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相對於明代來說，開始時也沒有固定規制的欽差憑證。顯示出清初對於欽差並沒有足夠的重視。欽差的關防質地為銅，看似比不上督撫的銀質關防，但由於欽差領皇命辦事，所以其效力很多時候卻可以高於督撫，所以天然擁有極高的威權。

加之欽差大臣的派遣很多時候，都有鉗制督撫權力的意圖，所以很多時候欽差大臣的權威要更勝於督撫。由於欽差大臣派遣的臨時性，所以欽差大臣，通常只能處理一些臨時性的事務。欽差大臣在處理這些具體的事務時，確有其一定的優越性。

但是如果欽差大臣的派出越來越頻繁，那就表明，原有的處理事務的體制出現了問題，從而不得不依賴欽差大臣來解決。長此下去，必然會陷入惡性迴圈之中。所以派遣欽差大臣行使監察權，雖然能起到一時的效果，但並非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欽差大臣行使監察權，會對地方各級官吏形成一定的威懾作用。由於欽差大臣代表皇帝，所以擁有特殊的威懾力。但也是由於其本身派遣的臨時性，這種威懾力並不能持久。一旦欽差大臣撤離，不免又恢復如初。

但僅就威懾力而言，確實有一定的效果。魏源曾評論道：“國家承明之弊，決賽去壅。而今上六七載，各道省若涇縣之獄，渭南之獄，太原之獄，德清之獄，匹夫匹婦猶有不獲其情者，輒煩朝廷重臣親跋涉萬里。或內付廷尉，而後平反之。重蔽牢蒙，鹹卒破壞，故幽隱畢達，而吏不敢以民命草芥。”

朝廷寄希望於派遣欽差大臣，行使監察權來緩解矛盾。這或許能收到一時之效，但並不能挽回時局。清代皇權高度集中下，頻繁的派遣欽差大臣，也是加強皇權集中的一種手段。但這種臨時性的手段或許有助於加強皇權，但是清朝後期朝政的頹勢，卻不是依靠頻繁的派遣欽差大臣，就能夠挽回的。

正是由於監察制度本身的缺陷，並沒有及時的解決，在根本制度上不夠完善的監察體制，導致了清廷只能透過頻繁派遣欽差大臣，來彌補制度上的不足。這也表明了，欽差大臣的派遣，並非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只是一時救急之策。但是清代中後期，許多地方上的基本事務，都需要欽差大臣來處理。這就顯示了清朝政治的難以為繼。欽差大臣並不能挽回清朝的頹勢。

很多時候欽差大臣對地方時間的處理，未必能收穫預期的效果。很多案件的處理，常常需要派遣多批欽差大臣前往。這也說明了欽差大臣，並非都能完全公正行使自己的監察權。且很多欽差大臣能力有限，或者品德敗壞，致使皇帝所派任務不僅難以完成，而且又擾累地方。

所以，很多時候皇帝派遣欽差大臣，全靠責任是否得當，更多的把希望寄託在，所派遣欽差大臣品行高尚。當欽差大臣的品行，成為欽差大臣辦案成敗的關鍵要素，也就說明了欽差大臣查辦案件，行使監察權的能力得不到相應的保障。

清代欽差大臣頻繁派出這一現象背後，有很深的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比如封建社會到了清代皇權的極端加強。社會領域矛盾的不斷激化。這都促使清代統治者，頻繁派出欽差大臣來化解社會矛盾，彌補因政治體制產生的各種問題。但是，欽差大臣的頻繁派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重重的問題。

欽差大臣在出巡時，行使了監察權，這對原有的監察體制，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就監察權來說，欽差大臣行使監察權，首先對地方督撫的權力，形成了一定的制衡作用。因為清代督撫本身在都察院掛銜，而且在地方上有實質上的監察大權。

督撫權力的膨脹，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權力的二元對峙。欽差大臣的監察權的行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督撫的權力。欽差大臣的監察權的行使，主要是原有的監察體制有缺陷。所以，經常派遣欽差大臣監察地方。

這在清代中後期尤為明顯。顯示出清代中後期，體制上的問題已經非常明顯，但是朝廷不思改革，只是透過派遣欽差大臣來處理突發事件，這種策略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果，但絕非長久之計。

一旦透過派遣欽差大臣，難以解決問題的時候，或者欽差大臣派遣過於頻繁的時候，也就是矛盾最為激化的時期。客觀而言，欽差大臣的監察權的行使利大於弊，但是終非長久之計。

清代欽差大臣的頻繁派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有著很深的社會背景。監察制度的缺失，以及地方政府行政的缺陷，都是其原因之一。更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切的原因背後，都是清朝中央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環。

清代監察體制，也有其無法克服的頑疾。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清朝統治者顧此失彼，所以大多時候，只能派遣欽差大臣出巡辦理事務。但欽差大臣出巡辦理事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處理方式。並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社會矛盾。這樣就陷入一個惡性迴圈。

應當說，欽差大臣的派遣，確實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欽差大臣本身的品質，是關鍵因素，如果欽差大臣品質不佳，會更一步激化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