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的一系列戰亂，使黃河流域受到嚴重破壞。遼金兩代，黃河流域雖然不再是中國的經濟重心，但其農業生產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的。尤其重要的是，遼金時期精耕農業一直穩步向北擴充套件，遼代將精耕農業引入蒙古草原的南部與東部邊緣地帶，使東北亞西南部成為精耕農業比較發達的地區，生活在這裡的契丹、奚、渤海等少數民族都主要從事農業生產，金代更使得精耕農業區向東北亞的腹地延伸。

東北亞各民族紛紛由兼營農業、畜牧業與漁獵採集的“複合型”經濟向農耕經濟轉化，極大地促進了東北亞各民族的發展。唐代以後，東北各民族在中國乃至東亞的政治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經濟方面的變化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旱作農業區的面積雖然擴大，但是其發展水平卻呈停滯不前之勢。單純強調穀物種植的旱作農業，在唐以後，其發展的侷限性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來。在長江流域以集約化、商品化的農業為基礎，開始產業結構的轉型之後，長江流域便成為引領中國乃至東亞發展的新經濟重心區，停留在舊有產業結構之中的黃河流域，雖然在唐以前曾經支撐著中國的發展，但在唐以後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宋代以後，黃河流域逐漸進入惡性迴圈，連居民的素質都在下降。

蒙古族帶來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將蒙古草原的遊牧經濟區、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區和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區納入同一政權的統治之下，但由於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作用的易位，使三大經濟區之間不再呈現居於中部的黃河流域最發達、同時向南北兩個方向拉動蒙古草原與長江流域發展的格局。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長江流域偏處南方，由此向北的黃河流域、蒙古草原，經濟發展水平呈遞減的趨勢。

由於這種地理佈局，長江流域的發展不可能直接拉動其他兩個區域，而長江流域以南的珠江流域到東南亞，是一個越來越狹小的地域，其經濟發展水平又極其落後，既跟不上長江流域的發展，形成與長江流域的互動，以支援長江流域的進一步發展，也不能從長江流域的發展中得到好處，以促成其自身的高速發展。因此，遼金宋以後逐漸形成的這種經濟格局顯然不利於中國各區域之間協調發展，也不利於東亞從整體上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