“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慾於將萌否？”王陽明回答：“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王陽明用反間計在平定江西寧王之亂後，在奏摺中並沒有細說反間計，就是怕這些詭計為後人所傳，防止他人模仿而作奸犯科。

不假外求：王陽明認為：“道，吾性也；性，吾生也。”性和道是身上就有的，而不用外求，唯有從自身尋找，努力用功。從自身尋道，找到做聖人的法子。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求“理”須只在心上求，“至善只求諸心”。相信聖人並沒有錯，但不如自己反省探求理解得深刻。君子應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才是所謂的“深造”。王陽明認為，自己的缺點和問題，自己最清楚明白，癢的地方，自己會去搔，所以自己的毛病還得自己更正解決。“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癢，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省察克治：王陽明主張讀書與修身養性融為一體，主要目的是去除人慾之私，提升道德修養水平，而不是耳聽口說記誦而已。“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將學問做到去私慾程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堅定的決心，“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王陽明教人克己用功，非常講究方式方法。他認為初學的人思慮的多是人慾，首先要教他靜坐，將思慮放下。待其心意稍定，再教其省察克治，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心逐一搜尋出來，逐個拔掉，才能無私。王陽明要求學生持之以恆，不能一蹴而就，防止稍有成就，就自我滿足，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慾，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復知行本體：王陽明曾說：“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知行是辯證統一的，並不是兩回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割裂。說一個“知”，自然就有“行”，說“行”，自然就包含了“知”。王陽明指出，私慾隔斷導致知行分離，不見知行的本體。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恢復知行的本體。從來不存在“未有知而不行者”，只有行之後，方為知。知行合一，重在行。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其實更強調行，突出行為實踐。對只說不做的人，王陽明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認為去人慾必須要在精微處時刻反省剋制，才能每天有所收穫。嘴上時刻掛著天理的，瞬間心裡可能滋生了很多的私慾。痛下功夫反省尚且難以發現私慾，嘴上說說又豈能發現得了？光講天理而不實踐遵循，提及私慾而不加以剋制，談不上格物致知的學問。

須在事上磨鍊：王陽明高度強調必須在具體的事情上去人慾，而不是讓頭腦空空，閉目空想，不解決具體的問題和矛盾。“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人只有放在具體的事情上狠磨，去掉私慾，有了克己入定的功夫，外界的動靜便不能動搖心性的根基。去人慾不分動和靜，“無慾則靜”。從表面看，安靜氣定時私慾暫時去了，其實仍然潛伏，並沒有真正去掉，一遇到具體的事，又滋長蔓延。王陽明不主張無的放矢地冥思苦想，提出去人慾必須結合具體的事進行，針對聲、色、貨、利下功夫，把良知致得精純光潔，無一絲一毫遮掩。這樣在碰到聲、色、貨、利時，天理執行就不會受其羈絆束縛。

（作者蔣來用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來源：長治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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