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公元196）至黃初元年（公元220）黃巾之亂，朝廷被董卓控制諸方棋峙，至公元 208 年劉備、孫權聯手敗曹操於赤壁，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一段時間內，政治風雲變幻，文學內部也醞釀著緩慢的變化。

首先社會混亂使乘時之士，多渴望建功立業，縱橫之學復興。縱橫者聞其言以達其志、鋪張揚厲，委析入情是其特色。

其次戰爭造成混亂百姓流離，儒家禮教在士民心中的位置進一步被破壞。

再次曹操治理國家、重用法術，刑名之學逐漸顯盛。

這一系列客觀的變化，使得儒學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減少，奏議文中間的法家和縱橫家習氣增多。奏議文受這樣社會政治思潮影響，又繼承上個階段直言陳事，注重文采的傾向，其特點可以用“清峻”和“騁辭”兩個詞來概括。

一、“清峻”平正通達，言簡意賅

曹操的學術思想與政治觀點主要是源於先秦法家，厲行法治信賞必罰崇尚功利，講求實際注意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選賢任能壓制豪強。有學者認為“魏武開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說明文風與政風之間的關聯性。

“清峻”是說文章的整體面貌，給人簡潔明瞭之感，不像儒家奏議文之緩和曲折。

從曹操奏議文中看到這樣的行文特色，立論果斷、析辭精銳、邏輯森然、鋒不可犯，故稱為“清峻”之體。

其文往往信筆寫就舒展自如，三言兩語意兼具，不事雕琢而別有風韻。

具體而言，曹操的奏議文的“清峻”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條理明晰、邏輯嚴密。《請增封荀彧表》先交代荀彧的種種功績，然後說他“所受不侔其功”。

最後建議重新評定荀彧的功勞，增加他的戶邑。整個文章具有鮮明的層次邏輯性。在具體行文中間曹操指陳當時軍事政治形勢，闡明荀彧所獻策略的關鍵所在，從各方面剖析敵我處境也條理明晰：“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眾怯沮以喪氣……”

曹操慷慨陳詞縱橫論事，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極具感染力與說服力。

第二行文簡潔、毫不拖沓。在《奏上九醞酒法》用十四個字表明自己得到釀酒之法；用四十三個字交代了釀酒的具體步驟；用十四個字表達了自己對這種酒的看法；用十七個字交代了這種酒的其他釀造之法，及其口感；最後用“今謹上獻”四個字結束全文。

而在《表論張遼功》只用十四個字“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蕩寇功也。”

高度概括一個將領的戰功，綽約而意賅很有氣勢。 第三指事選詞、直陳己意。觀其行文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特點：

一方面文章直直敘述而來，不同於蔡邕等人之文，注重文句的對稱和行文節奏，而有法家之文以及那種敢說敢做，直面現實的氣度。

另一方面文章用字簡潔，一路讀來明白如話，文中沒有不盡之意，不似張衡、蔡邕等人所選，文辭之淵雅厚重、文意含蓄。

全文以暢達之辭，抒恢弘之情，明志陳理述情顯懷，見其氣概不凡。

曹操其它奏議文如《表稱樂進于禁張遼》、《情追贈郭嘉封邑表》、《表論田疇令》《表劉琮令》等等。

大多夾敘夾議，析理評功平允得當，字裡行間充溢著熱情。有“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析之能”的特點。曹操以刑名法術進取天下，其奏議之文多用語簡潔，詞風峭厲不慎斟酌。

上行下效，因而其手下文人奏事之文多指事寫意，直抒己見皆較少依傍經典，少有詳引經義，以為論斷之文。

曹操的得力助手陸粹《枉狀奏孔融》，也追隨了曹操的文風。劉勰在《文心雕龍·奏啟》中“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

路粹的這篇奏議是在曹操的授意下寫作，其中多為汙衊之辭，歷來為古人所不齒。

但是平心而論，路粹的這篇文章確實寫得非常直接簡練。

文章開頭沒有什麼廢話，直接就陳述孔融的罪狀，全文共三條罪狀只用了一百四十一個字，且每條罪狀都有詳細的描述以及舉例，讓人感覺孔融之罪狀歷歷如在眼前，且條理明晰，最後從邏輯上得出“大逆不道，宜及重誅”的結果，似乎理所應當。

不僅僅是路粹，其他作家如崔琰、王脩、皇甫隆等的奏議之文都具有這種風格。

二、“騁辭”氣彩飛揚，文采彬蔚

“騁辭”則主要是指，行文中以氣運詞，奮筆直陳，較少注重奏議文行文的禮法，多注重文章的辭采的傾向性。孔融（153—208）的奏議文就屬於此類。曹丕評價孔融文章的風格特色時，說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而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

”。劉勰也認為“孔融氣盛於為筆”。

具體來講，孔融的奏議文主要呈現出以下幾點特色： 第一注重文章的趣味性。曹丕說孔融的文章“雜以嘲戲”，

那是在正統的文章中，但是如果在其他型別的文章中，這些“嘲戲”就變成了有趣。

在孔融的《肉刑議》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義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訊息者也。”

這段文字行文自由，有即興發揮的感覺。

跟著就插進幾句俏皮話：“紂斫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這大概就是曹丕所謂的“雜以嘲戲”的來由，

在曹丕看來可能是不鄭重的，似乎言不成理，其實這就是孔融奏議文獨特風格，展現了他的機智和幽默。

第二形容誇張、用詞華麗。《薦禰衡疏》中文章的起始句“臣聞洪水橫流，帝思又俾”，用大禹治水之能比喻禰衡之才，顯得不稱而讓人驚歎。其後孔融對禰衡各方面的才能進行介紹，贊其聰慧則說

“目所一見，則誦於口；耳所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論其品行則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如仇”。

誇其才能則雲：“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詞，溢氣坌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清人何焯論《薦禰衡疏》稱“章表多浮，此建安文蔽”。“多浮”表現在此文中，就是指言辭的誇張，比如

作者說禰衡過目不忘，又說就算有上百的人才在，也比不上禰衡顯然語涉誇飾。

但是劉勰又認為“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文章中氣勢慷慨，辭采紛然，運用詞語講究靈動和節奏，也正是就文章的這些文字而言。 第三以氣運詞、充滿情感。

同樣是《薦禰衡疏》特其氣猶壯”。“氣壯”在此文中則是指情感的充鬱。

孔融用“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來表示禰衡得到重用的意義。這一連串的比喻，沒有實際上的所指的內容，語涉浮泛。

從另一方面講卻很好地表達了作者心中，對於禰衡受用的期盼之感，頗有詩人氣質。

在《上書薦謝該》讚揚謝該的學識與品格，稱其父母老疾棄官欲歸。

也有一段精彩文字：“猥使良才，抱璞而逃，逾越山河，沉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文章可貴之處在於行文一氣呵成，自然通暢水到渠成，間用偶句而不覺雕琢。

作者對人才流失的嘆息與不捨之情盡在文字之中。

此時期的其他許多作家的奏議文，也具有孔融奏議文的某些傾向。

陳琳的《諫何進召外兵》“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為亂階。”

曹丕認為“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複”，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發現其“健”應該是指行文的氣勢的強勁，文中何進的權勢透過逐步增多的字數而不斷增加；為了增強氣勢，作者不斷累積同類型的詞語，其繁複也是顯而易見。

恆範《薦管寧表》則將林林總總的先賢與管寧作比對，從而來贊管寧的才能。

但其中作者好像有意賣弄文采，列舉了太多古人的例子，顯得有些繁冗，又有文義不接的毛病，使得其文雖然看似滿目珠翠，實際缺少讓人動心的說服力。

曹丕《上書讓禪》、《上書再讓禪》、《上書三讓禪》，葉適認為這三篇文章，是曹丕的虛禮之辭。

“魏文之所欲者禪代爾，而符瑞章奏，勸進辭讓，前後節目，連篇累牘，存之極無謂，然可以見其辭繁而理寡也”。聯絡歷史實際，可知曹丕此三篇文章，純屬表演，其事虛，其情偽。

曹丕想要用文辭來掩飾自己的真實目的，反而讓文章理不勝辭，詞浮於意，文章中言語文字皆空虛浮泛。

“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肝膽戰悸，不知所措”等詞語無法讓人覺得有董仲舒等人之溫柔敦厚、恭敬嫻雅的之風，

三篇文章中曹丕反覆提到堯以舜之功德禪位於舜的事情，也無法讓人產生高古蘊藉之感。

三、總結

東漢中葉以後，政治集團中士大夫階層和宦官之間的矛盾激化，政治鬥爭不斷，政局混亂。動盪的政治環境激起關注時弊、抨擊時政的風氣，故而匹夫抗憤處士橫議。

另外不安定的社會環境，使得統治鬆散，人心思變，社會對於經學和禮教的崇尚減退，學術和人心從經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這一階段的奏議文因而不同於西漢中期後長期，浸潤於儒家禮教中的奏議文之淵雅和緩之氣，縱觀這一時期的奏議之文，“清峻”主要是受到政治思想的影響；

“騁詞”受時代文學風氣的影響，離亂之世性命朝夕不保，所以士人行文反而較少顧忌，慷慨任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