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武學的誕生與發展演進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它不僅在制度建設上彌補了中國古代沒有專門的官立軍事教育機構的不足，而且為後世軍事教育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宋代武學的誕生與發展，不僅是對宋代政治、經濟、軍事發展需要的有力迴應，也是對中國古代重視軍事教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探索宋代軍事教育的發展演進過程，分析影響其發展演進的主要因素有利於探索軍事教育的規律，為當下加強軍事教育提供參考借鑑。
宋代武學的誕生
自唐代開始設定武舉科，開創了透過科舉考試選拔武官的考試科目以來，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成為科舉的傳統。但是隨著唐王朝的滅亡，武舉也隨之消失，直到宋真宗時期才出現了要求恢復武舉的呼聲。
值得注意的是，倡議武舉者多為文臣，而且他們對武官素養有了新的看法。即武官要有文韜，智略。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轉變，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宋太宗主張文韜是將帥統兵的基礎。宋太宗要求武官研讀他親自書寫的《六韜兵法》，從中學習用兵作戰準則。其二，太宗用文官執掌邊區軍職的做法激起了文官對軍事政策的熱情，再加上宋軍在對外作戰中屢屢失敗，更使得文官找到了打壓武官的理由，開始大肆指責武官文韜的缺失。
因此真宗皇帝任文臣統兵，並給予全權且不加干涉，期望這種做法能夠解決邊防問題。由此可見，宋代社會對良將素養的認知發生了改變，知識和謀略成為他們衡量優秀將帥的必要條件。
在提倡武舉的呼聲逐漸走高的情況下，於天聖八年出臺新的武舉考試方法，先審策論，再測弓馬，透過兵部初試，最後由皇帝殿試。應試者必須先透過策論的稽核才能考核武藝，大大彰顯出對策論之於武舉的重要性，而武藝的考核，卻只有射箭與馬術兩項，這與唐代的武舉考試內容相比在專案上有所減少，而且要求降低至及格即可。
由於宋代是歷經了唐末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再次實現的統一，宋太祖趙匡胤吸取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採用了修文偃武的政策以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為此，在北宋初期，所有兵書被全部列為了禁書，軍事教育的發展被嚴重阻礙。
康定初，由於北宋立國以來的重文抑武國策不利於應對邊防危機，以西夏的反叛為契機，促進了武學設立。其中以范仲淹、富弼為代表，在面對西夏反叛引發的問題，極力主張設定武學用以培養軍事人材，增強軍事力量。
富弼在景佑元年上書仁宗：武學應設於太公廟。教學內容以太公、孫子等人的作品為根基。富弼等人設立武學的倡議雖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但是受限於種種條件並沒有立即推行。直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宋仁宗宣佈設定武學，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自此宋代武學誕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古代軍校。
宋代武學的發展演進
富弼在景佑元年就曾上書仁宗，並得到了朝廷的肯定，這可謂宋代武學的萌芽階段。慶曆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仁宗納諫范仲淹等人的上書，宣告了武學的正式建立。但武學的建立卻備受許多儒教士大夫的責難和抵制，不斷攻訐武學，造成了社會上出現“英豪”之士恥於就學的怪現象，入武學者屈指可數。慶曆武學僅開辦 95 天便宣告結束。
此後，吳育、胡瑗等人又先後提出興建武學，為此，胡瑗撰寫《武學規矩》，但其建議均未被採納。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武學其建立與存在只是曇花一現，此後，立廢無常的宋代武學就在曲折與磨難中艱難發展。
針對當時教育培養人才重文輕武的弊端，宋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再次提出興辦武學，並將其列為官方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王安石建議下，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宋代武學重建於武成王廟。至此，武學成為宋代的官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宋代軍事人才培養的高等專門學校，此後中央武學不再廢除。
在宋代中央武學建立後，宋徽宗崇寧年間，宋徽宗命各地方州縣設定武學，以向中央武學升貢，由此“諸州皆置武學”。宣告了武學的鼎盛時期的到來。
宋徽宗統治年間，隨著宋江、方臘起義，面對著越來越嚴峻的國家內部安全問題，武學進一步贏得了一段黃金髮展時期，地方武學大肆興辦，雖然並未達成以武學培養將帥之才的目的，培養出名將，但其培養出的一部分直接任職於地方的基層軍事人才，對地方的安全和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令人扼腕的是武學又於政和年間罷止，罷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宋夏衡山之戰宋朝獲勝，西夏稱臣，使得宋廷文臣急需達成打壓武將的政治目的，武學亦成了文武政治博弈的犧牲品。
靖康之變後，武學癱瘓，宋高宗雖於紹興十六年於臨安重建武學，可在當時“議和”的基本國策之下，武官地位急劇下降，武學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使得宋代武學只有名義上的重建，即修整學舍，實質上基本沒有教學活動。總之，宋代武學發展呈現出“三起三落”，艱難曲折的特點，其中外部環境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內部的掣肘才是武學自始至終發展艱難的根本原因。
影響宋代武學發展演進的主要因素
1。中國古代重視軍事教育的傳統為武學的誕生髮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古代的軍事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朝為了增強軍事實力，認識到了軍事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因此重視對貴族子弟進行軍事教育。春秋時期，戰爭較之於西周時期更為頻繁、慘烈，成為了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互動的主要形式，戰爭的勝負決定著諸侯國的存亡。
因此軍事實力關乎諸侯國興亡，而軍事教育和軍事人才的培養在各諸侯國的教育體系中佔據重要的地位。為此也出現了許多諸侯國要求貴族的後裔必須接受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以使之成為軍隊的骨幹和中堅力量。
在列強爭霸的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為了生存與發展，非常重視軍事人才的培養與選拔任用，促進了戰場謀略和戰爭理論的發展，湧現了一大批後世知名的軍事思想家，形成了垂詢後世的影響巨大而久遠的軍事著作，這些軍事著作非常強調軍事訓練。
學界認為中國教育史上有史記載的第一所軍事院校是十六國之時前秦苻堅在太元五年所建的‘教武堂’。但“教武堂”短暫即廢，曇花一現，影響不大。
隋唐專科學校的設立為宋代武學的誕生髮展做了制度上的探索和鋪墊，按照現有史料，中國教育史上真正意義上的官立軍事專科性質的學校是宋代的武學。可以說宋代之前我國已有的重視軍事教育的傳統皆為宋代設立武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對內對外軍事需要是宋代武學發展的根本動力
宋武學是基於宋武舉的建立才誕生的，而宋武舉的設定主要的原因是對內對外軍事的需要，現有軍人的素養的缺失，已有的選拔方式不能滿足其需要。宋朝透過武力的方式，先後收復了地方割據政權，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但宋周邊的遼、西夏、大理、金、蒙古仍不時構成對其的威脅。
對內，農民起義頻發。宋代是歷朝歷代農民起義數量最多的一朝，宋代立國不久，宋太祖乾德三年就有了第一次農民起義，一直到南宋滅亡前夕，農民起義一直以一個非常之高的頻次發生著。
由於內憂外患，使宋朝連年內外征戰，對各級軍事人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對高素質的軍事人才的需求更為迫切，而現有的軍事人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可以說抵抗外侮與對內鎮壓的軍事需要是影響宋代武學誕生與發展的根本動力。
3。統治者對軍事權力歸屬的重視是影響武學發展的直接原因
影響宋代武學的發展演進的最直接因素便是政治因素。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二元思維模式基礎上建立新的“以文馭武”或者說“文治”則是其文化底蘊，這份文化底蘊就集中地體現在了武學教育上面，因此，筆者認為宋代武學的建立即是統治者的政治構想向現實國情需要妥協平衡後的產物。
宋太祖透過剝奪跟隨其起家的功臣的兵權鞏固中央集權。防止五代十國割據局面的再度出現，在這樣的理念下，宋代對武將掌權嚴防死守。既不用功臣，又要防止武將掌權，如何進行制度設計？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的統治者主要依賴的“讀書人”，即透過科舉考試，將地位低下的寒門子弟吸收到政權中來，使用這些人主要是為了作為對武將威脅的權力制衡，同時降低政治成本。
4。對“右文”政策的糾偏是影響武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的文教政策的發展呈現的主要趨勢是：由重武輕文到文武並重再到重文輕武，宋代恰好處在是重文輕武的節點上。面對文武分殊的歷史趨勢，宋人對於如何在武舉考試與武學教育當中實現文武的統合是別有一番考量的，即如何在承認“文武分殊”的前提條件之下向“以文馭武”進行轉變。
從宋代的各種論述中可見，文武一致和文武殊途兩種對立統一的思想均有呈現。從治國方針來看，文武具備差別，以文治國和以武治國是將造成截然不同的兩種國家發展的方向。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歷經唐末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政權更迭後建立起來的宋王朝該何去何從也是宋朝統治者要解決的重要治國問題。
“武”作為“術”在這個重文輕武的國家解開了桎梏，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武舉的合法性也得以被承認。文武分殊的思想在此達成了共識這也是宋代精深豐厚的文教思想基礎和“右文”的文教政策給武學的設立帶來的積極影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因“右文”而衝破“祖宗之法”桎梏的武學也必受到“右文”政策的桎梏。雖然武舉、武學得以推行，但武舉的考試辦法和考試內容主要採用文舉的方式，武學教育的內容主要參照太學來進行。除了基本的武藝考核之外，考大義、策問也就成為武舉考試的固定模式，武藝考核體現“文武分途”中“武”的價值，而大義、策問則是“以文馭武”的具體表現。
為了糾正“右文”的政策帶來的消極影響，宋代在教育制度上做了重要改革，武學的誕生就是這種教育變革的必然之舉。由於用文人防備武將導致武備放鬆，致使“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不知戰爭之事”的尷尬狀況的出現。對軍事人才的大量需求與現有者不堪任用構成了尖銳的矛盾。在這樣的背景下，宋王朝首先選擇武制舉來改變現狀。
透過這樣的改革，吸引人才，同時，在武舉的基礎上創辦軍事學校，培養其軍事素養和政治素質，使宋代的軍事人才在思想、價值觀方面符合宋王朝的要求，與宋王朝保持一致，有利於王朝的統治和政治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