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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朱滸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
關於本書
對於盛宣懷的生平事業，學界向來重視以洋務建設為代表的實業活動，而甚少關注以賑務為主體的社會救濟活動。本書則發現，賑務活動為重新理解盛宣懷事業生涯的整體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線索。本書透過系統揭示洋務與賑務之間的交織與互動，既描繪了盛宣懷在晚清四十餘年中的奮鬥與掙扎，也展現了其無法脫離的特定局勢和條件，從而凸顯了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的耦合性。本書的主旨，不僅在於發掘盛宣懷之所以成為盛宣懷的歷史邏輯，即從實踐出發來理解歷史必然性、偶然性和人的能動性的統一，而且希望藉此提出對晚清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程序的再認識。
關於作者
朱滸
，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曾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院常務副院長、清史所所長。兼任《清史研究》《河北學刊》編委。主要研究方向為災荒史、晚清史。代表作為《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晚清義賑與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另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月刊》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名家推薦
盛宣懷是近代中國極具特色又內涵豐富的關鍵人物之一。《洋務與賑務》一書有效利用數量巨大的“盛宣懷檔案”，抓住“賑務”這一學界研究的薄弱環節，自覺以“賑務”與“洋務”的深層互動為框架線索，深刻透視了盛氏一生事功的由來、發展、波折與結局，不僅有力推進了盛宣懷研究，切實增進了今人對其獨特個性、時代命運和相關歷史的理解，對深化認知晚清中國的近代化行程、反思既有的歷史書寫正規化，也具有方法論意義。
——黃興濤
這是一部非常有趣而且很有新意的關於人與時代的史學力作。該著的問世，離不開作者基於史料而形成的興趣和問題。令人感佩的是，作者始終能夠從史料出發，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認識和理解盛宣懷及其時代。不僅如此，該書還透過細膩的敘述，讓我們真切地體會到了慈善對於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性，以及慈善所包含的複雜多元的社會文化屬性。
——餘新忠
目錄
導言
關於盛宣懷的書寫慣性及其反思
一、盛宣懷史事的本末之別
二、盛宣懷敘事的路徑依賴
三、盛宣懷研究的重新定向
第一章 從賑務
到
洋務
：
同治十年直隸大水與盛宣懷的道路轉向
第一節 盛宣懷初入李鴻章幕府的困頓
第二節 直隸大水與盛宣懷的轉身契機
第三節 盛宣懷參與籌議招商局的機緣
第二章 從囧途到坦途：河間賑務與盛宣懷洋務事業的轉危為安
第一節 光緒初期盛宣懷的頓挫與李鴻章的難局
第二節 “丁戊奇荒”對於洋務建設的擠壓效應
第三節 盛宣懷的賑務活動在洋務事業中的收穫
第三章 從救災到救世：盛宣懷與江南義賑紳商的群體聯合行動
第一節 洋務建設運動中紳商群體的演變
第二節 超越山東地域社會的小清河工程
第三節 甲午期間的義兵義餉議及其餘波
第四章 從
北洋到南洋：
甲午戰後兩湖
災賑
與
盛宣懷
實業
新佈局
第一節 兩湖災賑凸顯出的人脈疑雲
第二節 盛宣懷參案問題的重新審視
第三節 接手漢陽鐵廠與實業的擴張
第五章 從罪臣到功臣
：
庚子災變與盛宣懷促成上海商會的機緣
第一節 庚子以前上海商務組織建設的起落
第二節 盛宣懷與上海紳商在災變中的動員
第三節 上海紳商的世代演變與商會的建立
第六章 從假戲到真做：中國紅十字會與事業低谷之中的盛宣懷
第一節 對中國紅十字會起源問題的再審視
第二節 紅會建設與盛宣懷事業走勢的交集
第三節 沈敦和在盛宣懷事業體系中的成長
第七章
從落水到上岸
：鼎革
之際盛宣懷的沉浮與捐賑復產活動
第一節 民初漢冶萍問題與捐賑復產的出臺
第二節 捐賑復產交易在孫、袁之間的滾動
第三節 “二次革命”與盛宣懷的洗白契機
結語 歷史的邏輯：盛宣懷何以成為盛宣懷？
新興階層的新陳代謝之路
晚清社會事件的連動效應
盛宣懷和他的事業基本盤
導 言
關於盛宣懷的書寫慣性及其反思
1916年4月26日夜間十點半，離辭世大約還有12個小時的盛宣懷，仍在為如何保全自己的家業而操心。在其夫人盛莊德華、其子盛重頤和盛升頤、長房長孫盛毓常以及醫生唐乃安等人的注視下，盛宣懷示意隨同自己多年的親信、時任至善堂地產總管理處經理的顧詠銓（按：字潤章）來到榻前，向其交代了自己對於“保家之策”的最終決斷：
醫生以我病無可救，囑我預為吩咐。我之遺囑早經辦好，但未完全，將來家產應有進項，作十分開折（按：原文如此，似應為“拆”），以五份留作善舉，五份分給五房。如有不遵者，你可舉我遺命，誥誡責備。
根據至善堂改組為愚齋義莊時公佈的清查結果，盛氏家產總數約合白銀1350萬兩。其中除了大量不動產外，還有合計達500多萬兩的招商局、漢冶萍、通商銀行等多家公司股票。這的確是一筆數量驚人的資產，1927年後甚至遭到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再覬覦。既然這筆資產的一半收益作為善舉經費，則這筆資產無疑屬於慈善基金。因此，這種對善舉的巨大投入，意味著其全部家產與善舉之間形成了緊密的捆綁。不過，盛宣懷為什麼堅信這是一種有效的“保家之策”呢？
與盛宣懷的這一決斷相呼應，他的兒子們在總結盛宣懷生平事功時，也表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說法。盛宣懷去世後，其子盛恩頤等人編纂了記述其父生平的長篇《行述》。在歷數盛宣懷在晚清時期入仕四十餘年的主要活動後，他們對其父事功的總結是：“府君早歲服官，盡瘁國事，歷四十餘載，勞苦憂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實業而外，唯振災一事。”順便指出，這也是本書以“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為名的由來。據此說法，盛宣懷對賑災活動的重視程度，差堪與其以洋務建設為發端的實業活動相比肩。因此，其臨終前決定將其家產的一半收益投向包含賑災事務在內的善舉，也可以說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這種將賑務與洋務並列的說法，究竟是盛宣懷生平史事的實情，還是盛宣懷兒子們出於特定目的而誇大其辭呢？
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決不能只研究盛宣懷對賑災事業的貢獻，而必須綜合考察洋務與賑務在其事業體系中的相對位置，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這是學界以往很少注意的內容。當然，開展這項研究的作用決不僅僅是填補某些知識空缺或疏漏，而是希望有助於反思認知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特性的既有方式。無疑，要確證本書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則必須先行總結以往研究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同時也應宣告，基於從問題出發的意識，這種總結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成果述評，而需要重點剖析關於盛宣懷的歷史書寫模式及其得失。
一、盛宣懷史事的本末之別
長期以來，在關於盛宣懷的歷史書寫中，學者們在記述史事時，總會根據某種層級意識而進行選擇。按照這種意識，有些類別的史事會被認為更加重要，從而成為被記述的主要內容；有些史事則會被有意無意地認為不夠重要，從而受到冷落。縱觀20世紀以來的盛宣懷研究，儘管在視角和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是有一個極為廣泛的共識，那就是，以洋務建設為龍頭的近代實業活動，是盛宣懷生平事業的核心內容，也是其在歷史舞臺上能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保障。因此，無論是在史學界的盛宣懷研究中，還是在關於盛宣懷的通俗讀物中，其洋務活動從來都居於中心位置。那麼，同樣在這些歷史書寫中，賑災活動能否像盛宣懷兒子們所說的那樣，可以在盛宣懷的事業體系中差堪與洋務活動相比肩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毫不誇張地說，洋務與賑務在其中的地位差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如果把洋務活動視為盛宣懷生平事業之“本”，那麼賑務活動只能被置於“末”的位置。對此，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證明。
首先，在關於盛宣懷生平事業的整體研究中，賑務活動僅有極為微弱的存在感。關於盛宣懷的整體研究，有兩部流傳已久的高水平專著。其一是美國學者費維凱（Albert Feuerwerker）於1958年出版的《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其二是夏東元於1988年出版的《盛宣懷傳》。費著的主體內容，是以盛宣懷為中心，探討官督商辦體制和輪船招商局等四家洋務企業的經營狀況。全書涉及賑務的內容，僅在概述盛宣懷生平時提到兩處：一是盛宣懷於同治十年（1871）從事直隸水災的救濟工作，並在註釋中指出其隨後幾年經常參加災害募捐活動；二是盛宣懷在擔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期間，除先後募集賑款50多萬兩外，還“從事過幾項水患治理專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疏浚小清河”。而在這部將近30萬字的書中，這兩段文字加起來不過300餘字。夏著總字數共37萬餘字，也是第一部完整的盛宣懷傳記，較為全面地展示了盛氏一生的政治及實業活動。然而，關於盛氏之賑務活動，該書同樣僅提到兩處：其一是李鴻章三次因賑務勞績為盛宣懷請獎，其二是盛宣懷舉辦小清河工賑工程。而這兩段文字的總數，不過400餘字而已。
2012年，易惠莉推出了總字數達80多萬字的《盛宣懷評傳》，是迄今最為厚重的一部反映盛宣懷生平的專著。該書藉助於21世紀以來盛宣懷檔案整理的最新成果，特別是上海圖書館和香港中文大學各自公開的大批資料，對盛宣懷在政務、實業及人際關係等方面的許多活動都有十分仔細的考察，其論述的豐富程度遠超費著和夏著。與之相應的是，該書中關乎賑務的內容也大大超過前兩部著作。易著中論及盛宣懷賑務活動的地方共5處，分別是同治十年（1871）直隸水災救濟、光緒四年（1878）河間賑務、小清河工賑工程、甲午時期直奉賑務、庚子時期濟急會。其中，小清河工程為2400餘字，直隸水災救濟約為1000字，河間賑務與濟急會各約為300字，直奉賑務約為100字，總計4100餘字。與這部書稿的總量相比，區區4100餘字顯然不足以引人注意。然而，易惠莉敏銳地感覺到盛宣懷的賑災活動具有獨特價值。她指出，“要探討宣懷為何始終一生如一日地參與賑災，是一個需要從多方面著手的話題”，尤其是“透過災賑事業與上海紳商發展起來的關係，為宣懷以後在洋務企業活動的舞臺上，提供了更多共同參與演出的角色”。對於這種透過賑務聯結起來的社會關係，她早先在研究鄭觀應時曾有過非常精彩的分析。遺憾的是，在《盛宣懷評傳》一書中，始終沒有出現類似的深入考察。
其次，在關於盛宣懷的專題研究中，以賑務為主題的成果始終處於較為邊緣的位置。以盛宣懷為主題的研究中，在前述3部綜論性專著之外，還有大量專題研究。縱覽這些專題研究，洋務與賑務所佔比重可謂天淵之別。2002年，在“盛宣懷研究會”的支援下，易惠莉等人編纂了《二十世紀盛宣懷研究》一書，對20世紀的盛宣懷研究狀況進行了頗為全面的檢視。正如易惠莉在序言中所說，“迄1949年學界研究盛宣懷的專論一篇也沒有”。而從1949年到2000年底，除去那些小傳式的文章，國內外發表的專題論文約100篇左右，另有2部專著。與洋務活動有關的內容成為絕大部分論文的主題，2部專著中之一部也是對清末近代工業化的研究，即謝世佳所著《盛宣懷與他所創辦的企業》。另一部專著的主題則關涉教育事業，即陳先元等編著的《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至於關注賑務的論文，不僅很晚才出現，而且僅有一篇，那就是馮金牛等人於2000年發表的《“盛宣懷檔案”中的中國近代災賑史料》。
進入21世紀以後，盛宣懷研究的論著數量雖有很大的增長，有關賑務的成果卻依然寥落。根據從中國知網搜尋的資料統計，從2001至2020年的二十年間，盛宣懷作為關鍵詞的期刊論文共計210篇，其中僅有8篇論文的主題關涉慈善救濟事務；另在總共以盛宣懷為主題的5篇博士論文、29篇碩士論文中，僅有3篇碩士論文論述了慈善救濟活動，且其中兩篇的選題範圍大致相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絕大部分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所關注的主題都是盛宣懷的洋務活動。此外，除去那些偏向於歷史小說類的寫作，近年來還出現了一批關於盛宣懷事業的專題性著作。根據讀秀知識庫的檢索，這類著作共計8部，其中5部的作者都是盛宣懷曾孫盛承懋，其內容亦以弘揚盛氏實業成就為主，很少提及賑務活動。在餘下3部著作中，有2部亦以實業活動為主題，剩下1部則研究盛氏的教育事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21世紀以來，以盛宣懷為主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國內學界，海外學界已很少有人專門探討盛宣懷了。
最後，盛宣懷檔案的整理情況，也充分表明了洋務與賑務在學術地位上的天差地遠。盛宣懷去世後，留下了數量驚人的私家檔案，如今以上海和香港兩地的收藏最為重要。上海圖書館儲存盛檔數量最多，總數達157564件。但在2008年全部檔案完成電子掃描並實現館內電子閱覽之前，上圖所藏盛檔並不能供研究者充分利用。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外界所能利用的、源自上圖的盛檔資料，主要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持整理的點校成果，也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推出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系列。這個系列的出版延續了二十多年，總共包括8輯11冊，其中5輯主題為洋務活動，即第2輯《湖北開採煤鐵總局、荊門礦務總局》、第4輯《漢冶萍公司》（共3冊）、第5輯《中國通商銀行》、第6輯《上海機器織布局》、第8輯《輪船招商局》；另外3輯的主題則是晚清時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即第1輯《辛亥革命前後》、第3輯《甲午中日戰爭》（共2冊）、第7輯《義和團運動》。從這些主題的選擇，足以看出整理者在確定整理方向時具有怎樣的學術傾向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圖盛檔中數量龐大的慈善救濟類檔案，卻長期無人問津。
在上圖之外，香港中文大學是收藏盛檔的另一個重要機構。20世紀八十年代，該校從旅日華僑手中收購了一批共計77冊的盛宣懷書牘文獻。在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將所藏盛檔全部進行電子化之前，外界所能掌握的部分，只能是該校特邀王爾敏等人主持整理的成果。王爾敏等人歷經十多年時間，精心編選，出版點校成果4種8冊，分別是《盛宣懷實業函電稿》（共2冊）、《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清季議訂中外商約交涉》（共2冊），以及《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共3冊）。此外，他們還從中選編影印出版成果2種10冊，分別為《近代名人手札真跡》（共9冊）和《近代名人手札精選》。查閱其內容可知，王爾敏等人優先整理和披露的部分，皆以洋務和政務為主。雖然這些整理成果中偶有涉及賑務的資料，但本質上屬於無心插柳之舉。
總而言之，如果基於現代學界的認識慣性，那麼盛宣懷兒子們將賑務與洋務並稱為其父生平兩大事功的說法，肯定屬於誇大其辭。但反過來說，現代學界對盛宣懷生平事功的認定等級，是否就能得到盛宣懷兒子們的認可呢？是否就一定更為合理呢？對此，盛宣懷兒子們編撰的《行述》首先提供了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例證。《行述》約形成於1919年，隨著《愚齋存稿》的刊行而公諸於世。在這份總字數約為25000字的文獻中，以政務活動所佔篇幅最多，約為8500字；其次是洋務和實業活動約佔5800字；而賑務等事關善舉的文字約佔3800字，位居第三。從這個篇幅比例來看，盛宣懷兒子們在編撰《行述》文字的過程中，的確是把賑務作為僅次於洋務的一項事功來對待的。順便指出，在盛宣懷生前即開始編纂的《愚齋存稿》中，就收入了大量有關賑務的資料。這大概可以表明，盛宣懷和他的兒子們對於賑務活動的重視，遠遠高於整理盛檔的現代學人。
當然，現代學人對於盛氏賑務活動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並非毫無感觸。除了前述易惠莉的例子外，負責整理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盛檔的王爾敏，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也愈發深切地感到，盛氏賑災資料富含研究價值。他在《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一書的校後記中甚至明確建議，將來繼續整理盛檔時，應該專門編選一部“盛宣懷賑災函電稿”。他稱這部分內容為“更具關鍵性者”，其根據是：
一般學者必以其義界（按：原文如此）專而窄。殊不知在晚清時期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工商實業家之提升地位，擴大影響，其有效途徑多恃救災報效銀兩，由此取得官階，逐步上升。此是個人獨見，迄今學界尚未曾想到此地，總由於未曾涉獵此類資料所致。換言之，若欲研究晚清工商實業家之特質，勢須參考“盛宣懷賑災函電稿”。
遺憾的是，此時王爾敏整理盛檔的工作已近尾聲，他因健康原因無力繼續，這一建議亦成空谷足音。到如今，如欲利用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盛檔中的賑災資料，只能由研究者在電子閱覽庫中自行大海撈針。
相形之下，上圖館藏盛檔新一輪的整理情況，更加有助於重新認識盛氏賑務活動的地位。自20世紀九十年代為始，上圖先後得到上海市政府和國家清史工程的支援，得以對館藏盛檔開展全面整理工作。歷經十多年時間，徹底查清了盛檔的體量。據統計，其中以慈善救濟為主要內容的檔案，在17000件以上。這類檔案的數量，顯然是一個難以輕視的存在。因此，在上圖於2015年影印出版的100冊《盛宣懷檔案選編》中，慈善救濟類資料佔據了36冊之多。面對此情此景，以下問題油然而生：為什麼這類資料在早先的整理工作中一直被束之高閣呢？為什麼盛宣懷的賑務活動長期不為學界所重視呢？
二、盛宣懷敘事的路徑依賴
毋庸置疑，洋務與賑務被長期區別對待的現象，其實只是以往歷史書寫的淺層慣性。在這種慣性的背後，還存在著更具制約性的深層慣性，那就是研究正規化的作用。有關正規化（paradigm）的原初概念，出自於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對科學社會學的探討。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起，國內外史學界都展開了對史學研究正規化問題的爭論。儘管學者們的立場至今也很難統一，但基本上都承認，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最具影響的正規化有兩種，即革命史正規化和現代化正規化。大體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直至改革開放初期，革命史正規化在中國大陸學界的研究實踐中居於主導地位；現代化正規化首先在海外學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成型，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大陸學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簡單說來，所謂革命史正規化，是指以革命為主要標準和參照系，來解釋、評判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所謂現代化正規化，則是以現代化作為評判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主要標準。因此，在以往記述盛宣懷史事的那種層級意識的背後，正是這兩種正規化所導致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
在革命史正規化的指引下，盛宣懷研究所形成的路徑依賴，主要表現為從身份屬性出發來把握其實踐活動。這樣一來，最顯著地反映身份屬性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內容，也就成為研究者們著眼的重點。就目前所見，較早明確表現出這種思路的學者是邵循正。在1960年為編選《盛宣懷未刊信稿》所寫的說明中，其論述起點是對盛宣懷做出了全盤否定式的“官僚買辦”的定性。對於盛宣懷的官僚性質，邵循正給出的論據有二：其一是他在甲午戰前是“淮系洋務派的主要人物”，因為“淮系洋務派所辦的輪、電、紡織等主要企業，幾乎全歸盛宣懷一人掌握”；其二則是他在甲午戰爭之後“以厚利結納權貴”，從而得以“以上海為根據地”，遙控全國經濟命脈。對於盛宣懷的買辦性質，其主要論據是，“清末十餘年中路礦利權的出賣和洋債的舉借，大部分經他的手”。按照邵循正的總結性看法，雖然“盛宣懷這個大買辦官僚的歷史”基本沒有值得肯定的意義，但是對這個人物的研究，足以說明“買辦官僚根本不可能辦好新式工業”。稍後，陳詩啟以《盛宣懷未刊信稿》為核心資料，探討了盛宣懷資本的壟斷活動，而其研究思路和結論與邵循正大同小異。
在革命史正規化的籠罩下，即便改革開放以後對盛宣懷的評價有了很大幅度的改變，也沒有擺脫從身份屬性出發來把握實踐活動的路徑依賴。在這方面，夏東元的研究可謂最為典型的事例。夏東元明確提出，以往扣在盛宣懷頭上的“大買辦”頭銜是一種“不公正的看法”，其本質上是“以民族性較強的資本家實業家終其生”。首先，盛宣懷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力經營者，對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其表現是作為“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骨幹”，創辦及經營了多家洋務企業。其次，他還“有著保利權分奪洋商之利的積極思想”，所以其興辦鐵路、銀行等事業，也具有“適應時勢的需要和抵制洋商的侵略要求”的特點。不過，在夏東元看來，盛宣懷終歸無法擺脫階級屬性造成的致命傷，也就是其“保守的政治實踐與進步的經濟主張間的矛盾”，這就使之“很難完全按經濟規律辦企業以促使其更順利的發展，而要聽任帝國主義和垂危清王朝的擺佈和制約”。
表面看來，將盛宣懷指認為“資本家實業家”，其形象較“官僚買辦”的確改變不小。但是，這種稱呼上的改變，仍然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出發，也就絲毫沒有觸動經濟基礎在判斷人物性質方面的決定作用。在這種視野下，至多隻能被列入社會生活範圍的賑務活動，決不可能與經濟基礎相提並論，同時也不可能成為判定身份屬性的論據。總而言之，在革命史正規化指導下的盛宣懷研究，基本不可能認真看待其賑務活動。
儘管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史正規化在認知取向上有很大差異，但是現代化正規化同樣在盛宣懷研究中形成了顯著的路徑依賴，那就是從社會功能出發來把握其實踐活動。至於這種路徑依賴的具體表達，則是注重盛宣懷身上那些能夠反映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活動。客觀而論，比之革命史正規化，現代化正規化指引下的歷史書寫在內容上有了較大的開拓。盛宣懷的賑務活動也正是在現代化的敘事框架之中，才得到了一席之地。然而，現代化正規化下的路徑依賴，也不可能對所有具有社會轉型意味的史事一視同仁。按照通行的看法，現代化主要是指“現代生產力導致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繼而引起“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根據這樣的認識前提，在現代化正規化主導的歷史研究中，顯著體現生產力水平的經濟變革，以及與經濟基礎密切相關的政治變革，便往往處於中心位置；至於社會變革方面的內容，則不過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的適應，從而也就只能被置於相對邊緣的位置。
在現代化正規化的範疇內，從工業化視角出發來考察盛宣懷的洋務活動，成為最早成型且影響最大的研究路徑。費維凱的《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一書，正是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成果。費維凱的問題意識，是近代中國為何沒有像日本那樣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他試圖“以中國商人和企業家所經營和開辦的新式工商業的典型考察為根據”，來探討中國工業化被延擱的原因。費維凱認為，盛宣懷“在建立和經營一些最重要的企業中起了顯著作用的一個工業家”，而盛氏的一生則“說明那些領導晚清中國工業化的人們相對缺乏企業家的精神”。費維凱透過分析盛宣懷的一系列工商業活動，指出盛宣懷在其中“的能動性總要受到他的幾重角色——家庭、紳士、官僚——的責任心的影響。總的說來，它們都有力地結合在一起把他束縛於傳統的價值觀之中，並限制了他幹新事業或用新方法處理舊問題的動力和能力”。費維凱的最終結論是，晚清中國的新式工業之所以“無法發展成為一個更為廣泛的工業革命”，盛宣懷身上表現出了一條關鍵線索，那就是，他從“新式工商企業獲得一大筆財產，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達到取得政治權力和官職這種傳統中國社會的最高目標的一種手段”。
在漢語世界中，較早採用工業化視角來研究盛宣懷的是臺灣學者謝世佳。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中，謝世佳圍繞著盛宣懷創辦企業的情況，探討了清末工業化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他認為：“清末雖有盛宣懷以及其他少數商人買辦紛紛創辦企業，鼓吸（按：原文如此）工業化運動，國人卻沒有群起響應，他們的企業以及全國的工業仍然成效不彰。”同時，盛宣懷自身的最大缺陷，也是對發展工業化運動的不利因素：其一是“雖然他很熱心發展中國現代企業，他也急於拓展自己的家產”；其二是其“引用同鄉，致使企業不能合理經營；同鄉關係太濃也阻撓國家的統一，妨礙經濟的發展”；其三是他與張之洞等人一樣，“各方面所以爭奪企業，並非從企業本身的發展著想，也非從企業對全國的貢獻著想，卻是從純私人的利益與權利著想”。由此可見，謝世佳大體與費維凱一致，也是注重盛宣懷無力推動中國工業化運動發展的一面。
同樣是從工業化視角出發，另一位臺灣學者王爾敏並不同意過多指責盛宣懷無力推動工業化發展的一面，而是強調應該給予“理解之同情”，即重視盛宣懷為推進中國工業化發展所做出的努力。王爾敏基於對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盛檔的長期整理工作，對盛宣懷的經濟活動做出了較為正面的評價。他認為，在晚清工商企業家中，“經營領域最廣，而才識最超卓者，當推盛宣懷，允為晚清企業界一代領袖”。透過對盛宣懷維護中國實業利權活動的探討，王爾敏強調指出，盛宣懷“所開創實業……係為中國國家開創新局”，因此，“就近代史觀之，實業建設乃中國工業化之推動實踐，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無論研究自強運動、工商業近代化或近代西式之教育，盛宣懷均為不容忽視的要角，不但有開創之功，而且實績最多，其歷史地位不容一味抹殺”。
中國大陸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關於盛宣懷經濟活動的許多探討，基本上與王爾敏的認識思路相吻合，故而無須過多列舉相關例證。總體來看，大陸學界惟有易惠莉對盛宣懷的研究，較以往認知大有推進。在1994年完成關於盛宣懷的小傳《中國第一代實業家盛宣懷》後，易惠莉後來又對盛宣懷的經濟政治活動進行了更為細緻的探討，並最終撰就兩卷本《盛宣懷評傳》。在這部大部頭評傳中，易惠莉一方面更為詳細地評述了盛宣懷創辦和主持洋務企業的經歷，另一方面也注重評述了其許多不為外界所知的政務活動。易惠莉對盛宣懷的經濟活動和政務活動都給予了很多肯定，指出其“以創辦洋務企業為根基，以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務實、膽大以及勇於承擔等品質，終於走到了清廷中央”。盛宣懷在清末的悲劇命運，主要在於“中國實現體制內改革的社會政治條件早已喪失殆盡，但他卻仍然試圖按體制內改革的思路將其改革主張付諸實施”。而反過來說，“清末最後兩年的政治改革和經濟變動方面的進步，宣懷功不可沒”。由此可見，易惠莉從盛宣懷的政治活動中也發掘出了濃厚的現代化變革意味，從而與學界先前關於盛宣懷在政治上保守的一般看法有了根本不同。
隨著現代化正規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擴充套件，與現代化程序相匹配的“社會適應性變化”才逐漸映入學界的眼簾。所謂“社會適應性變化”，一般被認為是發生在社會領域的現代化變革，並且往往還被習慣性地視為屬於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史門類。以盛宣懷賑務活動為主題的第一篇論文，即馮金牛等人對上圖所藏盛檔中關於災賑史料的價值的介紹，便清楚地展現了這一思路。該文指出，以往研究主要把著眼點集中在有關盛宣懷實業活動的部分，而對其“在近代災賑史的活動和貢獻都語焉不詳，甚至毫不提及……這不能不說是盛宣懷研究中的一大缺憾”。這是因為，盛宣懷組織和參加了數十次賑災活動，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還“陸續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基於這種認識，該文強調，盛檔中留下的豐富的災賑史料，對於“研究盛宣懷，研究中國近代災荒史和災賑史，研究上海地區近代的慈善事業史都是十分有價值的”。根據這種表達，可以說盛宣懷賑災活動的研究價值，主要在於體現了近代社會變革的趨勢。
這種將盛宣懷賑務活動與近代社會變革聯絡在一起的做法，成為後續研究的固定框架。一種較早出現的思路，是將盛宣懷的社會救濟事業作為其近代實業活動的延伸。如有人強調“盛宣懷以一位實業家的身份走上慈善事業的道路”，而其“所辦的實業和他個人的鉅額財產是其從事慈善事業的經濟保障”。不過，該文對這種思路完全缺乏必要的論證。至於更被普遍運用的思路，是從盛宣懷的賑務活動中發掘救荒現代化的意味。這方面較早的事例，是安北平探討盛宣懷與光緒三十二年（1906）江南北水災賑濟的碩士學位論文。該文認為，盛宣懷的賑災活動“折射出近代中國一大批富有慈善情懷和社會責任心的紳商的風貌”。徐濤等人則更進一步，將盛宣懷視為“洋務派辦理近代慈善事業的代表人物”，並且強調其數十年的賑務活動，“不僅促進了中國近代化新型救災模式的形成，而且對社會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
總體看來，雖然目前關於盛宣懷賑務活動的研究還屬於起步階段，但是隨著盛檔中大量災賑史料被開發出來，相關成果數量的增加不難想見。只不過，如果繼續按照現代化正規化的指引來探討盛宣懷賑務活動，這類成果究竟具有多少原創性意味，恐怕難免令人心生疑慮。對此，前述研究盛宣懷教育事業的那部著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系。該書作者對自身研究思路的說明是，“盛宣懷屬於亦官亦商的紳商階層，以盛宣懷與中國教育早期現代化的研究為典型個案，可以透視整個紳商階層在中國近代教育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根據這種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思路，作者的結論是，盛宣懷“是近代教育早期發展史上一位富有開拓創新精神、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教育實踐家，是我國教育現代化早期程序中一位重要的先驅者和有力的推動者”。如果把這兩段表述中的核心詞彙“教育”替換為“賑災”，可以說毫無違和感。這樣一來，從現代化正規化出發來考察盛宣懷的賑災事業，其效用至多不過是為說明盛宣懷身上的現代化色彩增添了又一個註腳而已。這難道是盛宣懷賑災事業研究無法逃脫的宿命嗎？
三、盛宣懷研究的重新定向
本來，現代化正規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興起，對重新認識盛宣懷的歷史地位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隨著洋務運動促進中國近代工業化程序的一面被揭示出來，盛宣懷為這一程序所做的貢獻也得到了承認。因此，在現代化取向的中國近代史敘事中，更多彰顯了盛宣懷作為新興社會階層的正面形象，其早先被刻畫的負面形象則已很少為人所提及。對於盛宣懷這種社會形象的巨大變化，一個饒有趣味的風向標是，從20世紀90年代起，湧現了一大批以盛宣懷為中心人物的通俗讀物，盛宣懷也被冠以各種各樣的煊赫名頭，如“中國商父”“大清皇商”“晚清第一官商”“政商奇才”等，不一而足。雖然這類讀物的基本內容大體雷同，都是一遍又一遍地以政務和實業活動為中心來鋪陳盛宣懷的一生，但是除去其中的文學性加工成分，其敘述框架在本質上倒是與史學界的現代化敘事頗有異曲同工的味道。
客觀來看，現代化敘事在凸顯盛宣懷歷史業績的同時，又給盛宣懷製造了一幅扁平化的臉譜。也就是說，在這張臉譜下的盛宣懷，給人的印象不過是趕上了中國近代工業化潮流的一個幸運兒，從而不自覺地充當了中國現代化程序的歷史工具而已。而作為這種工具的具體人物，歸根結底只是時代的產物。恩格斯對此早有精當的總結：
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假如沒有拿破崙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
況且，在中國現代化的譜系中，趕上這股潮流的幸運兒並不止盛宣懷：比他位高權重的有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等人；與他地位大體相當的人物，至少還有唐廷樞、鄭觀應和張謇。與這些人在現代化方面的成績相比較，盛宣懷並無奔逸絕塵之勢。更何況，按照時勢造英雄的邏輯，如果沒有盛宣懷，那麼一定也會有類似盛宣懷的人物出現在歷史舞臺。如此說來，無論那些通俗讀物賦予盛宣懷多麼響亮的名號，其實都屬於無法找到新意的虛張聲勢。而附驥於現代化敘事之下的盛宣懷，也只能留下一個不溫不火的形象。
當然，盛宣懷研究並不會終結於現代化敘事，現代化敘事也不能涵蓋盛宣懷的歷史世界。對此，盛宣懷的賑務活動便提供了反思的突破口。首先，就洋務與賑務的地位而言，現代化敘事所設定的史事層級結構，與歷史當事人自身的表達並不契合。從前述對於盛宣懷《行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盛宣懷一生對賑災事業傾注了極多的力量，以至於他的兒子們將之視為僅次於洋務活動的重要事功。可是對認定洋務的重要性遠遠高於賑務的許多現代研究者來說，這種情況顯然越出了現代化敘事的解釋範圍。其次，盛宣懷的賑務活動並不能被視為近代工業化的副產品。如前所述，易惠莉曾注意到，盛宣懷與上海紳商在工業化程序之外結成的賑務關係，促進了他們在洋務企業中的合作。王爾敏後來的說法也表明，他意識到對盛宣懷救災活動的探究，有助於理解其作為工商實業家的特質。儘管易惠莉和王爾敏的說法皆屬於點到即止，但是鑑於兩人對盛宣懷檔案的深入瞭解，他們有這種感覺決非空穴來風。因此，賑務一旦與盛宣懷洋務活動聯絡起來，顯然就對既有的現代化敘事形成了挑戰。這也就警醒我們，不要說是對盛宣懷的賑務活動，就是對其洋務活動，既有研究恐怕都未能完整揭示其歷史面相。
無疑，要確切認識盛宣懷洋務與賑務活動的歷史面相，就必須跳出以往歷史書寫的慣性，轉向非目的論式的視角。那麼，我們該如何在具體研究中貫徹非目的論式的視角呢？概括地說，這就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重新定向：
第一，對於盛宣懷的洋務與賑務活動，必須突破那種層級體系下的定位，而按照具體歷史程序來確定其座標位置。如前所述，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以往歷史敘述習慣於按照事先認定的層級秩序來排比史事，從而造成了歷史程序的極大割裂。其主要表現是，盛宣懷的生平史事，一方面被粗糙地歸入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等不同門類之下，另一方面又根據不同的層級地位，對相關史事給予或詳或略乃至完全忽視的不同待遇。而這種把握史事的手法，肯定既無助於人們對史事的貫通理解，又難以更為完整地認識歷史程序。就盛宣懷的洋務和賑務活動而言，我們決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在歷史當事人心目中，前者在任何情況下都遠較後者重要；而應該在遵循時間序列的法則下，查勘處於同一歷史程序中的洋務和賑務活動的相對位置。只有基於這一定向，我們才有可能發現存在於不同性質史事之間的、很可能為以往所忽略的相關性，並進而探討這種相關性對於盛宣懷整體事業的意義。
第二，對於盛宣懷的洋務與賑務活動，必須打破往常那種把握事件史的單向度結構，而需要悉心辨析這些活動映射出來的多重光譜。所謂事件史的單向度結構，是指從既有認知結構出發，將某些史事表述為單一性事件的取向。例如，以往論及盛宣懷對洋務企業的經營時，慣用手法是將之構建為一個經濟史向度的事件，再置於近代工業化的光譜中予以定性。基於同樣的手法，盛宣懷參與的慈善賑濟活動，也往往會被構建為一個社會史向度的事件，然後置於近代社會事業的光譜中加以定性。實際上，這種處理手法極大忽視了史事的複雜性。哪怕從比較簡單的思維層次來說，洋務活動只能映射出近代工業化的光譜嗎？慈善救濟活動只能映射出近代社會事業的光譜嗎？洋務活動難道不能對近代社會事業產生重要作用嗎？慈善救濟活動難道就與近代工業化程序毫無相關嗎？所有這些問題提醒我們，在把握相關史事時，決不能機械地重複從結構到事件的固化思路，而需要從具體歷史場景中發掘出其蘊含著的複雜脈絡。
第三，對於盛宣懷的洋務與賑務活動，決不能出於某種後見之明先行予以定位，而必須根據具體社會情境來認識其實踐邏輯。這裡的關鍵所在，是要警惕既有正規化衍生出來的意識制約。正是這種意識制約，使得以往許多研究者在面對盛宣懷的各類活動時，不自覺地以保守與進步、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會等觀念為標準，對其研究價值和歷史意義進行判斷和權衡。這當然不等於說這些觀念沒有意義，而是說它們必須經歷從抽象規定到具體再現的過程來加以檢驗。正是在這裡，辯證唯物史觀顯示了其優勢，因為“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根據這種從實踐到觀念的定向，要理解盛宣懷在洋務與賑務乃至其他類別活動之間的複雜切換，究竟具有怎樣的社會功能和意義，當然需要從實踐角度出發，根據其實踐邏輯，才能予以準確地定義與定性。
行文至此，必須宣告的是，以上對於以往研究的短板的分析，以及強調盛宣懷研究的重新定向，決不意味著本書的研究不重視既有的成果。毫無疑問，前人研究是本書寫作過程中須臾不可脫離的重要基礎。首先值得重視的是費維凱、夏東元和易惠莉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相當一批以盛宣懷為主題的論文。這些成果對盛宣懷的許多洋務和政務活動都進行了深入揭示，從而為後來者繼續探尋這些活動的社會演變脈絡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關於洋務企業、早期資產階級或新興紳商階層的許多專題性研究。盛宣懷在這類成果中雖然並非以主角身份出現，但其中往往不乏有助於理解盛宣懷活動軌跡的線索。最後不容忽視的是被整理出來的盛宣懷檔案。隨著上海圖書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盛檔相繼實現電子閱覽，或許有人會輕視已經整理出版的那些盛檔。其實不然。邵循正、陳旭麓、顧廷龍、汪熙、王爾敏等前輩學人在整理盛檔方面的篳路藍縷之功，迄今仍應為研究者無時或忘。尤其是對本書來說，儘管他們的整理工作並未以賑務為專題，然而其在不經意間披露的許多資料，對於辨識洋務與賑務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不誇張地說，本書使用的不少這類資料，如果只能依靠對電子閱覽庫的檢索，恐怕免不了要祈禱自己的好運了。
就盛宣懷的賑務活動而言，由於學界以往的進展非常有限，所以本書能夠直接參考的成果委實不多。客觀說來，鑑於盛宣懷在近代中國賑災事業中的貢獻和地位，確實值得對其一生的賑務活動進行全面梳理。不過，那得是另外一部專著去完成的工作。而對本書來說，既不需要等待這部專著的完成，也不需要過多論述賑務方面的內容。首先，依據本人現在掌握的盛宣懷災賑檔案，已可大體弄清其賑務活動的基本面貌。上圖所藏盛檔中的一萬多件災賑資料，是反映盛宣懷賑務活動最全面的原始資料。本人從2001年起有機會查閱這批檔案，經過數年追蹤，已大體掌握其詳情。2015年上圖出版的《盛宣懷檔案選編》中，影印慈善救濟檔案共5000餘件，就是這批資料中相對較為完整的部分。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盛檔中的災賑資料總量較少，但也有較好的補充作用。其次，關於盛宣懷賑務活動中的不少關鍵節點，也有較好的間接性研究基礎。本人先前致力於研究晚清時期的義賑活動時，就發現在其中往往與盛宣懷有密切關聯，所以當年對義賑活動的深入考察，也就成為理解盛宣懷賑務活動的良好基礎。此外，以往關於“丁戊奇荒”等重大災荒事件的研究，也往往出現盛宣懷的身影，從而有助於更為全面地把握盛宣懷在相關時期的社會情境。
對於上面的說明，有人或許會產生這樣的擔心：你這本書是不是主要就論述盛宣懷的洋務和賑務活動呢？又會不會呈現某種類似拼盤的樣式呢？這種擔心可以理解，卻無必要。首先，本書雖將“洋務與賑務”作為主標題，其實覆蓋了盛宣懷一生中許多方面的活動內容。前面對《行述》文字的分析表明，涉及盛氏政務活動的文字佔據了其中最多的篇幅。更重要的是，盛氏一生中的許多重要政務活動，與其洋務、賑務活動都緊密交織，不僅根本不可能將這些活動徹底區隔開來，而且還必須將之作為理解洋務與賑務活動性質的重要線索。可以說，洋務與賑務活動是盛宣懷生平中的兩大事功，政務活動則是盛宣懷一生命脈所繫。至於主標題中突出洋務與賑務兩個方面，主要是因為它們具有時空及人事上的良好連續性，成為探尋盛宣懷生活世界的兩條便利引線。
其次，本書的論述之所以不會形成拼盤樣式，是因為其處理史事的方式不是結構功能式構架，而是知識圖譜式構架。在以往的盛宣懷研究中，對史事的處理方式往往遵從社會科學化的結構功能式構架。簡單地說，研究者們往往基於自覺不自覺的路徑依賴，將不同的史事納入不同的系統，再根據該系統在整體結構中的功能來判斷某一史事的性質與價值。這樣一來，不同系統的史事之間形成了互不相關的孤立資訊點，盛宣懷的生活世界遂被深度割裂。隨著人工智慧潮流而興起的知識圖譜式構架，則致力於把不同種類的資訊連線在一起而得到一個關係網路，提供了從關係角度去分析問題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從唯物辯證法出發來把握事物之間普遍聯絡的能力。正是基於這種思路，我們才能夠發現結構功能式構架割裂事物之間普遍聯絡的弱點，以及其做出價值判斷的偏頗之處。而採取知識圖譜式構架，將盛宣懷生平的各種確鑿史事，連線為關於盛宣懷的某種基本資訊資料庫，並在此基礎上審視盛宣懷所委身的歷史程序，勘察這一程序中不同史事之間形成的關係網路，進而更為全面地認知盛宣懷的生活世界。
本書雖然以盛宣懷為研究物件，但並不關心是否應該對其重新做出歷史評價的問題；本書雖然基本按照時間線索展現了盛宣懷四十餘年的事業歷程，但並不是要為一部新的盛宣懷傳記提供基礎；本書雖然詳細論述了盛宣懷參與的多次賑務活動，但並不是要探討其對近代中國救災事業的貢獻。本書的主旨是要探討盛宣懷及其時代之間的耦合性，或者說是盛宣懷能夠成為盛宣懷的歷史邏輯。馬克思曾在解釋《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寫作意圖時說：“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追隨馬克思的意圖，這裡或許也可以說，本書是想證明，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盛宣懷這樣一個出身於普通士紳的平凡人物，居然能夠成為一路進抵國家政治最高層、又在革命大潮衝擊下最終全身而退的角色。
2020年9月25日初稿
2021年2月12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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