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劉秀在諸多豪族的支援下建立東漢政權，是為光武帝。最高統治者對協助自己建立政權和選擇歸附朝廷的豪族採取懷柔政策，對不肯順服的豪族、功臣則進行嚴厲打壓和限制，最終形成了以豪族為社會基礎的局面。
一、大肆封侯
對開國功臣的處置，是歷代開國君主必須解決的問題。西漢建立初，漢高祖劉邦分封建國功臣大片土地，又委以重權，其後竟發展為與皇權抗衡的地步，高祖不得已又花費數年時間翦除其勢力。東漢建立者劉秀則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懷柔政策，這既是其“柔道”使然，亦是其因勢乘便的選擇。
在劉秀懷柔政策之下，這些莽時已有權勢的豪族因建國功勳繼續擴張家族勢力，成為東漢社會豪族來源的重要部分。在天下尚未統一之時，光武帝劉秀即毫不吝嗇地論功行賞，終建武之世，功臣封侯者百餘人。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劉秀封諸功臣四縣，封賞力度之大，引得博士丁恭以“古帝王封諸侯不過四百里地……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為由上奏光武以示反對，劉秀卻未採納，一方面，他希望諸功臣可以保全其尊榮地位，傳其子孫；另一方面，他又勸誡、警告他們戒奢戒驕，謹慎行事，不忘漢恩，“長為漢藩”。光武的懷柔之道一直延續至一統之後，東漢元功“終無誅譴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下平定之後，劉秀以高秩厚禮答允元功、“優以寬科，完其封祿”的同時，亦免去他們武官職位。建武后期，多有功臣主動去職，或被罷將軍之位，如馬武定封為楊虛侯，建武十三年（37年）免去大將軍之位，朱祐定封鬲侯，建武十五年（39年）呈大將軍印綬，其他如臧宮、陳俊等人亦是如此。罷官之後，這些功臣往往“列侯奉朝請”，雖然他們地位極高，卻不能參與國家政事，東漢開國功臣三十二人，侯者百餘人，其中唯有鄧禹、李通、賈復可以參議國家大事。
必須承認，光武的措施，的確在一定程上保護了元功，湮滅他們因權勢而膨脹的慾望野心，避免了與皇權衝突導致的流血事件，使其尊榮傳至後代。而東漢元功同光武劉秀之間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他們在得到劉秀晉爵允答的同時，也的確恪守了光武帝“滿而不溢”的勸誡，多數功臣在東漢建國初即功成隱退，主動卸職，“修整閨門，教養子孫”，而終不為皇權所忌。
以雲臺二十八將之首鄧禹為例，鄧禹早年與光武帝劉秀同遊學長安，始見光武帝即言：“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隨同劉秀定北州，平河東，屢立戰功，建武元年（25年），鄧禹方年二十四，即拜為大司徒，“封為酇侯，食邑萬戶”，建武二年（26年）後關中既定，封為梁侯，食四縣。
建武十三年（37年），天下平定，鄧禹封為高密侯，食四縣，光武以其功高，亦封其弟鄧寬明親侯。漢章帝即位，鄧氏一族更受優寵：“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鄧氏一族深受皇權恩惠，當然是鄧禹戰功赫赫之故，但亦與鄧禹謹慎、忠順的行事風格是分不開的。
鄧禹身沐皇恩，尊榮不已，卻不貪名利，家教有方，主動迎合光武帝“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之念，放棄兵權，所以不為光武所忌，得議論國政之殊榮。鄧氏一族的尊榮幾乎貫穿了東漢一朝，其孫女鄧綏為和帝和熹皇后，其子襲、珍、訓、鴻等皆封為侯，來孫鄧昌桓帝時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
除鄧禹之外，東漢功臣勳成智隱，傳其子孫的例子比比皆是，房子侯鄧晨，好樂郡職，拜為中山太守，爵位傳至玄孫鄧福；輔漢侯李通，拜為宰相，“謝病不視事”，爵位傳至玄孫李壽；膠東侯賈復，食六縣，建武十三年（37年）罷將軍之位，爵位傳至曾孫賈長，曾孫賈建亦為即墨侯，順帝時任職光祿勳；楊虛侯馬武，免大將軍之位，曾孫馬側為漻亭侯等等。東漢初君臣之間默契，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東漢建國初“功臣權重”的隱患，正如范曄贊鄧禹之言：“使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
二、扶植新勢力
南陽豪族和河北豪族構成了劉秀起事的軍事基礎，由於豪族具有濃厚的地域觀念，而且在戰爭時期，兩方功臣集團不免互相牽連，彼此呼應，在建武前期形成了龐大的政治勢力，光武帝為了加強皇權的專制地位，採取了“不令以吏職為過，皆以列侯就第”的手段，但僅僅以不任職功臣的方式，無法完全制御功臣集團盤根錯節的勢力關係。
是故在此之外，光武劉秀亦透過扶植新勢力，藉以壓制南陽和河北的功臣集團，所以在建武后期，透過劉秀皇權培育，兩類豪族勢力——以竇融、馬援為首的西北隴地豪族，以桓榮為首的經學家族——得以急速發展，此兩類豪族同樣成為日後東漢社會世家大族的來源。西北隴地豪族，可以河西竇融為代表。
竇融的宗族勢力可追溯到西漢時期，其七世祖竇廣國是西漢竇皇后之弟，漢宣帝時期，其高祖父竇常自常山遷徙至河西，官任張掖太守，此後竇融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為武威太守，可知自竇常遷於河西，竇氏一族便在此地落地生根，世代為官，逐漸發展成為河西地域內實力雄厚、根基牢固、頗具威望計程車族大姓。西漢末年，竇融以熟諳河西風俗，且為人厚善，“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被河西豪族推為河西五郡大將軍，竇氏宗族一舉成為河西最具影響力的豪族之一。
其時關中、關東地區皆已平定，唯有西北、西南未定，加之隗囂叛漢歸降公孫述，使得隴東和蜀地連成一片，可謂光武帝劉秀的心腹之患，竇融自然成為劉秀拉攏的物件，而竇融也早“心欲東向”。建武五年（29年），竇融正式決策向東，率領部下歸順劉秀，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劉秀西征隗囂，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共攻隗囂”，“（隗）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其後，隗氏勢力氣數已盡，最終敗亡。
竇融主動放棄武裝割據，協助光武平隴右，范曄稱之為“徼功趣勢之士”，可謂中肯之評。“徼功趣勢”的竇融頗得光武劉秀的青眼，建武十二年（36年），光武帝劉秀“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此舉明是為了嘉獎竇融之功，暗則是為消解竇融在隴地的勢力，亦是光武帝扶植竇融勢力的開端。
相對於建武十三年至建武十五年間光武帝罷職元功來說，竇融方得召見即封為諸侯，後又拜掌握實權的冀州牧、大司空，隴地竇融“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待遇可稱是光武劉秀扶植新勢力以壓元功之勢最好的例子。
此外，在東漢元功逐漸喪失兵權以後，竇融等新起功臣又被委以軍事重任，建武二十三年（47年），竇融行衛尉事，又兼領將作大匠。其弟竇友為城門校尉，與竇融同典禁兵，可見光武對其信任和倚重。在皇權提拔之下，竇氏一族達到了“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此”的尊榮地位。
與竇融同屬隴地的馬援、梁統同樣得到了光武的重用，馬援曾隸屬隗囂，後歸光武，劉秀在世之時，“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且“北出塞漠、南渡江海”，戰功赫赫；梁統本為武威太守，後隨竇融進京，其子梁松在光武駕崩之時，“受遺詔輔政”，更見倚重。竇、梁、馬三家在東漢後期發展成為影響巨大的外戚勢力，有時甚至戮帝以謀權，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間光武扶植新功臣勢力。
除西北隴地豪族以外，光武扶植的新勢力亦包括沒有政治汙點的、通經明義的經生。光武中興，國家運轉需要大批的文吏之士，這是不難理解的，而多習儒術的功臣卻不得任用，光武即召天下俊賢，網羅天下文士以充官吏之位，建武后期，一批經生登上了歷史舞臺，正所謂“退功臣而進文吏”。
光武帝劉秀對曾經有另事他主經歷的經生的區別對待，造就了他們甚至其背後宗族的悲劇。相對而言，那些沒有政治汙點的、通經明義的經生則更受光武青睞，而備受重用：或使其延續西漢的家族勢力，如平原高詡；或造就了東漢一代名門望族，如龍亢桓榮。這些經生往往研習保守、溫和的魯派經學為主，如平原高詡世傳《魯詩》，會稽包鹹習《魯詩》，龍亢桓榮習《歐陽尚書》等等。
綜上所述，本以豪族為基礎的光武集團透過滅族、遷徙、冷眼相待反漢豪族勢力，平定天下，建立了東漢政權。又透過不任職功臣、扶植新勢力的方式打壓東漢元功間盤根錯節的權益關係，最終完成了東漢政權的穩固。
自此之後，或平安過渡，或乘勢新生，東漢社會的世家大族顯露出基本的面貌：開國功臣（包括元功和隴地豪族、皇室豪族，包括外戚、西漢豪族勢力的延續），以及新生的豪族勢力。但這樣的分類不是絕對的、靜止的，而是相對的、動態的，是隨著東漢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