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熱帶榕樹，本篇我們共同探討《鹽鐵論》第35章《授時》相關內容。
所謂“授時”，典故出自《書經》，翻譯過來即“敬記天時，不失農時”的意思。
不過這個詞在本章節中並非特指農業，而是泛指整個社會生產體系。
具體來說，桑弘羊與賢良文學就如何發展生產，構建美好社會進行了辯論。
一、理想社會
本回閤中，首先發言的仍然是桑弘羊，不過他的切入點是法律而非經濟。
這主要是因為第34章《後刑》篇中，雙方剛剛就禮治和法治的問題爭論不休。
桑弘羊認為嚴刑酷法就是好，因為朝廷殺的都是壞人，消滅壞人就是保護好人。
賢良文學則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刑罰是用來推行教化的手段。
百姓好不好，關鍵在於朝政行不行，一味的嚴刑酷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向民眾實行恩惠時很高興，用刑法時很難過。
所謂：
“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對於這個說法，桑弘羊是不服氣的。
所以《授時》篇一開頭，他就延續了這個話題，並引用了《韓非子》中的典故進行反駁。
簡單來說，同一個社會，同一個地區，如果沒有碰上天災人禍而獨獨貧窮的，要麼就是懶，要麼就是揮霍無度。
同樣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副業外快還能富裕的，那肯定是因為勤勞節儉。
所以，懶惰奢侈之人值得同情嗎？幫助了他們是善政，是仁義嗎？
由此可見“施惠悅爾，行刑不樂”的治國方針是不負責任的。
所謂：
“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
對於這番說辭，賢良文學不能認同，他們反駁道：
“三代之盛無亂蔭，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
什麼意思呢？
用現在比較流行的哲學詞彙總結一下，形而上學是不對的，分析問題需要用辯證法。
三代之治鼎盛時期，天下沒有亂民，夏商末期，百姓沒有不反抗的。
言下之意，民眾懶惰還是勤勞，作惡還是行善，不是孤立、靜止、一塵不變的。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造就什麼樣的人，朝廷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以明君設立學校，推行教化，等政治和教化結合在一起了，仁善就會成為人的天性了。
這裡要補充一個背景，賢良文學的這些話沒有引用先賢古籍中的原文。
不過他們的論點和《孟子·盡心》篇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曰：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
其實話講到了這裡，已經算是在邏輯上成功反駁了桑弘羊的善民惡民，嚴刑酷法之說。
不過賢良文學還在繼續論述，並丟擲了全新的觀點。
大家不是一直在討論如何讓社會變得更美好嗎？
那構建美好社會的前提和基礎是什麼？是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
所謂：
“富則仁生，贍則爭止。”
你去敲別人家的門討要一些柴火和水，就算很吝嗇的人也不會不給，因為柴火和水很多。
同理，如果為政者讓糧食也多的跟柴火和水一樣，天下還有不仁義的民眾嗎？
這個邏輯沒毛病，那麼具體要怎麼做，才能讓物質財富豐富到如此地步呢？賢良文學的原話是：
“故禮儀立，則耕者讓於野，禮儀壞，則君子爭於朝。”
爭與讓是決定性因素，直接與社會貧富掛鉤，所謂：
“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
這兩句話粗看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其實這裡引用並高度濃縮了《荀子·富國》篇開頭的內容。
荀子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群居的，依賴分工的社會，但不同的人之間差距又是很大的。
聰明的與愚笨的，強壯與弱小的，幹活偷懶，搶功勞積極的。
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合理的秩序，就會出現“爭”這個現象，叢林法則橫行於世。
所以儒家才會創造禮儀制度，目的就是確定名分，劃清大家的權責義務。
名分確定了，社會就能有序運行了，即所謂的“讓”。
所以，“爭”帶來貧窮，“讓”帶來富裕，這裡賢良文學其實是進一步諷刺了桑弘羊。
單純採用嚴刑酷法，忽略禮治仁義，是不可能讓社會變得更好的。
二、道德教育
以上理論環環相扣，不過桑弘羊顯然不服氣。誰說民眾富裕了，就會仁義的？
看看社會上的現狀吧，博戲馳逐之徒都是富家子弟，沒看見他們道德水準有多高。
這裡需要補充一個背景，漢代有錢人其實已經玩的很高端了，博戲就是六博戲，漢版賭博。
馳逐字面意思是追逐奔跑，這裡通常指賽馬。
除此以外，司馬遷在《史記》中還記載了鬥雞走狗，熬夜打獵等多種玩法。
以上案例無不證明了富裕與仁義並沒有直接對應關係。
民眾太有錢了，要麼驕奢淫逸，生活墮落，要麼起而為非，四處作惡。
由此可見，賢良文學所謂的建立秩序、民眾富裕、道德水平提高從而建立理想社會的邏輯鏈是有問題的。
如果民眾幹活不盡力，花錢不節約，就算錢財再多還是會敗光的。正所謂：
“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這句話有點歧義，“有民不畜”，網上各個版本基本都翻譯成“民眾不去儲蓄”。
但個人認為理解成朝廷不去管理民眾，可能更符合上下文的邏輯。
總之桑弘羊全盤否定了富裕和道德之間的聯絡。
既然富裕和道德是兩個獨立的，沒有直接關聯的事物，憑什麼說富裕了就能建立美好社會？
就算百姓真的很有錢，如果不勤勞，不節儉，沒有美好的品德，很快就會再次貧困。
所以想要富，還是得朝廷插手，加強管制，給大家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這番說辭講完，賢良文學照樣是完全不認同的，於是從兩個層次展開反擊。首先：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
理論對不對，主要看實踐。以前周公治國，天下沒窮人，也沒聽說官府幫誰種田織布的。
只要確定名分，劃清責任義務，降低稅收，百姓自然就會富起來的。
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話翻譯一下，朝廷自身定位應該是規則的制定者，是裁判員。
既然是裁判員，主要責任就是維護規章制度，親自下場運動的事最好少幹。
那麼百姓富裕以後呢？賢良文學的論述開始進入第二個層次。
桑弘羊不是強調富裕和道德沒關係嗎？的確，人有錢了，不一定會仁義。可是兩者絕不是毫無關聯的！
《論語》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管子》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
先賢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富裕和道德是一種遞進關係。
富人不一定仁義，你絕對沒法指望窮人做到仁義禮智信。
真正正確的做法是什麼？先讓百姓富起來，之後再提升他們的道德水準。
所謂：
“富民易與適禮。”
如此，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美好的社會不就到來了嗎？
三、官府職能
如果僅僅從富裕和道德間的關係看，賢良文學的言論明顯是更有道理的。
所以桑弘羊直接放棄了這個話題，將主攻方向調整到了官府的自我定位與職能上。
他引用了《論語》中的典故：
“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這句話的原意是孔子的一種教育理念，我們都愛孩子，不過不能溺愛。
讓孩子知道生活的艱辛，教給他們正確的人生道理才是真正的愛。
朝廷與百姓的關係類似於父親和兒子，所以放任自由，減少管制是很不負責任的。
官員春天親自耕種，對窮困的民眾發放貸款，建設水利工程，讓輕罪服刑人員回家種田。
這麼多事情做下來，百姓還有窮的，那都是不走正道的。
這裡補充一下背景，官員春天親自耕種指的是籍田禮，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天子和官員親自下地，象徵性地耕種幾下，按照東晉幹寶的《周禮》註解，其意義有三：
“一曰奉宗廟；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
發放貸款，根據史料記載，漢代既有民間借貸，又有官府借貸，當然桑弘羊所言肯定是官府借貸。
這個資料不多，各類文獻只有零星幾句記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西漢官府放貸具有救濟性質。
例如《漢書》記載，漢武帝元朔元年：
“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相當於跟官府借錢的，過了一段時間後有實在還不上的，那就不用還了。
此外漢武帝還曾透過放貸的方式，推動民眾向新徵服或者新開發的土地上移民。
至於水利，武帝時代相關工程不但數量多，而且規模大，既有民用，也有軍用。
如龍首渠、六輔渠、成國渠、白渠、漕渠、昆明池等等，成果極其輝煌。
當然徵用的勞動力也是相當驚人的，比龍首渠為例，《史記》記載：
“發卒萬餘人穿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對於桑弘羊的言論，賢良文學接下來的反駁歸納起來，核心只想表達一個意思。
這種發展模式是本末倒置的，官府做了這麼多事，錢從哪裡來？代價誰承擔？
他們首先引用了《孟子》中的典故：
“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
百姓中有窮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少收他們的稅，而不是放貸借錢。
百姓農忙的時候就少做一點工程建設，不要讓他們誤了農時。
西周時期召伯為了少折騰百姓，不干擾大家的生產生活，乾脆跑到民間的甘棠樹下斷案。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樣的呢？春耕沒人去種田，秋天沒人收莊稼。
這裡賢良文學側面肯定了一下漢武帝時期的工程建設的成果，曰：
“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
各地的大型工程確實搞起來了，成就很顯著，不過是以百姓吃不上飯為代價的。
這是勤勸農桑的做法嗎？至於籍田禮，官員掛著青幡，擺著土牛，表演給誰看呢？
到此為止，《鹽鐵論·授時》篇正式結束，本場辯論中，邏輯上賢良文學顯然要勝過一籌。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桑弘羊模式沒有可取之處。
那麼接下來，雙方還將就什麼問題展開辯論呢？我們下一篇再講。
參考資料：
《史記》
《漢書》
《荀子》
《管子》
《書經》
《周禮》
《論語》
《孟子》
《韓非子》
《鹽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