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時期，伴隨著歐洲傳教士來華，
西方文化也被大規模地輸入中國，從而引發了中西文化之間一場激烈的碰撞與深度的交融。
康熙帝是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中身份、地位最特殊的關鍵人物，康熙帝對西方科學的學習可以用“異常勤奮”來形容，他將處理國事之外的業餘時間凡乎全部用於學習當中。
而且
康熙帝
往往不滿足於僅僅學習天文學、數學，曾有一段時間，他還希望學習西洋樂理，為此，他特地聘請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為其編寫教材，講授西洋樂器的使用。
對於西方科技活動的引進，有觀點認為這是對儒學的擴充套件，也有觀點認為是對儒學的侵害，
下面本文就此進行敘述。
一、對儒家道統的擴充套件
《清史稿》曾評價康熙：“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觀。”可見，在康熙帝那裡，“
崇儒重道”與“幾暇格物”從來都不是矛盾的
，都是其“聖學高深”的體現。
對於康熙帝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後人都給予了諸多肯定
；然而對其＂幾暇格物＂的價值，卻未有足夠的認識，原因之一即是將科學技術分離於儒家道統之外的固有成見。
雖然古代的科學技術知識被廣泛運用於天文、曆法、
算術
等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領域，但是科技在儒家傳統中的地位一直不高。也正是因此，學界不少研究者將康熙帝
一方面實行理學治國、一方面大力倡導科學視為矛盾的行為。
實際上，這正是康熙帝的英明之處，他將科技視為儒家道統的固有內涵，大大拓展了儒家道統的內涵。
康熙帝的科技著作命名為《幾暇格物編》，其中的“格物”即是對朱嘉理學的繼承。“格物致知”是《禮記·大學》“八目”之一：格物一致知一誠意一正義、一修身一齊家一治國一平天下。
由此可見，“格物”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
，只是其內涵一直聚訟紛經，未有定論。至朱景補撰了《補格物致知傳》，將“格物致知”論釋為“即物而窮其理也”，並強調了格“天、地、草、木、鳥、獸”等自然界之物的重要性，這實際上為從“格物致知”到“科學”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突破。
雖然朱嘉最終所指向的並非自然問題，而是倫理問題，但其為後世儒者科學家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觀念支援：
其一，“格物致知”原理給出了一個一般的“主－客”模式
，故可以涵蓋科學問題：“蓋人屯、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這裡，一方是主體的智慧，而另一方是物件客體的物理。這與的荀子所說的“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是完全同構的。
其二，將研究“形而下之器”視為求得“形上之道”的重要途徑
，並在格自然之物方面積極探索。在《幾暇格物編》中，康熙帝對雷電、風候、潮歡、理氣、地球等自然現象進行研究時，都將朱嘉的理論奉為圭桌，在書中隨處可見他對朱嘉格物理論的讚歎：“其理甚確”，“皆因格物窮理中得之，後人想不到至理也”，“朱子論之極詳，無復多言”。
明末，因反對王學末流空談誤國而興起的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掀起了研究自然科學的一個高潮。
以徐光啟為主的儒家士大夫開始大力引進西方科技，以補救中國科技之不足。與明清之際的儒者們不同，康熙帝對西學的大力提倡不僅屬於對策稟理學經世致用思想的繼承，還源於其自身“聖王”身份的要求。
可以說，康熙帝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儒家道統的內涵
：其一，強調了科學技術在儒家道統當中的地位，並以開放的態度吸收西方科技的優長，既符合儒家道統“日新”的要求，又解決了中國科學技術的危機問題：其二強調了科學技術在“聖王”之“智”中的地位，努力塑造自身“知識權威”的形象，擴充套件了執掌道統的“聖”者的智慧體系。
二、對儒學道統的侵害
西方科技在康熙帝將道統與治統合二為一的努力中的作用問題
，透過前文的論述可知，西方科技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說，康熙帝皇權兼併道統、政權兼併教權的努力是十分成功的，其中最明顯的標誌之一即是諸儒對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服膺。
稱頌康熙帝，在李績、陳廷敬、明珠等諸多康熙朝儒學名臣的文集中隨處可見。
結合康熙帝“道治合一”聖王形象塑造的一系列努力可知，諸儒對康熙帝的稱頌，既非出於畏懼，亦非出於阿巧，即並不是“屈服”，而是相當程度的屯、悅誠服。
也就是說，康熙帝在屯、理上、精神上相當徹底地征服了這些儒家士大夫。
然而道統與治統長期以來都存在著既聯絡而又緊張的關係，“古代中國傳統上計程車大夫階層對於無邊皇權的有限制約，常常是透過知識與思想的闡釋來進行的”。
康熙帝透過一系列努力，取代士大夫階層而佔有對於知識和思想的闡釋權的過程，也是士人對皇權約束力大大降低的過程，其最終的結果是儒者道統話語權為的喪失。
此種情形在康熙帝與儒家士大夫科技互動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憑藉著對西方科技多年的學習和運用，康熙帝在此領域佔據了獨一無二的“知識權威”
的地位，他隨時可以用科技知識訓斥、教導儒者；並且，隨著康熙帝“師”之地位的鞏固，康熙朝士人也甘願交出話語權力，退而為“弟子”。李光地對“西學中源”說的闡述顯然是為了逢迎康熙帝的喜好，且“從立論到舉證幾乎都是循著梅文鼎的思路”。
而在“西學中源”說的倡導過程中擔當理論建構重任的梅文鼎對西學態度的轉變，也被看作另一種形式的逢迎。
起機梅文鼎對西學的態度“自利巧以西算鳴，於是有中西兩家之法，派別枝分，各有本末，而理實同歸”，與“東海西海、屯、同理同”的觀點較為接近，與其晚年大力宣揚的＂西學中源＂理論確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有學者評論這是一種被統治者所利用的、趨附他人的學術風氣，
而實際上，康熙帝“道治合一”聖王形象的塑造是必然結果。他巧妙地壟斷了本來由士人闡釋的真理使士人普遍處在失語的狀態。儒者對康熙帝的逢迎，並非僅僅因為對皇權的畏懼和諂媚，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康熙帝知識權威角色的真誠歎服。
由於統治者匯聚“治統”與“道統”於一身，以往二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區分也就變得模糊不清了。
所以這些儒生固然獲得皇帝鼎力的支援，藉以實現文化的理想，無意中卻付出昂貴的代價而犧牲了“道統”的自主性。換句話說，傳統裡“道統”批判政治權威的超越立足點被解消了。
總之，如果以實證主義的歷史學眼光來看，康熙帝的努力的確是成功的，他大大強化了皇權和滿清執政的“道統”合法性
；但是，如果以更為廣闊的歷史哲學的眼光來看，康熙帝的努力卻是對道統的侵害和對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阻滯。在現代社會，“道治合一”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它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執行機制，既不符合現代政治的“政教分立”原則。
不僅如此，即便在現實的權力執行結構中政權高於教權，然而在價值觀念上教權要始終高於政權。
在這個問題上，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關於道治關係、政教關係的論述是值得注意的。
三、
總結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一直有多種評價標準。
有的評價充分考量歷史人物所處的環境，較為“寬容”地對待其思想上存在的時代侷限性：有的評價更為注重歷史人物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故而“嚴苛”地審視其是否有超越時代的思想價值。在康熙帝科技活動的評價問題上，我們應該從正反兩方面去看待，不可一味批判，也不可一味稱讚。
從“儒家道統”與“清初科技發展”兩個方面對康熙帝科技活動進行了評價
；其一，康熙帝對西方科技的掌握和利用大大拓展了儒家道統的內涵，但也因剝奪了儒者的話語權而降低了士人對於皇權的約束力，以更為廣闊的歷史哲學的眼光來看，其最終實現的“道治合一”是對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一種阻滯。
其二，康熙帝對西方科技的探索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為清初科技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其權威的形象和對科技活動的獨斷也造成了科學研究單一於科學研究者失去話語權，這最終會導致科學技術喪失其內在發展活力，
從而阻礙科學技術的良性、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