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項獨特的權力叫作便宜權，它有兩項基本職能，一是可以在職權範圍內辦理各種政務的時候有較大的自主權；
而是可以擁有較大的專斷權力。由於便宜權的性質，在處理突發事件的時候往往在短時間內有奇效，所以常常應用於明代各方事宜中。
根據王小崗在其《明代便宜行事規則研究》中整理，大致可分為整邊、剿寇、治河賑濟、撫民、理鹽、考績等方面。
其中整邊和剿寇二項中，便是最常見的軍事領域中的便宜權。明代軍事領域的便宜權下賜，最早體現在地方上的最高軍事指揮的官職之中，從最初的地方總兵發展到後來的督撫制度，到了明代中葉，出現了便宜權開始依附於信物上，較為代表性的就是旗牌。
一、明初將領
元末群雄並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後問鼎中原。
太祖在建國伊始，朝廷正值變革之際百廢待興，無論是財政管理還是軍事征討，有很多事情亟待處理，可謂內憂外患尚未平定，所以朱元璋常常下放便宜權給各級官員，以免誤事。在征討的過程中，由於戰事緊急，朱元璋也會將便宜權下放給將領，最早可見於征討張士誠的過程中，朱元璋賜徐達以便宜權：“上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
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除此以外，朱元璋不僅多次給予徐達便宜權，還將便宜權給予征討其他地方的將領。
如洪武十五年，遣使宣諭給正在討伐雲南等地的傅友德、沐英二人：“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概，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這種賜將領以便宜權的狀況，雖然從朱元璋去世後有所減少，但仍有不少的記錄，如永樂六年徵交趾時：“大軍及境，率先歸順討賊撫民預有勞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以便宜授職”，可見明初為了能夠快速得到邊境地區的臣服，除了可以便宜作戰以外，還可以讓總兵便宜授職給降民。
宣宗時期，朱瞻基給予將領以便宜權的記載也不少。
如赤城指揮同知方敏上疏請私置關防：屯兵缺農器，欲令往北京及大同置辦，須至開平衛給文憑，緣路出獨石之外，虜寇出沒，往復為艱。臣擬自置私記關防，立號簿給批為照行在。關防本來只能由兵部下放，私置關防乃是大罪，所以不少官員反對，而宣宗卻同意了方敏的建議：“上曰：邊境事或有重於此者，使守將得從便宜則緩急可行其從之”。
五年，宣府總兵也因赤城頻遭遊牧民族騷擾，於是上疏請求調兵，宣宗也同意並回復：“遂敕廣等曰，朕以邊務付爾事，有便宜從爾斟酌，但宜審度，務保十全”。可見，既是官員身份的證明，又能代表官員行使權力。有此關防的蓋章才能讓官員的命令或上疏具有合法性，具有行政效力；
同時又能夠使官員的職權得以完整，但不具備便宜權。
宣宗之後，漸漸由中央派遣官員對地方視察，即行督撫之責，原本的指揮使、總兵等將領的自主權縮小，需要受朝廷派遣的官員節制。
如英宗時期，兵部尚書王驥受朝廷派遣三次征討麓川，朝廷為了讓王驥儘快平叛，決定給王驥以便宜權：“敕書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等從長計議，便宜處置，具實奏聞”。自此，英宗後期對於便宜權的賜予也逐漸向這些朝廷派遣的官員上傾斜，很少給予總兵等將領。
二、督撫明代的御史
為了發揮其監察地方的作用，從巡按御史到督撫，常常與便宜權的關係非常緊密，而與軍事領域關係最近的就是督撫之職。
督撫官職的出現比較晚，但督撫的職責卻出現得很早。趙現海在其論文《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中，集史學前輩眾家之長，將督撫制的由來敘述的較為清楚：巡撫的設立是為了朝廷對地方上整飭軍務、加強後勤管理、節制三司之用；而總督則是巡撫軍事化的結果，到了晚明時期，以九邊軍鎮均設總督，權力凌駕於巡撫之上。
督撫二職中，巡撫多由朝廷所派文官擔任：“以後漸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撫各處邊腹，事畢報命，即停不遣，其名或雲巡撫，或雲鎮守”。巡撫之職曾反覆設罷，“天順元年，以總兵官石亨言，盡革天下巡撫。及亨敗，復設如故。
至正德二年十一月，劉瑾亂政，取回天下巡撫官；瑾誅，復設如故”。
起初巡撫地方並無掌軍之權，但後來朝廷往往加提督軍務或參贊軍務之權，名義上為以文協武，實則為了牽制地方總兵等將領。
在此基礎上，就需要加便宜權以節制諸將。如王小崗在其《明代便宜行事規則研究》中所敘述的憲宗初登基時給予四川巡撫汪浩便宜權剿寇，以及後來賜遼東巡撫彭誼、大同巡撫鄭寧以便宜權整飭兵馬等事，皆可看出自巡撫的職權包含對地方的軍事活動的管控時，朝廷為求安穩，便下賜巡撫以便宜權節制。
此外，不僅對軍事活動有便宜權，在一些時期巡撫還有便宜軍法之權，如嘉靖時期：“貴州銅平等司，及湖廣鎮草諸苗復叛，廵撫王學益條陳經畧事宜，一嚴軍令，言貴州官軍任戰者少各上司目兵亦緣征戍頻繁，紀律漫弛，幸得以軍法便宜行事，庶可整齊”，也就是說，便宜權從行政權上升到了包含軍事法紀的裁判權。
進入到嘉靖後期，明代也進入到了頻繁的戰爭時期，而戰爭往往不僅限於一城一鎮，往往是一個區域，所以巡撫之職權逐漸下移，總督一職取而代之。
總督早時亦稱總制，未成官職之時，是一種職權，直至上節所述英宗時期王驥以兵部尚書視邊，有明一朝“以總督軍務入銜”，自此後總督成為官職。相較於巡撫多由文官任職，而總督卻較為複雜，上至王侯勳貴，下至心腹宦官皆可任職。
有明一朝除太祖朱元璋外，歷代帝王都對宦官多少有所倚重。
在眾多行政領域中，宦官還曾一度在軍事領域中發揮過作用。
或以監軍之職用以充帝王耳目監察將領，受寵之時甚至充總督、提督，直接行使官員職務。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明一朝宦官雖曾執行過將領之職權，但朝廷卻對於下放過便宜權給宦官卻非常謹慎。
如王瑾、興安、曹吉祥等宦官皆曾統過兵，但皆未下賜便宜權，所賜者惟見於正德年間張永一人：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務……俱聽永節制……永因請凡軍前機務，悉聽便宜從事，違者先處以軍法然後奏聞，且請給勘合三百道，銀牌五百面，彩五百，以賞有功，皆許之。
總制提督，與總督無異，而一介宦官竟能領總督之職，行便宜之權，實為明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只能視為特例。
總督之職本來有多項職責，管理包括整邊、剿寇、河道、漕運、鹽政等事，但仍以軍事活動為主，嘉靖後職權之高可以總攬一地軍政大權。
史料記載之中，以總督之職後加便宜權的事例數不勝數，更曾在憲宗時為平兩廣之地的叛亂，與便宜權合二為一下放：“會廷臣推舉文武大臣各一員，假以總制便宜之權”。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督撫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同時因為戰事頻發，其職權也愈發尊貴。
至晚明督撫之官員多兼掛都察院之銜，這從本源處就體現了朝廷擔心督撫行事不便，故從兼職入手，變相賜給督撫以便宜權，以督撫掛職都察院逐漸成為定製。
可以發現在軍事領域中的便宜權有兩個特點：一是僅對在地方上任職的、或由中央派遣去地方的軍者下賜，中央的官員一般不賜；
二是便宜權只對職權最高的官員下賜，明朝早期總兵節制地方軍權便下賜總兵，後期督撫節制總兵便下賜給督撫。
將便宜權充斥於地方官員的職權之中，可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把握戰機。但是往往官員有便宜之權卻不能擅用，小事可自主決定，大事卻仍需向朝廷請示。
尤其到了明朝中葉更是如此，因此便需要由朝廷再次下賜敕書、旗牌等物來完善擴充便宜權。
三、旗牌
在有明一朝的軍事領域中，便宜權除了間接融入官員的職權之外，朝廷也曾將便宜權附著在一些信物之上。
頒賜給所需官員用以行使便宜權，除了晚明的尚方劍，早在其之前便早就產生了旗牌這種蘊含便宜權的信物。
旗牌之論，柏樺與李瑤在其《明代王命旗牌制度》中已幾近備述。旗牌之物原為明初將領統兵之用，直至天順五年出現了第一次與便宜權相近的描述：“仍命文臣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排程”。此時旗牌的主要功能還只是統兵，直至正德年間，旗牌制度才與便宜權正式接軌。
正德十二年，南贛巡撫王守仁上疏：“假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部議請許之”。
自此，申請旗牌成為地方督撫向朝廷申請擴大自身便宜權的一種渠道，但這至明朝中葉為止，旗牌的權力還只停留在調兵遣將上。而在嘉靖年間，旗牌的權力除了便宜權外，開始有了專殺之權的雛形。嘉靖年間南倭北虜問題日益嚴重，曾有浙江巡撫朱紈等人向朝廷申請過旗牌，即求賜便宜之權，並逐漸擴大了旗牌的權力。
嘉靖二十七年，朝廷同意下賜給了朱紈旗牌以剿海寇。
整個過程在劉曉東先生的《“服遠”與“治近”：嘉靖二十六年明廷的遣明使處置》中已近備述。最後朱紈卻自裁而亡，其罪名之一就是擅。但這種擅殺行為的過程和原因，與朱紈論罪之間的關係，在劉曉東先生看來是值得推敲的。
就是朝廷下賜旗牌的過程和賦予旗牌“便宜處置”的過程，是一個繁瑣且緩慢的過程。
當是時，朱紈已經緝拿了匪首和一些水寇，由於前車之鑑朱紈不能任之放虎歸山，但朝廷又不肯徹底放權，時局又不能允許拖延，所以才有了擅殺一事。這個過程正是體現了旗牌制度的複雜和侷限性。自此後，旗牌的權力稍稍有所提升。
嘉靖二十九年得以擁有軍法裁判權：“加總督京城九門官二員，用定西侯蔣傳、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給旗牌令以軍法從事”。
也旗牌可以根據軍法定罪殺人，不用再向朝廷申請。棋牌的權力有所上升以後，又面臨著大數量、高頻率地使用危機。
根據柏樺先生的描述，嘉靖年間增加了四百副左右的旗牌，而到了萬曆初期，旗牌總數已經多達數千，朝廷也因此需要以一種新的信物來代替旗牌重新重權。
但有明一朝，旗牌並不單獨具備專殺之權，仍需搭配以朝廷頒發的敕書內容為依據，才能證明是否擁有專殺之權，而且從描述來看，所擁有的專殺之權也必須要依照律法而行。加之其所含有的便宜權也不過是調兵遣將之用，並不能衍生出對一方戰事總攬軍政大權的作用，可以說權力下放得還不夠徹底。
但旗牌在戰場上可以節制將領、誅殺不法之兵將，從效果來看，可以說正是尚方劍的前身。
四、總結
明代軍事領域中便宜制度的發展過程，其實是透過兩條線發展而來的。一條便是在地方軍事活動中，最高指揮官的官職變化，這個變化過程即：指揮使司——總兵——督撫——經略——督師——信物。
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宏觀上說是因為便宜制度自身的侷限性。
這種侷限性同樣體現在中央在管理地方上的矛盾之中，這種矛盾即因為從地方傳達到中央資訊真偽的判斷、抑或傳遞不及時等問題。
而因此導致中央對地方官員的不信任態度，而實際上又必須給予地方官員足夠的權力以處置應急事務，以免錯失軍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