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無義戰”是所有人對於戰火紛飛的春秋時期的一個直觀印象，
大國吞併小國、強國欺負弱國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了
，所以說春秋時期因為沒有一個正統的勢力統治，導致的結果就是戰事四起，民不聊生。
在《中國曆代戰爭史》中記載道“春秋初，尚有千二百國。”可是到了宋襄公所在的春秋中期，春秋割據小國已經減少到了一百多個，足以看出戰爭的殘酷性。
宋襄公所統治的宋國在春秋時期算得上是一箇中等強國
，按照一般的情況來看，只要宋襄公能夠一直保持國家的水準，宋國雖然不會太過強盛，但是在春秋時期長治還是有可能的，只不過宋襄公卻將宋國一手送上了滅國的結局。
宋襄公將宋國推向了滅國並不是因為他能力不行，也不是因為宋襄公暴政，恰恰相反的宋襄公是一個“仁義之師”
，而且還是一個對仁義禮智頂禮膜拜的人，可是一個人的道德追求又怎麼可能和一個時代的現狀相抗衡呢？宋襄公的失敗、宋國的滅亡無不讓人心生唏噓。
一、現實主義的春秋時代
隨著周的覆滅，華夏文明進入了一個大變遷的時代，原本統一而治的華夏變成了各種割據小國獨立稱王的局面，為了能夠擴張自己國土的面積和國家的勢力，各個割據國都想著征戰他國，由此便形成了諸侯爭霸不休的特殊時期春秋。
1、由仁義走向現實
春秋還未形成之前，華夏的統治思想多是以思想道德的約束
，像是“三皇五帝”“周禮為本”等前朝奉行的治國之策在春秋已經不再使用。
如果把華夏文明說成是一塊蛋糕，一直以來爭著吃蛋糕的人就那麼幾個，可是到了春秋時期就變成了幾百人爭搶，每個人能夠得到的蛋糕肯定是非常有限的，為了能得到更多的蛋糕，有能力的人自然就會想到透過搶奪其他人的蛋糕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一旦有了這樣的想法，仁義禮智的約束自然就變得蕩然無存，人不可能在保持禮儀的情況下還征戰搶奪
。仁義禮智說到底還是太過理想化的美好世界，遇到了慾望這個充斥著現實主義想法的問題，理想就變得不堪一擊，現實終究要佔據人的思想。
既然現實主義已經佔據了整個社會，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是關於實力和利益問題，
實力是滿足現實主義的條件，利益是現實主義的強調的結果。
2、實力要怎麼提升
提升國家的實力不僅是春秋時期的首要問題，對於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首要問題
。春秋時期是戰亂的時期，面對常態化的戰爭紛爭，提升國家的作戰能力就是春秋各國最大的問題。
提升實力有兩種辦法，一是從自身角度出發
，增強自己國家的軍隊訓練和擴招，透過對自身軍事實力的培養來達到提升實力的目的。
二是透過外界力量的加持
，比如說結成同盟國就是最常見的方式。
春秋處處是戰場，那麼又怎麼會有同盟國呢？同盟的目的不就是為了拉攏朋友對抗敵人嗎，而春秋時期都是各自為陣，人人為敵的，有結成同盟的可能嗎？
在現實主義國家的角度來看，結成同盟是有很大可行性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在春秋時期非常盛行。“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在春秋時期也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內強齊國，外結諸侯”是管仲之於齊國制定的國策，從中不難看出管仲已經將兩種提升國家實力的方法相結合而用了，
共同的利益促使著春秋各國紛紛對外尋找著相同敵人的“友國”
。
也是因為聯盟的不斷形成，春秋時期的國家環境變得更加地複雜多變，國家與國家的利益關係更加地糾纏不清
，比如“盧之盟”的齊國和鄭國與“宿之盟”的宋國和魯國，這兩個同盟勢力的較量持續了多年，給雙方帶來的損失和破壞都是不言而喻的。
二、“夾縫中求生存”的宋襄公
現實主義導致了每一個諸侯國都想要快速地提升自己的實力，進而滿足他們對於利益的追求
，可謂“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只不過在昏暗不堪的現實世界中，宋襄公這個特立獨行的人還是保持著一顆不願趨同的心。
宋襄公是一個“理想主義”，他更加地信奉倫理政治，希望能夠透過倫理道德來規範和約束戰爭，期望一個禮儀之邦國都的再次來臨。
1、政治上的理想主義
宋襄公在春秋的獨特性就體現在他對理想的追求，對仁義禮智的信仰
，在對於本國內政的治理上宋襄公想要建立一個舉賢而用的國家，所以就以身作則主動地退位並讓位給自己的兄弟目夷，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宋襄公的政治理念卻暴露無遺。
為了王位互相殘殺，弒兄殺父屢見不鮮的春秋，宋襄公的做法可謂背道相馳，
除了在自己的內政上，在國際上宋襄公也一樣地與眾不同。
同盟國在春秋時很常見，同盟國的形式也是宋襄公首先提出的，只不過宋襄公想要的同盟國是一個以會議形式解決問題，多以調和為主，為此宋襄公以身作則還召開了“鹿上之盟”與“盂地之盟”，
只不過不以武力為前提的同盟方式並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同盟最後還是發展成了戰時結盟
。
2、與眾不同的戰時要求
除了在政治上崇尚理想主義之外，宋襄公在戰場上也沒有忘記恪守自己的仁義禮儀
。宋襄公曾經要求他的軍隊“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礙也，不鼓不成列。”
這樣的一條行軍打仗的準則在春秋時期顯得非常的“單純”，在春秋時期打仗就是為了吞併別國的領土，就是為了一統江山，怎可能在不丟失禮儀的同時做到征戰四方呢？
這就是宋襄公矛盾之處，在奉行“仁義”主義的同時又發動戰爭
。雖說宋襄公是理想主義的頂禮膜拜者，與此同時他出於“公族大國”的角度又有著追求霸權的慾望，這就導致了宋襄公的戰爭準則變得與春秋格格不入。
在宋襄公看來他所發動的戰爭都是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之上的，都是以“仁義之師”為名字發動的合乎道德理法的戰爭
。在推進國際關係上宋襄公秉持的也是和平友好地解決問題
。
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推廣協商政策是宋襄公的外交政策，雖然有些異想天開，但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比如說宋襄公得到了其他國家對於他愛好和平的認可。
三、理想的豐滿和現實的骨感
宋襄公在“泓水之戰”後完敗，春秋時期唯一一個“仁義之師”不復存在了
，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也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宋襄公的思想與現實社會的猛烈撞擊。
宋襄公是一個“仁義”之人，這樣的理想性格用到和平年代的發展中或許可以有一番作為，可是在殘酷的割據征戰年代，這樣的性格只會讓宋襄公的抱負付諸東流而已。
1、國家的立足之本
宋襄公有著一個“以仁義之師成為霸權地位”的夢想
，只不過這個夢想註定是實現不了的，既然仁義之師是信條，那麼就不可能成為霸權主義，畢竟霸權主義的形成依靠的不是道德準則，而是國家的實力。
宋襄公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宋國的實力不行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宋襄公的想法還停留在上古，又怎麼可能適應於當今呢？
對比一下春秋其他國家的實力來看，無論是楚國、齊國他們都是春秋時期國力強盛的代表，所以他們可以成為有話語權的國家，儘管如此這些國家還在不斷地征戰，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實力，更何況宋國這個只是中等偏上的國家。
宋襄公的首要任務是增強國家的實力，可是他的做法卻是“不問國力問仁義”
，這樣的為政觀念肯定是不可能滿足國家霸權的需要的，所以宋襄公的兄弟目夷說道“小國爭霸，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宋國之所以失敗，還有一個原因是宋襄公對於國家利益的把握不清，定位不明
。就拿宋國滅國之戰“泓水之戰”來說，宋襄公在戰時表現得太過高尚，都說“兵不厭詐”，打仗用計是不可避免的，計謀越有效果就說明帶兵之人越有能力，
可是宋襄公卻不願意行“詭詐”之計，一心想著透過仁義來實現別國的同等對待。
這樣的想法不僅在春秋，在任何時候都是天真的，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人人都抱著仁義禮智的理想主義行事，那麼就不會戰爭的發生了，所以高士奇學者曾經感嘆道“宋襄之愚也，至泓水之敗。”
2、無法分辨個人準則和國家準則
要說宋襄公的“仁義之師”是錯誤的嗎？倒也不見得，
只不過宋襄公並沒有認清“仁義之師”適用於個人行為準則，但是不適用於國家準則。
個人的發展如果想要透過“仁義”來達到受人尊崇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作為國家的領導人，如果把“仁義”當成是國家準則來看就十分不妥。
國家需要的是現實的考慮，是從根本出發，可以是禮儀之邦，但是不能以禮儀治國
，不然導致的結果就是像宋國一樣。
這就是宋襄公失敗的另一個原因，並沒有分清楚個人追求和國家需要的關係，最終導致了宋國滅國的悲劇。
國家不是實現個人理想主義追求的載體，政治也不是透過倫理道德來實現的
。法治社會，實力強國才是國家競爭中的標準，對於仁義禮智的倫理道德追求要有，可是要用在自身的人生追求之上，不能夠付諸治國觀念之中，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理念，所以說宋襄公的混為一談自然就只能失敗告終。
參考文獻：
［1］ 《中國曆代戰爭史》
［2］ 《史記》司馬遷
［3］ 《左傳紀事本末》高士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