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泰到齊齊哈爾後，試圖藉助外部力量，恢復在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統治。據於駟興致東三省總督、奉天省巡撫稟文所附節略內稱“扎薩克圖郡王烏泰以本旗有匪警，避亂赴卜，求見廓米莎爾索克凝，復介索克凝求見伯力總督，伯督命之赴哈相晤，是役烏王住哈二十餘日，俄員備公館，伯督增快搶十二杆，烏王亦以象片託由們督轉呈俄皇，並訴稱中國欺壓蒙部太苦，一再向伯督求庇護。伯督允為代奏俄皇設法保護。

當時的東北在俄軍的控制之下，烏泰已經在準備藉助俄國的力量恢復統治。但根據節略所述，正在廓米莎爾索克凝處當差的喀喇沁中旗人阜海，勸說烏泰道：“王系中國藩屬，徒求外人無益也”，併為烏泰與奉天將軍方面聯絡，使烏泰暫停了同俄國的接觸。

也許是在阜海的謀劃之下，烏泰藉助於盟長色旺諾爾布桑保被屬下弒殺，而清廷並不知情的時機，不顧禁例直接上奏，藉以立功來得到清廷的認可。

其奏摺大致可分為四方面內容：第一是揭露盟長色旺諾爾布桑保被害的情形，其中大部分為實情，也有少部分為烏泰添油加醋之筆。第二是聲稱盟長死後，扎賚特郡王“旺拉克帕勒濟派協理臺吉穆隆阿帶兵奪取盟長印信”，即認為其代理盟長並不合理。

第三是保舉新的正式盟長人選，查達爾漢親王那木濟勒色楞與奴才往日接談，見其人素系品行端方，老成可靠，猶能仰體時艱，深明大義，且於軍務公事均稱熟練，即請柬放該王那木濟勒色楞正盟長，以安藩封而重值守，若烏泰真能保舉盟長成功，則其在哲里木盟的地位將大有提高，可見其意圖不小。

第四烏泰則對奏事權問題做了一番論述，伏查蒙古正、副盟長，向無奏事之權，定例由理藩院節制，奴才本不應越例擅行奏請，第因形勢萬難，未便安於緘默，是以先行陳明，稍盡蒙古愚誠，仰達天聽。

抑奴才更有請者，嗣後遇有地方應辦緊要公事，關係國計民生及蒙古禍患各事，可否勿庸拘執定例致誤事機，準由蒙古各盟正、副長核實徑行具奏，並一面呈報理藩院知照。

烏泰這個無奏事權的已革副盟長的上述奏摺，是如何遞送到最高統治者手中的，無從得知。但顯然他並不滿足越例上奏，要為各盟的正、副盟長謀求正式的奏事權，以為日後長遠考慮。烏泰這份奏摺，雖以色旺諾爾布桑保之死為由上奏，但真實目的則是提升自身的地位，希望恢復在科爾沁右翼前旗的統治，其考慮可稱深遠。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烏泰的奏摺獲批，之後，便派欽差大臣裕德查辦案件，並由科爾沁左翼中旗親王、那莫吉色楞署理哲里木盟盟長職務，但之後的形勢並沒有按烏泰預計的方向發展。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三十，理藩院代奏了科爾沁右翼前旗巴圖濟爾噶勒等人、呈控烏泰的奏摺。著裕德會同增祺，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裕德

變多

了一項查辦內容，烏泰又成了被告。

相關的，裕德又陸續接到、上諭將科爾沁右翼後旗致斃蒙員多命、烏泰開復之爭等案併入調查。烏泰被徹底捲入官司，其命運只能由案件的審理結果來決定。此時，中央政府成了唯一能緩解科爾沁右翼前旗內部矛盾，和混亂局面的力量，此外已經沒有其他方法能夠調和，這便為下一步的官墾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光緒二十八年初，烏泰在阜海的幫助之下，經盛京將軍增祺派員兵前經護送回旗，並接濟銀三千三十兩，得以安全回旗。

調查案件的裕德和增祺認為在這兩年中，烏泰不能和協統議、持平立議，固足折服齊心，而巴圖濟爾噶勒懷疑呈控，亦非事所應為，惟該旗亂匪粗平，整飭地方，清查戶口，在這均關緊要，擬將札薩克圖郡王烏泰之札薩克職、臺吉巴圖濟爾噶勒之協理職，一併奏請督行參革，仍準留任，勒限三年，旗內鬥爭的雙方被處以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處分，旗內的統治秩序得以勉強恢復。

私墾問題是科爾沁右翼前旗各方矛盾的焦點，此前多次的官司，也都沒能徹底決解這個問題。該臺吉、壯丁深知耕種之益，亦思自行墾種，但膏腴之地，早為外來荒戶所佔，欲驅不可，欲攘不能，遂至忿爭成隙，訐告不休。

但相比於之前增祺的消極承認態度，這時他和裕德則主張對該旗進行放荒開墾，即在官方的主導下開墾該旗的土地。這種轉變的原因很多，除了強化對蒙統治的長遠考慮外，財政的籌款，是很重要的盤算。

在光緒二十五，年黑龍江將軍恩澤便奏請開放扎賚特旗土地，並由戶部核定了章程。此時雖然因戰亂並未真正開始放墾，但扎賚特旗的放荒章程內有荒價一半報效國家，一半歸蒙旗的規定，這對於籌款心切的盛京當局很有吸引力。在同時，清政府的對蒙政策也有轉向的意圖，於是開墾之事順利得到批准。這樣，科爾沁右翼前旗進入了官墾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