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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與下篇文章《信任無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標籤，也是合規管理的痛點所在》實為一篇，為閱讀方便，分為兩篇。兩篇文章都從中西方傳統文化的不同發展線路與主旨，分析這種分異對現當代管理活動，尤其是合規管理活動的影響。
一、
文化衝突是人類一切
行為衝突
的
最基礎原因
人具有社會性，是高等級智慧生物，創造了文化和文明。人類以群體為生存條件，為了維護和延續社會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文化對人類的一切行動起著兜底的規範作用，具有基礎性的規範價值。
由於中西方文化的發展源流不同，歷史際遇不同，中西方文化於表於裡都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自然而然會影響到成長生活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影響到他們為人處事的方方面面，時時刻刻。
人類的管理活動只是人類眾多的行為型別之一，管理活動當然也受到不同文化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具有根本性，在現當代全球化背景下，隨著國際商事交往日漸頻繁，文化衝突帶來的商事衝突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尤其是中西方文化傳統之間。
在中西方文化視野中，對於商事活動的一些基本原則和精神，表面上或可達成文字上的共識，但實際上常存文化理解上的差距，有時甚至是完全對立，比如契約、協議、規則、規矩，表面看都是規範人們活動的行為規範，但在文化傳統和文化理解上，中西方常常大相徑庭，實踐上更是衝突之源。
二、
中西方
傳統
文化主旨比較：契約精神與
禮樂
思想
1、西方傳統文化
所強調的
是
契約精神
西方文化中的契約思想，最早源於古希臘哲學和羅馬法，初時作為商品經濟的產物，僅限於規範人們的經濟活動。到了16至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派的思想家，將這類契約觀念由經濟引入到政治、社會領域，試圖以此解讀和規範人類的社會政治活動，西方社會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變化，契約觀念開始滲透到西方社會的各個領域。
理解社會契約思想，是把握西方傳統文化中契約精神內涵與實質的關鍵。社會契約思想最早由古希臘哲學家、無神論者伊壁鳩魯提出，後經霍布斯、洛克發展，再由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啟蒙思想家盧梭推向頂峰，後來羅爾斯所提出的公平正義論，則可視為更進一步地豐富和發展了社會契約思想。
社會契約論者是從國家層面闡釋契約這一人類行為規範的，認為，在國家建立之前，人們處於一種自然狀態，每個人都有著自由而平等的天賦自然權利，可以基於這類權利自由行為，以追求和維護自身利益。但很明顯，每個人基於自身利益的自由活動，必然會產生衝突和爭鬥，所以，每個個體需要透過締結契約，將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自然權利讓渡出來，形成公權，並服從於公權，以此減少個體間的衝突爭鬥。
在這一過程中，契約締結的目的，始終是減少和終止人們行為之間的衝突，而對於公權的服從，也是因為契約中反映了締約各方個體的意願。所以，一旦公共權力不能保護甚或已然侵害到了個體的自然權力，違背了個體的最初意願，社會個體是有權力終止舊契約，重新締結新契約的。所以，社會契約的締結意味著國家的形成，社會契約的終止，意味著國家的瓦解，而社會個體也是有權力瓦解並重新締約形成新國家的。
可見，西方傳統文化中的契約精神，從一開始就蘊涵了契約關係中個體的平等、自然權利等一系列規則。而進入現代社會後，契約精神事實上已經內化成為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們的一種基本行為模式和主流價值取向，指導著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
2、
中國傳統文化
所推崇
的
是
禮樂
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美譽，叫作禮樂文化，中華文明也因之稱為禮樂文明。禮樂一直以來都是規範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最主要手段；甚至可以這樣講，正是禮樂文化的綿延傳續，成就了中國幾千年的超穩定社會結構形態。每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變的都僅僅是皇權而已，改朝換代從來沒有改換過規範社會生活的文化，正統的文化傳承既沒有中止中斷，也沒有重大發展變化，承載禮樂文化的儒家思想，總體上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思想。
梁漱溟先生曾說：“中國數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後那些人物，故說‘周孔教化’。”楊向奎先生也曾說：“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正是周公“制禮作樂”以及後來孔子傾力復禮的儒家思想，一舉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風貌，傳承後世，以至今日。
周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至高地位，被稱為“元聖”，即第一位聖人。周公的“制禮作樂”，奠定了我國禮樂文明基礎，也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使我國成為一個禮儀之邦，禮樂制度從此成為我國規範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要手段。周公所制定的禮，是維護統治者等級制度的政治準則、道德規範和各項典章制度的總稱，後來發展為區分貴賤尊卑的等級教條。樂則是配合各等級進行禮儀活動而製作的舞樂，舞樂的規模，必須與享受的級別保持一致。
孔子的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形式，認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孔子“克己復禮”的“克己”則強調個體的人對自己慾望的約束。《荀子·禮論》中有這樣一段話：“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由此可見，禮樂作為約束個體行為的規範，是周公、孔子等等儒學文化思想家的創制，他們以聖人的智思，為天下的普羅大眾制定了行為規範，這些規範俗稱為規矩，以“尊尊”、“親親”兩條基本路線展開，構建了等級分明的大同社會。
三、從文化角度區分一對
行為規範
概念：規則與規矩
到了現代社會，商業文明高度發達，地球已然變成了地球村，藉助於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跨境商事活動的地理距離已經不再是主要障礙，跨境國際經濟活動常態化，世界經濟快速進入全球化、一體化時代。所以，跨境商事活動中的行為衝突漸趨激烈，而這種衝突更多的便是文化衝突，或來源於文化衝突，尤其是中西方文化之間。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支援商事行為的契約，仍舊是他們傳統文化中理解的那個契約，不管是規則、協議、合同、承諾……都因為體現了雙方或多方意願，而需要得到切實的遵守和落實。
如果有人選擇背棄，那麼另外一方或多方當事人的當然選擇就是中止；你不願或不能遵守既定的遊戲規則了，那我們就中止遊戲，不和你繼續這個遊戲；如果你不願或不能遵守既定規則，進而還損害到了我的利益，那我的當然選擇一定是制裁，我要捍衛我的利益。這一切都是西方文化傳統下理所當然的邏輯。
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指導、約束一個人行為的文化規範從來都是外在的，所有規矩都是聖賢大儒們制定的，這其中並沒有包含被約束物件的意願，而且，被約束物件也沒有對文化規範（也就是規矩）的中止重建權力。
所以，當文化規範侵害到個體的自然權力時，被約束物件的傳統選擇是兩個極端，一是沒能力反抗時的極端順從，二是有能力反抗時的極端抗拒。在現代商事活動中，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契約、規則等行為規範的理解仍是規矩，一如聖賢們為我們制定的禮樂規矩，所以，我們對這些行為規範的基本態度不是遵守、執行，而是利用。這與西方文化中對契約、規則的理解大相徑庭。
作者簡介：所謂青蛙，供職於高校，管理學教授，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愛好書法、旅遊，願我的文字帶給你愉悅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