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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強調“寬嚴相濟”的立法原則，在死刑案件中尤為謹慎。從北魏法到隋代法，都有死刑執行的法律規定。隋煬帝違反了這項法律，濫殺無辜，後果非常嚴重。貞觀元年，唐太宗對朝臣強調“死不可再生”，主張“用法務在寬簡”。據《大唐新語。持法》記載，一次，唐太宗到大理寺提審死囚人犯，其中有一名是被大理寺卿唐臨判處死刑的人犯，“嘿而無言”，表示認罪伏法。而其餘十幾名死囚是唐臨前任所判處的，個個“稱冤不已”。太宗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死囚回答說：“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為此，唐太宗讚美唐臨說：“為獄固當若是。”至於死囚“五覆奏”，則與唐太宗錯殺張蘊古一案有關。

過據記載，貞觀五年，大理丞張蘊古的鄉親李好德因“言涉妖妄”，詔令拘繫入獄，備案審理。蘊古上奏太宗，說李好德平時患有癲瘋病，胡言亂語，依法不當論罪，太宗准予對李好德寬免。張蘊古私下將太宗的旨意密告李好德，“仍引與 博戲。”侍御史權萬紀上奏彈劾張蘊古，唐太宗在盛怒之下，下令將張蘊古斬首於長安東市。行刑後，唐太宗發現張蘊古雖然犯法，但罪不至死，對自己怒殺張蘊古很是後悔，便對宰相房玄齡說：“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鉅細，鹹當留意。

今不向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粥？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此，唐太宗下詔書說：“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從此，死囚五覆奏成為法律上的規定。詔書又說：“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具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張蘊古於武德九年十二月，曾向唐太宗上《大寶箴》，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進諫，深受唐太宗嘉獎，並提拔他擔任大理承。

唐太宗從錯判張蘊古死刑一案中吸取教訓，做出了凡判處死罪必須五覆奏的法律決定據《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記載，貞觀五年十二月，唐太宗對侍臣說：“聯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更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

為此，唐太宗於同月丁亥日下達制書，制書說：“ 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制書下達並付諸實行後，“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群唐太宗為認真落實死囚 五覆奏法律，一再告誡臣下要認真執行。據記載，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雲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及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

唐太宗對司法部門和官員把五覆奏流於形式的作法很是不滿，提出指責，並做出“三日中五覆奏”的法律規定，杜絕“雖雲五覆，一日即了”現象的發生。唐太宗認為只是在時間上做出規定還不夠，因而又“手詔敕日”：“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唐律疏議》對違犯死囚覆奏法律的司法官員，根據不同情節做出予以徒刑或流刑的處分。這些法律規定，顯然是從隋煬帝“不待奏聞，皆斬”等酷刑中吸取教訓有關，而錯殺張蘊古一案，亦是推動唐太宗做出上述法律決定的動因之一。這一切，無疑有助於減少冤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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