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逄先知，是田家英生前的秘書，他常年在田家英身邊工作，對他的瞭解是頗為深刻的。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把圖書室的門反鎖了起來，當勤務員
陳義國發現的時候，田家英的生命已經遠去了，這一年，他年僅44歲。
關於田家英的離世，總有一些陰謀論調，這種思想在我看來，不僅是一種可恥和無知的臆想，也是對去世之人的一種不尊重。
之前我就專門寫過一篇文章，駁斥了所謂槍擊的陰謀論，然而仍舊有人有著無知的臆想。
閒話表過，這篇文章，我就從逄先知的角度，和你們一起了解田先生。
田家英其人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
北宋張載先生的這句話本來說得挺氣勢磅礴的，但奈何被很多俗人用來標榜自己，這就拉低了這句話的檔次。
我是從來不敢用這句話作為人生格言的，哪怕是作為自省自查的座右銘，也不敢。
因為這句話太大，我撐不住，我那俗氣的朋友圈裡，也裝不下這句話。
而在我看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用來田家英身上，是很貼切的，他是這樣的一種人。
喜福堂，是田家英生前的居所，這是一個小院子，安靜祥和。
小院子的正中的那間屋子，是田家的居所，平常只有田家英和妻子董邊住。兒女們上的是寄宿式的幹部學校，平常沒啥事都是住在學校裡，很少回家。
在田家的右邊是偉人的圖書室，也是田家英懸樑自盡的地方；左邊就是逄先知的辦公室。
1966年5月23日，這一天是週一，這一天的整個上午，喜福堂這個小院子裡只有田家英一個人。
他的妻子董邊七點要上班，天剛放亮就出了門，逄先知有事在外忙公務，勤務員陳義國被田家英支出去辦事去了。
誰也不知道，田家英人生中的，這最後一個上午是如何度過的。
總之，悲劇仍舊在悄無聲息當中發生了。
逄先知在田家英身邊當了多年的秘書，他深知田家英性格上的優缺點。
逄先知對田家英性格上的缺陷描述，我個人覺得很客觀，也比較準確。
田家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弱點和缺點。在順利的時候，容易驕傲；在逆境之中，又往往表現消沉、頹廢。性格比較脆弱，經不起挫折，缺乏應有的韌性。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對於田家英身上的這種在逆境當中的“消沉”和“頹廢”，我是頗有感觸的，當讀到逄先知對他這段性格上的描述，也是一下擊中了我內心當中某個，柔軟的地方。
我也是一個在逆境當中，會表現出消沉和頹廢的人，因而對田先生當時的那種處境，也是感同身受。
那麼，當時的他是何種處境呢？
這就繞不開“江、陳”這兩個人，用田家英遺孀董邊的話來說，就是：家英長期和他倆做鬥爭。
耿直的文人秉性
田家英這種性格耿直，正氣的人，眼裡是容不下沙子的，他也做不到圓滑，或許，他本身也不願圓滑（
本文來自百家號“賤議你讀史”原創，其他平臺均為搬運抄襲
）。
田家英和陳伯達認識得比較早，在延安的時候，兩人就認識了。
延安當時設有一個政研室，陳伯達是副主任，田家英是政研室經濟組的研究員。
這時候，兩人之間沒有多少的利益瓜葛，相處得還比較祥和。
當時，陳伯達要寫幾本書，田家英忙前忙後幫忙蒐集了很多資料；要知道當時延安的條件比較艱苦，各方面的物資都比較匱乏。所以，這蒐集資料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
當後來陳伯達得勢的時候，和田家英有了一些芥蒂，在談及此事的時候，陳伯達只是反問了一句“你做了什麼工作？”。
這件事使田很寒心，對陳的為人也有所認知。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對於陳伯達這個老夫子的評價，逄先知的評價比較尖銳，顯得不是很客氣：
陳有一副偽善的面孔，裝得誠實、謙虛，其實作風霸道，心地褊狹，愛貪別人之功，又善於諉過於人，內心深處藏著野心。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在逄先知的記述中，田家英對陳伯達的評價也不是很好：
田家英早就看出陳伯達的品質，說他是偽君子、小人、野心家。陳伯達寫的東西，別人提不得不同意見。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李銳，是田家英生前的好友，他寫的一篇文章《懷念田家英》中，也有著這樣的記述：
他很看不起周圍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厭惡了江陳的一些行為。據董邊同志告訴我，他同陳伯達作過長期鬥爭，針鋒相對，寸步不讓，因此，陳對他恨之入骨。
——來源：《大地》雜誌，“懷念田家英”，1980年第1期.
那麼，為何田家英對陳的意見這麼大，對他的評價很不好呢？
解放後，陳伯達雖然掛了不少副職，但多是無權無勢的職務。因此，這個老夫子就經常向田家英打聽一些偉人的近況。
譬如，“最近讀了什麼書？”、“說了些什麼話？”、“需要注意些什麼問題？”
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這種察言觀色，探聽氣候，以及“投其所好”的作風，我們非常反感，也覺得是一種危險之事。
——來源：《大地》雜誌，“懷念田家英”，1980年第1期.
田家英還同李銳講述過一件事，當時的陳伯達特意製作了一顆“閒章”，上刻“閒雲野鶴”。
這在田家英看來，卻反映出這個老夫子當時有著很大的牢騷，就是“無權無勢”。
而陳之所以會嫉恨田家英，有著兩個原因。
一來，他故意走近田家英，探聽訊息，換來的都是對方的冷淡；
二來，正如逄先知所言，誰在偉人那裡做出工作成績，受到讚揚，陳都難以容忍。
而田家英長期受到偉人的重用，也就成了陳伯達的一塊心病。
至於田家英和江的矛盾，就更加明顯了。
田家英是一個不趨炎附勢的人，也不會掩飾自己的喜惡，情緒大多都表現在臉上。
對江的頤指氣使和不可一世，田家英是看不起的；而在那個女人眼中，這種文人是一個很難折服的人，因此也是不能相容的一個人。
穿小鞋
1955年，偉人重新成立了政研室，陳伯達為主任，胡繩和田家英為副主任。
不過，作為主任的陳老夫子對於政研室的工作，幾乎都是不聞不問，當甩手掌櫃；政研室的正常工作，全靠胡、田二人撐著。
陳伯達告狀，說田家英“獨斷”、“大權在握”，他陳伯達對政研室不能管，管不了。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田家英是一個不吃暗虧的人，當年很多人都忌憚陳，可田家英卻不怕；在得知這事後，秉性耿直的田家英曾質問過陳伯達。
陳張口結舌，支支吾吾，好久說不出話來。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兩人這種針尖對麥芒的事，數不勝數，而秉性耿直的田家英，終究還是要吃虧的。
其實，這種長期的鬥爭，對於田家英來說是不利的局面。
長期鬥爭積攢下來的苦悶和壞情緒，一旦到了一個臨界點，遇到一點火星，立馬就能燃燒了自己。
而這火星子，在1965年就到來了。
杭州談話
1965年11月的下旬，偉人在杭州，把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和關鋒五個秀才也召喚了過來。
找這五個秀才過來，也不是要做什麼重要的事，就是大家集中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給幾部馬列經典著作寫序言的事。
由於這次不是很正式的座談會，因此，大家聊得就比較寬泛，反而沒有過多的談論寫序言的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在上海的《文匯報》；偉人就在座談會上，談論了對這篇文章的一些看法。
事後，在整理談話記錄的時候，田家英提出，還是不要把領導對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加進去。
這個意見得到胡繩的支援，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關鋒不表態。回到北京，關鋒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寫進去不可，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只好恢復。
後來，關鋒把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條罪狀。
——來源：《懷人說史》，逄先知著.
也正因為這事，田家英被要求暫時離開工作崗位。
這件事也成了點燃那個臨界點的火星子，讓田家英被壞情緒所包裹，一時無法走出來。
燃燒
1966年5月22號，這一晚，安子文、戚本禹、王力，來到喜福堂，告訴田家英他被停職，並且當場進行工作交接的事宜。
這一晚，田家英在圖書室裡，一個人呆坐著，徹夜未眠。
家英那時坐在圖書室裡......我（董邊）因為翌日一早還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我迷迷糊糊一覺醒來，一看手錶，已是清晨五時，圖書室裡還亮著燈。
我趕緊下床，到那裡去看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著。
——來源：《人生與伴侶》，“和田家英相識相愛的日子”，董邊，2015年第6期44-44,共1頁.
正如逄先知所言的那樣，逆境之中的田家英，往往表現得消沉和頹廢，比較脆弱。
第二天一早，這一天是1966年的5月23日，掛著“喜福堂”的小院子，顯得格外的安靜。
“喜福堂”這個牌匾，還是當年乾隆皇帝親自手書的，充滿了歲月的滄桑和時間的厚重。
這是一個繁忙的週一，逄先知寫材料去了，陳義國也有事外出。
當陳義國回來的時候，用鑰匙開啟反鎖著的圖書室，走進去檢視，在兩排書架之間，看到了懸樑的田家英。
這個秉性耿直的文人，最後還是以這種方式結束了自己44年的人生，這匆匆歲月，來得匆忙，去得也是突兀。
田家英是偉人的秘書，在這個重要的工作崗位上，他從來不以此自抬身價，也不擺架子。
那些尊重他的人，是佩服他的才學、氣度、有見解和平易近人。
人都是具有兩面性的，有著優點和缺點。
最後，我用逄先知對田家英兩方面的評價來作為結束吧。
“他處事十分謹慎，嚴格遵守紀律，工作兢兢業業，忠於職守，一絲不苟。他決不輕率地、不負責任地提建議。
田家英以大局為重，維護團結，以及他的剛正不阿的品質，給我以及熟悉他的所有同志留下的印象，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田家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弱點和缺點。在順利的時候，容易驕傲；在逆境之中，又往往表現消沉、頹廢。性格比較脆弱，經不起挫折，缺乏應有的韌性。
一個“人”字，一撇一捺;
一撇為“優”，一捺為“缺”;
一撇為“正”，一捺為“惡”;
一撇為“生”，一捺為“死”;
作何選擇，都得用一生來思量。
本
文來自百家號“賤議
你讀史”原創，其他平臺均為搬運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