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晉代詩歌的社會背景及發展趨勢

晉代(265—420)是各種社會矛盾複雜交織的時代。晉政權的建立是得力於世族官僚的支援,因而它在建立之初即積極推行曹魏創立的“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於是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政治局面,這就產生了地主階級中寒門與勢族的對立。晉王朝出於極端自私的政治策略,於建立之初即大封宗室為王,並賦予地方的兵民大權,乃釀成歷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亂”,使晉王朝自陷於傾覆,導致各地少數民族入據中原後的長期戰亂。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隨著司馬氏在江南重建偏安的政權,又相繼發生王敦、蘇峻、桓玄等軍閥的叛亂及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起義。這些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統治階級內部的以及民族間的各種矛盾的交織,就是當時詩人們生活的社會現實。可是,由於這時的詩人都是出身於封建地主階級,而且多是屬於統治階級上層的,一般都脫離人民而無視於現實的重大方面,所以當時民族的和人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在他們的作品中獲得的反映極少。他們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在與他們政治命運密切相關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上,所以在他們詩歌的內容裡,現實主義精神是很微弱的,間或有些在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中矛盾情緒的曲折反映。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從晉武帝司馬炎的太康年間起,約有二十多年時間,是緊承建安至魏末的又一個詩歌繁榮的時代。鍾嶸的《詩品序》曾描述這一時期的詩壇盛況:“太康中,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此外如傅玄、王贊、孫楚等人,也各有為人稱道的名篇。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晉代初期詩歌之所以“勃爾復興”,我們應從文學和社會兩方面的情況來了解。詩歌風氣在建安時代已大暢開,並在建安及魏代詩人的努力創作下,留下豐富的足供學習揣摩的典範。而建安時代詩歌的創作,其藝術形式已開始趨向精美的道路,但在加工程度上還留下大片足供騁力的餘地。由於時代的接近,這一切對於晉初詩人是不能不起著啟發引誘作用的。晉朝雖是以武力平定吳蜀而統一中國,但那兩次戰役都在極短的時間內順利結束,整個中國社會並未受到戰爭的破壞,而一切享有文化教養計程車大夫的經濟地位也未受到損害,所以他們儘可於安定的生活中,以充足的力量從事於文學的修養和創作,如陸機於吳國亡後仍能閉戶讀書十年,而左思以十年的工夫進行《三都賦》的創作,都可證明當時安定的生活給予了他們的文學修養和創作非常有利的條件。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詩歌表現出的顯著的一般特徵,乃是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之間呈現較大的距離。這一時期的文人,繼承建安時代文學形式趨向精美的風氣,並有力量從事藝術形式的追求,以與前人爭勝,故在藝術形式上的加工不遺餘力,在語言上追求聲色之美,在句法上講求對偶整齊,因此逐漸發展了文學創作的駢儷之風,而詩歌在這種風氣影響下的同時,也失掉建安時代所具有的民歌氣質。這一時期,在宮廷內進行的掌握統治權的鬥爭非常尖銳急劇,當時許多詩人如張華、潘岳、石崇、歐陽建等如飛蛾般紛紛碎身於鬥爭的烈火中。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而作為抒情工具的詩歌,對於他們親臨的這種政治巨浪,簡直沒有什麼鮮明的反映,只是偶爾流露一點在政治道路上進退之間的矛盾心情,如張華在《答何劭》中所表示的:“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一般的常在時節景物的變易上抒寫些輕淡的哀感,其中也夾雜著一些政治上的苦悶心情。鍾嶸評張華說他“風雲氣少”,其實這時詩人的創作普遍是如此。而氾濫在他們篇章中的則是一些官場中的應酬之作,使人感到庸俗而難以讀下去。就是所謂“太康之英”(鍾嶸語)的陸機,只是篇章較同時詩人富麗,內容很缺乏高遠的意義。這時只有左思在其《詠史》詩中,表示出對於高門世族把持政權的憤慨,抒發出卓越時輩的高尚志氣和情操,具有較高的現實意義,風格也剛健明朗,重振了一下建安時代的現實主義精神。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到了懷帝永嘉(307—313)年代,以王衍、庾敳(ái皚)為首的大官僚崇尚老莊虛談,在士大夫階級中形成盛極一時的風氣。這種風氣影響到詩歌,就使詩歌“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鍾嶸《詩品序》)。這種“寡味”的作品,已經為時間所淘汰,我們無從窺見,只是從前人的評論中略知其訊息而已。此後不久,司馬氏在中原地區的統治權,在少數民族紛起圍攻下瓦解,北中國即形成黑暗的混亂局面,倖存計程車大夫紛紛逃避到江南,只有劉琨以幷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一隅之地,獨立與胡羯相周旋,偶或以詩歌抒發其忠憤之慨,在寂寞的詩壇上發出幾聲清響。但因他當時孤立於敵人的包圍中,志在為國家消除危難,並非專意致力於詩歌,所以在當時得到的反映極少。他的詩歌,除了明顯地反映出當時的民族矛盾,同時也反映出了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在那個時代是極為難得可貴的。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晉王朝偏安江南後,逃避到江南計程車大夫,把清談之風帶到江南並加以發展,以為他們腐化生活的掩飾。這種清談之風影響到詩歌,所以儘管處在那樣巨大的動亂時代,而詩壇卻反而異常消沉。《文心雕龍·時序》曾精確地指出這種情況:“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為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而《詩品序》也說這時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作為這種詩風的代表作家有孫綽和許詢。由於他們在當時享有高名,在他們的影響下,這種風氣幾乎統治了整個東晉的詩壇。在當時一次有名的蘭亭集會中,名士們賦的詩幾達四十篇,都是就眼前景物及道家哲理略事敷衍,簡直沒有一首值得注意的。今存的許詢詩只有《竹扇》一首,而孫綽的許多四言詩,其內容確都有如劉勰、鍾嶸所說的。下面舉其《答許詢》的一章,以示一斑:

遺榮榮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師,修德就閒。散以玄風,滌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園,道足胸懷,神棲浩然。

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

儘管如此,東晉的詩壇並未完全寂寞冷落下來。在東晉初期,郭璞從不滿於現實出發,以浪漫的想象,寫下十數首《遊仙》詩篇。這些詩篇,實質上仍是詠懷之作,抒發了對不合理的現實的牴觸情緒。到了東晉末期,陶淵明的出現,不僅在東晉,而且在我國中古時期的詩壇上,高揚起清美的光輝。他在其詩歌中,顯示了對不合理的現實的批判,而他的作品所獨具的樸素自然的風格,在當時崇尚辭藻的文學風氣籠罩下,尤覺卓越可貴。不過,由於郭璞獨處於玄風熾盛之際,而陶淵明在當時名位低微,因此,他們的作風,在當時未產生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