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風靡唐朝的娛樂活動,圍棋展現了怎樣的盛況

圍棋起源於春秋時期,在當時被稱作弈。當時,圍棋已經成為一種遊戲在社會上盛行,並在文獻中出現了圍棋的相關記載。古人談論圍棋最多的還是起源於戰爭及兵法。東漢桓譚的《新論》指出:“世有圍棋之戲或言兵法之類也。”

中國古代的圍棋運動是士大夫的休閒娛樂方式之一,並以一種民間活動的姿態繼承與發展而來。中國圍棋在其發展過程中,其理論也日趨豐富,並留下了大量的棋譜與著作。秦漢時期,圍棋在士大夫階層更是廣為流行,並寫有《圍棋銘》、《圍棋賦》等名篇。漢代的圍棋一般採用石質的棋盤,縱橫有十七條線。

我國古代的圍棋運動曾經有過兩次重要變革。一是在魏晉前後,隨著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當時的文人雅士崇尚清談,而將圍棋運動稱作“手談”。當時的統治者也非常喜歡該項運動,並以棋設官,建立了棋品制度,對當時具有一定水平的棋手,授予了棋藝等級,共分為九品。如今圍棋“九段制”即源於此。

圍棋活動發生的第二次變革則是在唐朝時期,由於帝王的喜愛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圍棋活動在當時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並風靡全國。當時的圍棋活動已經遠遠超出了其最初的軍事價值,而成為一種陶冶情操、愉悅身心的娛樂活動,併為男女老少所接受。

作為風靡唐朝的娛樂活動,圍棋展現了怎樣的盛況

一、圍棋在唐朝的發展盛況

首先唐時期圍棋棋盤的規制由多樣化而趨於統一。現代意義上的19道361子的棋盤的最早實物,是在河南安陽出土的隋代瓷棋盤。但這並不意味著圍棋盤的規制在當時已經確定。因為據一些唐墓的實物和帛畫的考古發現,唐代的棋盤有十五道的,也有十三和十七道的。這說明棋盤的規制在隋唐曾有一個多種規制並存的階段。

但是由於19道棋盤較為科學,取勢、取地比較均衡,而其它規制的棋盤間距過窄,先行的一方很容易保持對局的主動性,所以在圍棋發展的過程中,19道棋盤逐漸被固定下來,而其它型別的棋盤漸遭淘汰。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說道,仙弈山有一石頭做的棋枰,“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 晚唐詩人裴說《棋》詩有“十九條平路”句。大致可推斷棋盤規制演變這個過程在中晚唐時已基本完成。

其次,唐代棋具的製作,品類繁多,技藝精湛,顯示出高超的工藝水平。古代的棋字是“其”字下面加個“石”,說明最初的棋子是用石子做的。

到了唐代,唐人齊已的《謝人惠十色花箋並棋》詩:“海蚌琢誠星落落”,是說棋子是貝殼類做的。《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蔡州汝南郡……土貢珉玉棋子”。在《雲仙雜記》則記載:“開成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棋子”。這些書中所記的都是較為名貴的圍棋精品,在現代考古中都曾有出土過。而棋盤除發現的木質、石質、陶質和瓷質的外,還有用羚羊角、犀牛角、象牙、美玉製作或飾畫的棋盤。《杜陽雜編》記有“楸玉局”,《雲仙雜記》記載用“響玉為盤”,當均屬玉製的。唐人在棋具上的踵事增華,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時人對圍棋活動的愛好,反映了一種將遊戲娛樂與追求美感兩相結合的逸情雅緻,使得這些圍棋用具成為了別具一格的藝術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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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製圍棋

另外,唐代出現了大量的關於弈棋理論的著述。由於圍棋的盛行和技藝的不斷髮展,唐代有不少人著書立說,對圍棋作理論性的探討和總結。《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有關於圍棋的專著很多,可惜由於年代久遠,這些棋書大多湮沒不傳。二十世紀在敦煌石窟藏經洞發現的唐代寫本《棋經》殘卷,為我們研究和了解這一時期我國圍棋的發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資料。該書現存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它是世界上迄今發現最古老的《棋經》手抄孤本。從《棋經》中可以看出,今日棋家所遵循的一些重大理論原則和戰略戰術在當時就已基本確立。《棋經》中提到的一些圍棋術語如“劫”、“眼”、“徵”、“斷”、“活”等等,也為後代所沿用。這表明我國圍棋水平在唐朝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

此外,皮日休在《原弈》中對於圍棋的起源進行了探討分析,推翻了“堯造”圍棋的神話傳說,認為其起源於戰國時期,頗有見地,這對於研究圍棋的初期發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宋代初年,徐鉉總結了前代圍棋發展的經驗,撰成《圍棋義例銓釋》,詳細記載了唐代圍棋運子佈局及戰略戰術等各種術語,是研究唐代圍棋發展的一篇重要著作。

最後,唐代圍棋的成熟還突出表現在棋待詔和棋博士的出現。唐玄宗開始設立翰林待詔,等同於以前的九品制。而棋待詔就是屬於翰林院的一種官階。棋待詔雖然官位不高,但由於是侍奉皇帝以備顧問的專門人才,故入選資格非常嚴格。

棋待詔是我國圍棋史上最早的國家認可的專業棋手,代表了當時棋藝的最高水平。棋待詔的主要職責是陪皇帝下棋。遇有國際間的重大比賽,棋待詔還要代表國家參賽。如唐宣宗大中二年三月,“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日本王子的棋藝很高,比賽進行得非常精彩激烈。雙方都全神貫注,絞盡腦汁,相持很久仍不分勝負。最後,顧師言使出了絕招,才勉強取勝。日本王子見敗局已定,瞠目縮臂,推枰認輸,感嘆弗如。

作為棋待詔必須勤苦鑽研,不斷提高棋藝,才能無愧於“國手”的榮譽。其中最著名的棋待詔是玄宗朝的王積薪,棋理精熟,下法縝密,當時人傳說他是受了仙界的青龍所吐的九部棋經的結果。其實他的高深造詣完全來自刻苦學習。王積薪善於從民間棋手中廣泛吸收和借鑑棋藝,他每次出遊必會攜帶圍棋,掛於馬車上,不論見到誰都要對弈一番。甚至在逃難途中,他還不忘琢磨棋理,虛心向房東請教。因此,他的棋藝高強,盛世無雙,被稱為唐時第一人。

王積薪還善於總結弈棋經驗,著書立論,他經常同當時的名流和朝士交流棋藝。開元中,他曾同馮汪在太原尉陳九言的府邸金谷第“手談”,留下了著名的《金谷九局圖》一卷。韓偓在《安貧》一詩中曾對這九局棋的變幻莫測進行過描寫。可惜的是該棋譜已於宋代亡軼,使得後人難以窺其真諦。

由於衡量棋待詔的唯一標準是棋藝水平,所以只要棋技精湛就可以充任,而不拘資格,甚至國籍。曾任職懿宗朝棋待詔的樸球就是朝鮮半島的新羅國人。他同唐朝的許多文人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他回國時,詩人張喬作詩為他送行,盛讚他的棋藝為“海東誰敵手?”感嘆他“歸去道應孤。”表達了依戀惜別之情。

待詔儘管官品低微,但卻經常有接近帝王的機會,所以“棋待詔”也有向更高一級官員發展的可能。順宗朝出現的王叔文就是由棋待詔一直升到了當時的宰相職位。由此也可看出唐朝皇帝對圍棋鍾愛程度之一斑。

除棋待識外,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中書省下的內文學館內還設有宮教博士,專門負責教習宮人下棋及各種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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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唐朝,圍棋是一種朝野的流行文化

圍棋是兩人憑智力在“局”或“枰”上進行的博弈遊戲。它的棋局看似簡單,但變化繁複,充滿哲理,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在唐代,由於經濟發達,社會安定,因而為圍棋傳播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環境。圍棋在唐代無論是朝野,還是僧俗,都有一大批擁躉,因此圍棋在唐代是一種非常主流的文化形式。

唐代帝王對圍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唐高祖李淵喜好下棋,在任太原留守時,經常與大臣裴寂通宵達旦的下圍棋。受其影響,李世民也是精通棋理,經常與大臣下棋。甚至有一次,吏部尚書唐儉與其李世民對弈時“固與爭道”,竟惹惱了皇帝,以致遭來一頓斥責。

但要論哪位皇帝對圍棋最是喜愛,那唐玄宗是不能不提的。他對圍棋的喜愛,在歷代帝皇中可以說是無人能出其右。由於他對圍棋的深深愛好,所以前無古人的設了“棋待詔”這一特殊的官職來陪他下棋。“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玄宗倉皇逃離京師,連許多王公大臣、後宮妃嬪都來不及通知,卻不忘帶上陪他下棋的待詔王積薪,可見他對圍棋入迷之深。唐僖宗李儇也是一位圍棋愛好者。據《天中記》記載他曾日思夜想,在夢中還在鑽研棋理,“夢人以《棋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棋待詔觀棋,凡所指畫皆出人意。”可見僖宗在唐代帝皇中是有相當棋力的。

此外,盡有唐一代,諸如德宗,順宗、宣宗等其他諸帝也是圍棋活動的熱心參與者與倡導者。上之所好下必效之。圍棋有了皇帝這樣的超級粉絲,其對整個國家的圍棋活動都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示範作用,促進了圍棋文化的迅速傳播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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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皇家的喜愛與推廣,在唐朝文人士大夫也是以精通棋道為樂。 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不但詩作得好,而且還下得一手好棋。他經常邊下棋邊作詩,《雲仙雜記》說其“率下四子成一首詩”,真可謂詩情棋趣兼具,很是瀟灑。詩人杜甫也酷愛圍棋。他的棋友很多,而且常以棋入詩,比如弔唁他的棋友、也是宰相的房琯而寫的《別房太尉墓》,“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表現了他對棋類活動的深度瞭解。杜甫後來在寓居成都的草堂時,也常和妻子對弈,藉以消磨難捱的時光。

文人對圍棋的喜愛和稱讚,可以說佔據了唐朝整個歷史。在封建社會里,文人士大夫們往往是以文化的代表者的面目而出現的,所以他們喜好圍棋也影響著當時社會風尚的形成。這其中尤以和文人士大夫交往最頻繁的出家人為最。

在唐代由於佛、道兩教的興盛,所以寺廟及道觀是當時很重要的文化中心。它不但扮演著民間各類活動的場所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是文人雅士經常遊覽及交流的重要場所。因此,佛教及道觀也就逐漸成為了人們進行圍棋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比如姚合的《寄王度居士》的“古寺覓僧棋”就描繪了圍棋運動在寺廟的開展情況。同時,從唐代的詩歌來看,當時的圍棋運動往往傾向於在林蔭及竹林間進行,如黃滔的《題靈峰僧院》中提到的“松下殘棋送客回”及白居易的《池上二絕》中的“局上竹陰清”等著名詩句可以印證。李商隱的《即目》中就描述了對弈者坐在松竹之間下棋,並以黑白色的棋子手談,不時有習習的涼風。而到了冬日或陰冷的天氣,唐代詩歌中也有很多描述了對弈者在靠近窗戶的地方對弈的情景,這不但規避了風雨,而且還能開闊對弈者的視野。例如皮日休在《李處士郊居》中提到的“園裡水流澆竹響,窗中人靜下棋聲”,以及裴說的詩《棋》中的“窗下覆棋殘局在,橘邊沽酒半壇空”等。

除此之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圍棋也是唐代婦女很鐘意的一項娛樂活動,尤其是在貴族婦女和宮中較為流行。 在唐代廣為流傳的王積薪學弈棋的故事,說的就是在入蜀途中,一人家火燭後婆媳二人口述弈棋的精彩過程。這個故事不但說明唐代已經出現了“口頭對弈”的高超技藝,也無疑表明圍棋活動在民間得到了大力發展。 唐王朝為了在宮廷婦女中普及圍棋活動,特設宮教博士一職,負責教授宮人下棋。宮人們為了鍛鍊棋藝,也是驗證自己之所學,經常會舉行弈棋比賽。直到五代後蜀花蕊夫人還寫有圍棋宮詞:“日高房裡學圍棋,等候官家未出時。為賭金錢爭路數,專憂女伴怪來遲”,生動地描述了一 群天真爛漫的女孩學圍棋的情景。唐代詩人王建、張籍也作有歌詠宮中婦女圍棋的詩。

事實上,貴族婦女們錦衣玉食,無所事事,為了打發寂寞與無聊的光陰,圍棋這種對於場地、時間均無苛刻要求的遊戲便成了她們最好的消遣。唐代的婦女在春遊的時候常會有鬥百草、放風箏、下圍棋等活動,非常熱鬧有趣。這些貴族婦女眷遊娛樂的情景,我們在唐代西州墓中出土的圍棋仕女絹畫組圖中可以感受到。圖中以圍棋仕女為中心,兩邊有觀棋的侍女和在林間嬉戲的兒童、少女。整幅畫作充滿著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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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圍棋文化的流行與空前繁榮,使得它在唐王朝與周邊民族及國家的交往中,成為一項表示友好的活動,是大唐的文化形象大使。朝鮮半島古國很早就傳入圍棋,開元二十五年新羅國王逝世,唐朝派遣鴻臚少卿邢璹等人前往弔祭。唐玄宗聽說新羅國人愛好圍棋,故而又特地增派了一位圍棋高手楊季鷹為副使同往。他們到達之後,同新羅的許多圍棋愛好者賽棋,楊季鷹百戰百勝,為此得到了不少貴重的獎品,載譽而歸。

而中國圍棋傳入日本後,也受到日本人民的喜愛。日本的封建君主鑑於圍棋的攻防戰略、圍棋道德與日本武士道精神有相通之處,因而採取了鼓勵圍棋事業的政策。在派遣來華的大規模遣唐使團門下不乏棋類高手,他們虛心向唐朝優秀棋手們學習,並開展各種比賽,既提高了棋藝,又增進了中日兩國人民間的友誼。

公元702年,隨第七次遣唐使團入唐的留學僧弁正,便是這樣一位圍棋高手。他曾陪唐玄宗對弈,頗得賞識。後來他在唐還俗,俗姓秦氏,並與唐朝女子結婚,生有二子,終老於唐土。奈良朝著名政治家吉備真備,曾於公元717年隨第八次遣唐使入唐留學。他刻苦勤奮,聰明異常,一夜就學會了圍棋。這些留學人員把學到的技藝帶回日本,使得日本的棋藝提高很快。而日本國手也經常會前來中國表演和切磋棋藝,這勢必促進圍棋技藝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

由此可見,圍棋活動在唐代得到空前的發展,業已成為唐代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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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人的圍棋生活

圍棋是一門高雅精深的文化藝術,是一種能夠鍛鍊人反應、智慧、情操與志趣的精神文化。隨著唐代圍棋文化的繁榮,它日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著廣泛的影響。

首先是圍棋與政治。 在唐代的政治活動中,圍棋的作用是不可忽視。《舊唐書》 記載,隋末,李世民在太原想舉義兵,又怕父親李淵反對,就拿出私錢數百萬,請人與李淵的寵臣、 喜好圍棋的“(裴)寂博戲,漸以輸之,”以此來拉攏裴寂,讓他在與李淵博弈時,充當說客,最後終於打動了李淵,下定了起義的決心。這一段有名的史事就與圍棋有關。

唐人杜光庭的傳奇《虯髯客傳》寫虯髯客請善於望氣的道士對李世民進行觀察和判斷時也藉助於圍棋。道士與劉文靜邊下棋邊談心,李世民應邀前來觀戰,道士見世民“精采驚人,神氣清朗,滿座風生,顧盼娓如”,便神容悽慘地推開棋局說:“這局全輸了。”意思是說虯髯客再不可能在中原稱雄了。日後,李淵父子果然得了天下,虯髯客只能去海外扶餘國建了王業。唐朝近三百年的江山當然不可能僅憑盤圍棋來定奪,但圍棋具有的戰略戰術思想和全域性觀念,與兵法有相通之處。因此,有人認為圍棋就是一種模型戰爭。自古以來,圍棋受到人們的重視的一個原因,就是認為圍棋是培養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良好手段。李淵父子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這除了他們本身所具有的良好文化素養之外,或許也能從他們精通圍棋這一點上看出點什麼。

唐德宗時,王叔文因善棋而得以“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從而取得太子的信任,逐漸登上政治舞臺。當順宗即位後,發動了“永貞革新”運動,雖然遭至失敗,而圍棋也成為貫穿這場政治事件的一個細小因緣。另外,歷史上也有因沉湎於弈棋,從而坐失良機的事。唐末朱全忠與楊行密爭奪淮南,派遣龐師古為將,“師古恃眾輕敵,居常弈棋”(《資治通鑑》),一戰即潰,身死名裂,朱全忠遂失去一統南方的大好時機。這真可謂是“一盤棋誤天下”。

其次是圍棋與情操。圍棋具有鍛鍊智力、陶冶性情的教育作用。《南部新書》記載代宗朝一位大官僚李訥的故事說:“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急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訥睹,便欣然收容,以取其子布弄,忘其恚矣。”這表明下棋具有陶冶性情的作用。

由於棋理深奧,人們常將弈棋同天道、人事、哲理、藝術等社會生活的具體內容聯絡起來思考,因而使其有別於一般的消遣遊戲。 李泌七歲時詠圍棋詩,就有“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的思考,可謂對圍棋的理解有獨到之處。

中國傳統文化為人處事都首重德行。練武的講武德,從藝的有藝德。而下棋則要有棋德。這也是唐人頗為重視的一個方面。《芝田錄》記載唐代的呂元膺為東都留守時,同一個讀書人下棋,中途因公務繁忙,離開了一會,此人便乘機偷換了一處棋子。呂元膺從此與他絕交,認為此人“心跡可畏”,直至臨終還念念不忘將此事告誡兒子要謹慎交友。古人常將立身做人的標準同圍棋比附在一起,顯然棋德也屬於圍棋文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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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圍棋與文學。由於圍棋有波譎雲湧的特點,其與人生的風雲起伏有許多相通之處。因而在文人騷客不絕的題詠中,忘憂和隱逸成了人們賦予圍棋最主要的兩個意象。

圍棋“忘憂”的功能已被唐人所公認。 在變幻莫測的人生旅途中,文人們對成敗得失最為敏感,當他們無力改變現實和掌握命運時,一種渴望擺脫煩惱和苦悶的衝動,往往驅使他們寄心於楸枰之內,暫時得到物我泯然、萬慮俱消的超脫。可是,一旦迴歸現實,發現還是一無所得,一切不過是徒然蹉跎了歲月光陰而已!比如唐代詩人白居易,他在四十多歲被貶江州司馬後學會的圍棋,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徹底迷上了圍棋。有詩為證“興發飲數杯,悶來棋一局”(《官舍閒題》)、“唯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同劉十九宿》),這些詩都生動地體現了詩人官場失意的無奈,又反映了詩人閒適的晚年生活。

隱逸是唐代文人給予圍棋的新觀念,它在唐詩中往往代表著一種特殊的審美情趣和風韻。司空圖的殘句“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博得千古喝彩。 蘇東坡非常欣賞這聯詩句,並且親自前往作者隱居的山寺體味詩中的意境,他說:“吾嘗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蔭滿地,不見一人,唯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這和李中的“公退啟枰書院靜,日斜收子竹陰移。”抒發的是同一種感受。

司空圖生活在動盪不安的唐末五代,他不願混跡於嘈雜喧鬧的社會,歸隱於故鄉中條山的王官谷別墅,過著“一局棋,一爐藥”的隱士生活。圍棋對他已漸而成為一種理念的象徵,表面看來,好像有萬事只是一局棋的瀟灑。但在這閒適的表象之下所滾動的是一顆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赤膽忠心。這是當時文人隱士的普遍心態。而以棋為隱的行為,也越來越為後世人們所接納,併成了隱逸的代名詞。為此圍棋還得了個“坐隱”的別名。

除了唐詩,唐代文人也常用文賦的形式來描寫圍棋。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當推吳大江的《棋賦》,賦中用了大量的詞藻鋪陳圍棋的變化多端、下棋者的殫精竭慮,將用兵的原則和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準則加諸於圍棋,使得圍棋有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同時也反映出唐代圍棋風行的社會背景。

總之,圍棋在唐代文化諸意象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與表現。圍棋文化對唐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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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寬鬆的政治氛圍給圍棋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盛唐時期經濟的繁榮發展促進了圍棋的進一步提升發展,為圍棋的繁榮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唐朝統治者的不斷推崇,成為圍棋在唐朝達到一個新的發展高度的原動力。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等具有代表性的帝王,對圍棋的熱愛更是近乎痴迷,這自然成為當時圍棋發展的推動力量。從皇帝、王臣貴族到黎民百姓,乃至在社會中最底層的人民都廣泛參與其中。我們藉此也可管窺唐朝社會在物質、文化等各方面的蕃昌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