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農耕文明大國，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對土地的情感外人難以理解，加上古時交通不便，人們世代生活在一個地方，這種情感更是由地及人的催發出來，正如儒家經典中強調的“父母在，不遠遊”一樣，這種以孝感為先的鄉土情結，早已隨文化的薰陶深入了中國人的骨子裡。

如果真有必要遊於遠方的遊子，“落葉歸根”就是他們一生中必然要做的事情，無論是顯赫還是貧困，在他們老時或死去的時候，無法“落葉歸根”，那麼這就會成為他們生命中最大的憾事。像近現代很多遠遊海外的華僑，紛紛不遠萬里的回鄉尋根，就是出於這個淳樸的原因。

無論是近代的大文豪魯迅，還是古時的蘇軾杜甫李白等大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出現了濃濃的歸鄉情結，像魯迅的《故鄉》，蘇軾的“減字木蘭花——不如歸去”，李白的“何處是歸程”，而像現代的普通百姓鄉民，他們只能以擠滿火車的行動，來表達他們歸鄉的強烈願望。

但古時的普通人，他們中有一些人對這種歸鄉情結，卻表現出了一種令人詫異的方式。在唐朝的唐懿宗時期，一批戍守邊地計程車兵，因為戍期滿時無法歸鄉，竟集體造反，意圖結伴一起殺回老家。

在唐代，邊地的戍卒有著明確的戍守日期，一般為3年一換，這些戍卒遠離家鄉，他們在邊地艱苦戍防，碰上邊地戰事繁亂的時候，很多人往往死在異地，連屍骨都帶不回去。所以歸鄉的心理對他們而言，比之一般人更強烈和渴望。

這批因為無法歸鄉而造反計程車兵，是戍守桂林的戍卒，唐時桂林隸屬於安南都護府。唐懿宗時期，因為雲南的南詔國攻安南，朝廷命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數千人赴援，其中800人留下戍守桂林，並與其約定3年後可歸鄉，但直到6年後，這批戍卒都仍在桂林，他們多次向上請求返鄉，當時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以“軍帶匾乏，難以發兵”為由，要求戍卒再多留守一年，引燃了戍卒的憤怒，其中的許佶、趙可立等9人，更是一怒之下殺了都頭王仲甫，擁立糧料判官龐勳，起兵造反。

這以戍卒為主的“龐勳起義”也是唐末一次著名的起義事件，不過與其他喊著各樣口號的起義軍不一樣的是，這批戍卒義軍沒有任何的口號，他們也沒有像其他起義軍那樣，號召廣大的百姓團結起來，推翻某某腐朽的統治一樣，他們只是默默的奪取了兵器鎧甲，結伴一起向著家鄉打殺回去。

這是歷史上最奇特的一次起義事件，一次沒有任何“偉大、光輝”目標的起義事件，甚至連他們的首領龐勳，也只是其中一個默默無名的小卒，沒有像其他義軍首領那樣的“光彩奪目”。但這個因歸鄉而起的，並且因歸鄉的念頭而在途中不斷獲得勝利的“義程”，最後卻因為拋棄了歸鄉的理念遭遇了失敗，他們在離故土不遠的地方倒在了戰場上，龐勳當場戰死，餘者全部投河自盡。

這以桂林戍卒為主的“龐勳起義”，在悠悠的歸鄉情結下，最後只餘下了一聲歷史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