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西晉初年爆發的一系列問題
有人說西晉開國即亡國，因為但凡開國總會有欣欣向榮的氣象，不過西晉初年（從司馬炎篡位266年至病逝290年）我們所看到的卻不是這樣子的現象。
西晉初年雖然有“太康之治”，不過此一時期是和之前的三國亂世作比較的：此一時期門閥士族和平民百姓之間的矛盾得到了緩解，百姓至少不用再擔驚受怕，世家門閥也因為佔田蔭客製得到了利益。這一時期因為相對太平，所以對於農業以及經濟的恢復都是有幫助的。
不過“太康之治”的背後可以說是虛假的繁榮，很多的矛盾也就在此時開始浮現起來了：
九品中正制實行後西晉官場上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現象，寒門子弟再無出頭之日。
此一時期，各個黨派之間黨爭頻頻，彼此之間的明爭暗鬥尤為激烈，所以這一時期在伐吳、立儲問題上屢屢爭執不休。
五胡內遷之後，胡漢矛盾開始進一步激化，胡人繁衍在河北關中各地，西晉官員對於胡人的殘酷迫害導致了之後的“五胡亂華”。
平民百姓因為佔田蔭客制等緣故慘遭上流社會的壓迫和剝削，而上流社會則靠著這些剝削而來的財富在生活上迅速腐化奢靡之風在西晉朝堂蔓延，進一步加速了百姓和門閥的矛盾。
平定天下之後，江南士族雖然表面歸順，可是江南士族可以說還是半獨立狀態。而中原士族也看不起這些江南門閥，兩方敵視的局面到東晉滅亡都沒有得到緩解。
官場奢靡成風，清談等現象在西晉官場也是很常見的，官員不求務實，只顧空談哲理，最終造就了西晉“清談誤國”。
當然，暴露這些現象本身來說並不可怕，嘗試著去解決就行了，可是這一系列的問題晉武帝沒有很好的去解決，所以造就了之後四百年的動亂。
今天暫且擱置西晉滅亡的主要原因，來談談西晉初年的黨爭，依筆者看來西晉初年的黨爭雖不是導致西晉滅亡的直接因素，卻也是西晉滅亡的間接因素，他們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問題是很深遠的：
三次黨爭讓朝中一大批正直朝臣全部遊離於朝廷的決策中樞層之外，從而使得西晉的朝政每況愈下。
第三次黨爭是以楊駿的勝利而告終，可他和賈南風以及司馬氏的矛盾加劇了西晉滅亡的動亂。
這幾次黨爭可以說影響甚遠，所以也造就了晉武帝死後的那一系列的動亂，朝廷內部還是爭鬥不止，從而引起了“八王之亂”。
西晉初年的三次大規模的黨爭
第一次黨爭：功臣集團和名士集團的對決
司馬炎在其父司馬昭病逝前在朝中的威望並不高，因而他篡位後只得依靠以賈充、荀勖等人為首的功臣集團來鞏固自身權威；等司馬炎穩固了自身皇位之後，為了挽回司馬家篡位過程之中所帶來的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之後的司馬炎重用山濤、張華、任愷、裴秀等人。他們之中有出身世家的貴族，也有出身寒門的寒人。不過都有一個特點，大多都是享譽朝野的名士。
他們自身相比較賈充等人而言持身較正，因而對於賈充為首的功臣集團，他們自身也是看不起的。就是這樣兩方互不對眼的局面引發了第一次黨爭。
這次黨爭表面上來說是以任愷集團的慘敗而告終，但是賈充本身也差點因為此次事件遊離於中樞之外，可以看出此次事件對於賈充集團來說打擊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實際上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不過此次黨爭對於賈充來說也算有意外的收穫，即賈南風順利成為太子妃，進一步拉近了和晉武帝的關係（他本身是齊獻王的老丈人）。
第二次黨爭：伐吳和不伐吳之間的爭鬥
這次黨爭是西晉史上影響深遠的一次，在這次鬥爭之中以賈充、荀勖等人為首他們不主張伐吳。很不可思議的是不管是功臣派還是名士集團，他們很罕見的這一次和賈充站到了同一條戰線上；而與之相對的，只有羊祜、杜預、張華等少數人主張伐吳，可以說這一次鬥爭完全是不主張伐吳的人佔據了主流。
不過有時候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在羊祜死後，杜預接過了伐吳這杆大旗，他屢次上疏伐吳，外加上張華在晉武帝身邊的努力，最終司馬炎下定了決心，亂世終於被平定。
不過這次伐吳戰爭之後的結局卻令人大跌眼鏡，此前不主張伐吳的賈充戰後反而成了伐吳最大功臣；而張華、杜預等人還是被隔離在中樞決策層之外，西晉只是象徵性的封賞了他們，朝中權利格局並沒有改變。
第三次黨爭：立儲之戰，齊王和太子的黨爭
這一次黨爭可謂是影響了西晉之後的格局，兩方黨爭的一方是以和嶠、張華等人為首的齊王黨；另一方則是以荀勖、楊駿等人為首（賈充這一次兩不相幫，因為他自身處境尷尬）圍繞著繼承人的位置上進行黨爭。
這一次黨爭是因為太子司馬衷智力低下，因而以張華等人為首的齊王黨希望司馬炎打破祖製為了國家命運改立齊獻王司馬攸。而反對的一方則是緊緊圍繞在晉武帝司馬炎身邊的荀勖和新興勢力楊駿的外戚集團。
這次黨爭最終則是以齊王黨的慘敗而告終，齊獻王司馬攸被迫歸國，不久憂憤而死。而之前幫助齊獻王的大臣們更是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張華受到了晉武帝司馬炎的有意疏遠，在賈南風當政前一直遊離於中樞之外。
然而此次黨爭之後朝廷的權利中樞已經發生了變化：西晉初年的功臣集團大多已經病死或者垂垂老矣，齊王黨遭到了打壓，最終以楊駿為首的新興勢力外戚集團接管了權利中樞，從而攫取了勝利果實。
西晉的政治生態下的朋黨之爭
簡述了上述這些我們在回過頭來為何這一時期的朋黨之爭的爆發因素：
其一：為了執掌朝廷中樞。
在君主專政體制之中，皇帝對國家的一切事物擁有決定的權利，然而皇帝一個人的精力以及能力畢竟是有限的，所以有時候他必須下放權利依靠圍繞在他旁邊的一個又一個群體來幫助他處理這種事物，一般我們管這種群體叫做朝廷中樞。然而每個人的從屬集團、政治背景畢竟是不同的，所以在這之後就會形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只不過隨著皇權的強弱有時候表現的不明顯而已。
司馬家本身是靠著賈充為首的功臣集團結成朋黨從而奪取曹魏江山，因而對於功臣集團他是盡力維護。賈充在西晉初年制定了《晉律》，外加處於朝廷中樞，身邊自然有不少巴結的人，這樣子就形成了以賈充為首的龐大的朋黨。
可是這樣子勢必會引起別的派系的反彈，他們不滿足賈充一直圍繞在皇帝身邊執掌著朝廷中樞。為了奪取功臣集團的決策權從而進入中樞，別的大大小小的派系也勢必會結成朋黨，所以說此一時期的朋黨之爭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為了進入朝廷的中樞而爭鬥。
第一次朋黨之爭則是任愷厭惡賈充的為人外加其身居高位而引起的；第二次表面上看是很多人以鮮卑未平定而不主張伐吳，實際上反對派是不希望羊祜建立更大的功勳回到朝廷；第三次鬥爭是立儲之爭，最終無論哪一方勝利，勝利的一方肯定會因為擁戴之功而入主朝政。
雖然史書描寫極少，但是筆者認為他們互相爭鬥的目的是不變的，可以說三次朋黨之爭歸根結底其實就是為了一方勢力能夠執掌中樞而引起的權力之爭。
其二：為了家族以及後人的利益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特色是門閥政治，這和當時的政治生態是分不開的。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是脫胎於漢代的察舉制，這一套官制保障了世家對官位的壟斷，而兩晉時期卻還有一套選官方法則就是：官僚職權世襲制。這一套官制則保障了所有在朝廷任職的高官其死後他的子孫後代也能榮華富貴。比如西晉開國功臣的何曾：死後他的嫡子何邵承襲了他的爵位，他的四個兒子也相繼的在朝廷之中承擔著重要的職務。
可以說這兩套官制為司馬氏謀朝篡位立下了汗馬功勞，也保障了司馬氏在謀朝篡位之後各方勢力能夠安然無恙，而賈充等人為首的功臣集團則就是這兩套制度下的第一批得益者。
然而乳酪就這麼大，賈充等人一直瓜分著這麼一大塊乳酪勢必會引起各方勢力的不滿。他們不滿足於賈充和他的後人們一直掌控著朝廷，所以為了自身以及後人的利益，他們開始向賈充為首的功臣集團發難，而賈充等人自然也不會甘心這塊乳酪再多一個瓜分的人，自然而然的為了整個家族的利益而奮起反擊。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此時的爭鬥也有為了自身的家族利益而爭鬥，這其實和東晉的四大家族之間的爭鬥本質上是一樣的。
當然黨爭除了這兩點之外其實也有很多的因素，比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等等，因為功臣集團史書對他們描寫的是一群奸佞小人，而任愷等人在史書上之描寫稍微好一點，所以這裡面的朋黨之爭也有性格之爭。
黨爭之下的司馬炎
黨爭無論在歷朝歷代都有其身影，對於身處漩渦中心的皇帝而言，他們對黨爭往往是模稜兩可的態度，司馬炎自身也不例外，因而此時的司馬炎在黨爭之上既想讓他們爭又不想讓他們爭的一種態度。司馬炎作為西晉開國皇帝，雖然爭議頗大，其本身還是很有政治手段的，對於當時朝堂之上的黨爭，他也採取瞭如下手段：
平衡之策
允許黨爭是司馬炎鞏固皇權的一種政治需要，因為兩晉時期的政治生態是門閥政治，司馬氏本身就是門閥政治的勝利者，因而他們不會允許再出現一個勢力威脅到他們的存在，所以看著手底下的大臣爭鬥是其鞏固皇位的手段之一。
所以對於功臣集團和名士集團的爭鬥他則是一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因為他不會允許再出現一股力量威脅到司馬氏的地位。不過這不是絕對的，當賈充和任愷的爭鬥愈演愈烈已經影響到西晉的正常運作之時，此時的他再出面安撫和調解：一來是他壓制一方的目的已經達到；二來他也必須讓朝廷各個機構正常執行。
傾斜之策
司馬炎對於黨爭有時候是公平的，不過有時候又是不公的，從功臣集團和名士集團的對決之中，我們很明顯的看出他大多時候還是傾向於賈充為首的功臣集團的。
比如伐吳之爭上，賈充本身則是反對的，不過在平吳戰爭之中賈充卻被任命為南征的總指揮，在戰爭勝利後，賈充榮寵更勝；而對於有重大決策的張華他又未能給予其應用的獎賞，甚至荀勖等人說了幾句話，張華便被外放，由此可見其傾向性。
同時對於賈充晉武帝態度也是曖昧的，司馬炎給予其很大的信任和權力，可是他在太子和齊王之間模稜兩可之時，司馬炎就發揮出了他的帝王心術，馬上剝奪其兵權，由此可見司馬炎的傾向性並不是絕對的。
培植新勢力
西晉初年，黨爭的勢力是功臣集團和名士集團。為了保持各方勢力的均衡，又為了保證一方不會被另一方壓倒，所以司馬炎在其皇位穩固之後他又開始扶持新興力量，這就是以楊駿為首的外戚集團和司馬亮為首的宗室朝臣的崛起。
在公元276年，楊駿因為其女兒楊皇后的緣故一下位居朝廷高層，而到他統治後期，楊駿已然把控朝政。
在扶持楊駿的同時，為了維護司馬家的地位，他開始重用以司馬亮為首的宗室重臣，比如他的叔父司馬亮他加封其為太尉，晚年他更是扶持司馬亮和楊駿共同輔佐司馬衷，同時讓司馬瑋和司馬允鎮守要害，增強皇室的力量，讓宗室重臣任北軍中侯一職掌握禁軍。
這兩股力量的崛起確實壓制了原先的舊黨，到武帝后期，功臣集團和名士集團都已經謝幕。不過卻也埋下了一系列的禍患，他死後晉惠帝無法壓制這兩股力量，最終宗室和外戚演變成了兵戎相見。
提高個人威望
黨爭的爆發一個原因是晉武帝繼位之初其威望還不夠高，所以他不得不運用權術來調整王朝的內外關係，不過他也意識到光靠這樣是不夠的，他必須也得提高個人和王朝的權威。當時提高個人權威的最大方法是什麼：平定西北的禍患以及掃滅南方的孫吳政權。
所以他用馬隆幫助其掃平西北，重用因黨爭而受排擠的羊祜，讓他經營荊州。在平吳問題上，他雖然有過猶豫，但是他一直也是贊同伐吳的，當張華等人確信伐吳的時機已經到來之時，他不顧朝野勸阻毅然伐吳，最終因為伐吳的勝利他獲得了權威，也壓制了各方勢力。
結論
在對待黨爭的問題上，司馬炎以他優秀的政治手腕壓制了各方勢力，所以在武帝一朝雖然黨爭頻頻，卻能夠政局穩定，社會秩序良好。
不過也是因為他在黨爭一事上的各種手段卻只是權宜之計，他又沒有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他一死各方勢力失去了壓制。最終他生前的一系列措施對西晉來說是更大的一次災難，一場比之三國時代更可怕的亂世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