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語的“nation（民族、國民）”和西語“people（種族，教民，族人，居民）”，是比較典型的西方歷史文化範疇。這就是說，西方的“民族”理念，是伴隨西方的“民族國家”歷史進化情況而產生出來的。
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前，西方各國還普遍處於事實上的“封建”時代，這樣的以采邑、種族、語言、宗教教區、教民和世襲貴賤國民去組成國家國民成分的封建國家，顯然是不利於現代產業社會歷史程序的，
因此，伴隨18世紀以降的西方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西方各國普遍進入了淡化過去以往以種族、語言、宗教信仰、貴賤制度去新立國的時代潮流。
特別是1789年發生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降，西方各國的封建國家制度逐漸被粉碎解體，這樣，就產生出了不分種族、語言、宗教信仰、生產方式和地域，而共同生產生活在同一歷史、文化、價值觀、語言中的新國家形態，這，就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嶄新的“民族國家”形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由於過去以往的西方封建國家長期歷史形態的慣性作用原因，西方各國過去以往那種以種族、語言、生產生活地域和宗教信仰等標準去區分族群的文化習慣勢力還不時會侵擾18世紀以降才產生的西方現代國家形態。
因此，18世紀以降，新語彙 nation-state中的“單一民族之國，獨立主權之國”的名實內涵矛盾問題，嚴重困頓了西方人，西方各國都出現許多所謂的“民族”問題。
比如，18世紀以降就在傳統的法蘭克帝國統治區域中的德國和法國地區之中，產生出了極端強調日耳曼民族優越論的納粹民族主義勢力，這樣的殘餘文化習慣和政治勢力，甚至導致了20世紀的歐洲出現了迫害猶太人的種族主義運動，其甚至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素之一。美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族隔離政策，也是受此風影響作用。
凡是對中國與歐洲歷史稍有了解人們應該比較得出來，18世紀後期才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降產生出的歐洲“民族國家”形態，與中國大秦王朝和漢初時的國家歷史形態比較接近。因為，中國秦漢時代的大一統國家，也面臨著如何處理昔日的“秦、楚、韓、巴、蜀、燕、趙、齊、魯”等舊封建國家的歷史文明文化習慣問題，但是，由於中國歷史上少有以語言、種族、生產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去區分族別的習慣，且中國古人歷來有自由遷徙和淵源流長的且不分族別的和親通婚習俗。
因此，在秦漢大一統王朝時代使用了統一的語言文字和度量衡制度以降，特別是在西漢王朝徹底廢除了奴隸制度和建立出了相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會形態以降，中國國家形態之中，就極少再有區分什麼“秦晉、巴蜀、吳越、齊魯、燕趙、荊楚”人民的習慣了。
很遺憾的是，梁啟超等人在20世紀初期去研究和劃分中國民族時，他們是在不瞭解中國歷史的情況下去邯鄲學步、東施效顰了西方區分民族的習慣和方法了，這樣，梁啟超等人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製造出了什麼“漢、藏、回、蒙古、苗”等族別理念，且從而重大影響了20世紀以降的中國政治。
這裡特別需要指出，中國歷史上之所以不以語言、宗教信仰、人種、生產生活習慣去區別族別，而只是以“中原人、西夷、東夷、南人、北人”的區域去劃分人民，這不僅與中國歷史上古老、悠久的自由遷移、和親傳統相關，也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產生了名學，以致於秦漢時的人們對“白馬非馬”和什麼是“中國人”等名實問題，已搞得很清楚相關。由此可見“名實”問題，不是小問題，其是一門國家理論學說！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名學”，是中國國家學說之一。
透過對西語和西方歷史中的“民族”理念的瞭解，可知，歐美近現代史上的“民族”理念和內涵顯得十分混亂，幾乎就像一團亂麻一般地難以梳理清楚。不過，如果使用綜合和“模糊”的方法去縱觀歐美各國近現代史，可知，在歐美各國中，其中，也包括了與西歐文明文化的關係甚為緊密的美國在內，
他們的“民族”概念，可能更多是指意“民族國家”中的具有不同種族、不同語言和不同宗教信仰、但又共同生產生活在同一法律和人文制度之中的國家國民的意思。
比如，美國就是這樣一個比較典型的“民族國家”，美國國內生活著許多祖先來自於西歐各國的人，從人種、宗教信仰習慣和語言上講，他們都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又共同地認同自己是“美國人”。又比如，1879年以降，法國人就經常對外自稱是“法蘭西民族”，其實，法國人自稱的這個“法蘭西民族”就是指意的法蘭西共和國和其國民的意思，而事實上，法國內部還有許多操不同語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各自自稱是什麼高盧人、日耳曼人、撒克遜人、非洲人、亞裔人、穆斯林的國民。
由此可見，按西方人自己的習慣劃分，在歐美各國中，的確是存在著所謂的小民族（以人種、語言、宗教信仰作為區分標準的）和大民族（國家，國民）這樣的不同理念的。
比如，在20世紀初期，類似於德國這樣的以日耳曼族別為多數國民的國家中，許多國民就極力強調自己的“雅利安”人種血統，他們且有種族排異情緒，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國納粹分子會在1920年代以降充分利用了德國內部部分國民的這種納粹民族主義狂熱情緒去迫害猶太人和建立了納粹德國的原因。
而且，無論是在西語之中，還是深受西語影響的俄語之中，民族、民族主義和納粹化的詞根，都有非常接近的詞義。由此可見，出現在歐美近現代史上的極力區分所謂優劣民族的納粹主義狂熱和種族隔離歧視政策，並非偶然，
而的確與西歐近現代歷史上在如何區分和對待“民族”問題上的歷史困惑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與歐洲各族群彼此融匯的歷史時間太短有很大關係，甚至也與歐洲和中東地區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宗教信仰和種族去進行婚姻隔離的情況有相當關係。
關於歐洲近現代史上為什麼會出現令中國人萬分奇怪的族群互相排異的納粹主義問題，原因應該是清楚的！就近看，這很可能與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在他的祖國的英國於19世紀中後期對外進行狂熱的殖民地擴張時期所提出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及其“日耳曼人後裔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是天然優等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理所當然成為世界天然統治者”等一系列荒誕社會學理論，有相當的關係。斯賓塞的這種荒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曾經對世界各國的影響甚大，甚至透過中國嚴復的《天演論》也曾經重大影響過中國近現代史。
就遠看，西歐近現代史上出現的納粹主義也很可能與西歐中世紀曾出現的“十字軍”東征歷史情況有相當關係，甚至可能與歐洲歷史上甚為古老的法西斯文化傳統有關係。由於這些問題，與本書無關，因此筆者這裡對這些問題不贅述，讀者可自行去了解這些問題。
總之，雖然西歐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降就形成了不分種族、宗教信仰的“民族國家”，但由於西方自身歷史中的一些些糟粕歷史文化傳統習慣原因，也因一些西方理論家立場各異的奇談怪論，或者說是因西方各國的“國家”發育歷史過於短暫的緣故。
導致了20世紀以降的部分歐美國家中一直存在著種族排異的納粹主義的社會問題，至今，這個納粹主義的問題也不時會顯現且折騰著這些歐美國家的社會穩定安全。西歐歷史文明文化交錯發展情況，一直持續到西歐工業革命時代，最終在1789年迎來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對西歐各國的國家性質的徹底改變，且使得西歐各國走出封建歷史而步入具備現代國家文明文化內涵的新歷史時代，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結語
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降，歐洲大地上的不再以語言、宗教、種族去區分國家國民，而主要以自己國家中的統一法律和自身國家在近千年歷史上所形成的國家文化傳統價值觀去重新組合成新的“民族國家”形態，就開始大量出現了。而這些產生在18世紀後期的“民族國家”，就是我們所知的現今西方各國文明形態。這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國家文明，僅僅肇始於1789年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