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11月，正在湖南湘鄉老家為母親守喪的曾國藩，奉命與湖南巡撫張亮基一起辦理團練，抵抗太平軍。

於是，曾國藩建立了一支5000多人的軍隊——湘軍，並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訓練。湘軍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團練，而是一支正規軍隊。這支軍隊不但有陸師，還組建了水師。湘軍的戰鬥力，也遠超團練。不過，湘軍有一點與團練是一樣的：他們都不屬於國家常備武裝力量，所需餉銀、糧草等，都需要在地方上自行解決，等於是“自帶乾糧”。

湘軍

曾國藩為了籌措湘軍的糧餉絞盡腦汁。

當時，各地辦理團練都面臨著餉銀的問題。解決的辦法一般有兩種。

一種是從戶部捐納局申請部照，設局勸捐，賣給有需要的富豪士紳。說白了，這就是買官賣官。這種辦法來錢又多又快，但是部照數量有限，用完了就沒有，不可持續。

一種是設立厘金局，對境內和過境商品百貨進行抽稅。這種辦法是在揚州幫辦軍務的左副都御史雷以諴發明的，初定徵收標準是值百抽一（稅率1釐），被稱為厘金。厘金來錢又少又慢，但好在猶豫不決，能夠持續多年。

曾國藩

這兩種辦法曾國藩都用過，卻都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獲得的餉銀極為有限。原因很多，歸根結底只有一個：湖南經濟較為落後，如曾國藩所說那樣，“竊湖南一省，向稱瘠苦之區”，比不上江南繁華富庶，富豪士紳屈指可數。而且，太平軍從1852年春天就進入湖南，各地被捲入戰亂之中，經濟發展幾乎進入停滯狀態，地主家裡也沒有什麼餘糧，確實拿不出什麼錢來為湘軍籌措軍費。

曾國藩眼看著手下幾千人馬嗷嗷待哺，心急如火。萬般無奈之下，曾國藩採取了一個無奈之策：以勒捐的方法籌款。所謂勒捐，就是把捐款份額強行攤派給地方上的富豪士紳。對於不交足捐款份額的富豪士紳，以各種理由抓走，直至他們的家人繳款贖人。

湘軍與太平軍作戰

實事求是地說，勒捐太不厚道，與古代土匪綁票差不多了。所以，這種辦法搞得地方上怨聲載道。

長沙的富豪士紳不多，最有名氣、家底最殷實的有兩家。一家是賀長齡。一家是陶澍。賀長齡官至雲貴總督、雲南巡撫。陶澍官至兩江總督。他們是湖南較早做到封疆大吏的傑出人才，雖然都已病逝，但影響還在。曾國藩不好意思找賀長齡家勒捐，因為他的長子曾紀澤早就與賀長齡的女兒賀氏訂婚。那麼，就去找陶澍家吧。

陶澍

陶澍只有一個兒子，叫陶桄。1854年3月，曾國藩派人找上了陶桄，要求他捐款。陶桄對於這種明火執仗的威脅，當然不買賬。曾國藩也不跟他客氣，將他軟禁在軍營裡，等待家人拿錢來贖。

曾國藩這種行為，惹怒了一個牛人——他就是與曾國藩、李鴻章並稱為“晚清三傑”的左宗棠。左宗棠與陶澍一家有很深的淵源。左宗棠在三次會試都落榜的落魄境地裡，得到過陶澍的鼓勵和支援。陶澍主動提出，與左宗棠做兒女親家，由獨子陶桄迎娶左宗棠的長女左孝瑜。陶澍病逝後，左宗棠又在陶澍家裡居住多年，撫養陶桄長大。現在，曾國藩竟然欺負到左宗棠女婿頭上，他必然要出頭幫助女婿。

左宗棠

左宗棠去找曾國藩，沒想到曾國藩一點面子都不給。最後，還是陶桄家人出面，交錢了事。

曾國藩與左宗棠原本是傾心相交的好朋友，但在勒捐事件發生後，他們之間產生了矛盾。對於這一點，曾國藩沒有迴避。後來，曾國藩對幕僚趙烈文說：“起義之初，群疑眾謗。左季高（左宗棠字）以我勸陶少雲（陶桄）家捐貲，緩頰未允，以致仇隙。”

駱秉章也知道這件事，在《駱文忠公自訂年譜》中記載說：“上年（1853年）冬，左季高先生自武昌回湘陰。屢次函請到省幫辦軍務，不就。四年（1854年）三月同婿陶桄到省捐輸，極力挽留，始允入署襄辦，仍不受關聘。”

駱秉章

原來，1852年左宗棠幫助湖南巡撫張亮基防守長沙，立下大功。1853年，張亮基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一度前往武昌，依然當他的幕僚。當年冬天，由於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左宗棠不願去山東，從武昌回到老家湘陰。繼任湖南巡撫駱秉章寫信給左宗棠，請他擔任自己的幕僚，幫辦軍務，左宗棠卻沒有答應。

勒捐事件發生後，左宗棠和陶桄到省城長沙完成了捐輸，駱秉章趁此機會，再次將左宗棠挽留下來。於是就有了左宗棠力助駱秉章從而名動天下的事情。如果沒有勒捐事件，左宗棠未必會去當駱秉章的幕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