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希德教授在其《唐代官修史籍考》一書中曾寫到這樣一段話“我們讀傳統的傳記時應當留意，那些看起來好像是無血無肉的蒼白履歷，只有連串的官名……這仕歷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義和內涵。
唐代一個官員的履歷，即使被簡化到僅剩連串的官銜，沒有任何背景資料，也能讓跟他接近的同時代人讀得‘很有意義’（meaningfully），就像我們今人讀報章上同專業的某名人訃文，或閱讀某個求職者的履歷表，讀到那連串職稱，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
這段話雖短但意義深刻。在歷史人物研究中，官職名稱不是一個個簡單的符號，對於瞭解當時官場規律的人來說，一個官員仕履表中的官銜會透露出這位官員在仕途中的表現、發展前景是否良好。
這位官員會默默無聞於官場或是成為政界中的一匹黑馬，大致是可以由其任官軌跡推測
出
的。依據杜希德教授的這段話，我們現代人對古代職官名稱的瞭解
若
只限在其官階、職能、編制上，即便是瞭解了這一官名的職源和沿革歷史，也還是不夠的。這些官名有著更深刻、更深層的意義。
而這更深層的意義只能依託當時的大環境才能解讀出來，也只有解讀出這更深層的意義，才能更接近歷史。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要了解真實的鄧綰父子，仔細研讀他們的仕履表並挖掘其中的深層意義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北宋後期士人的政治追求
在宋代，入朝為官大致有科舉、蔭補、從軍補授、吏人出職等多種途徑。若以人數而論，則以科舉、蔭補為最，“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兩宋三百餘年，科舉取士大約有幾萬人。但若以素質而論，經科舉入仕為官者素質最高。而且宋代的高官也大都為進士出身。本文所討論的鄧綰也是透過科舉這一途徑進入
官場
。在宋代，士子們只要通過了科舉考試，就可以獲得官職，其待遇優於唐代。
但是在宋代的職官制度中存在一個突出的現象——官、職、差遣分離。官表示俸祿，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才是有實權的官。
例如一個官員的官銜是尚書工部員外郎，但實際上並不擔任這項工作，他此時真正從事的工作可能是一州的知州或是其它。所以差遣更被當時人所看重，“官有其名而不除者甚眾……任官者但常食其奉而已……中外又以差遣別輕重焉。”由於官多差遣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士人輕薄虛名的現實主義態度。
“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這在其他朝代（不包括唐）是不多見的，但在宋代卻是一種常態。
這也使‘任官’本義發生改變，出現‘注授差遣’這一新的術語。宋代官制之複雜，也正體現在這一點上。我們在重視官曆、官銜的視角下，解讀鄧綰、鄧洵武父子的仕宦生涯，既要看其本官，更要看其差遣。
史料中關於鄧綰官曆的記載並不是十分的完整，這段缺失主要集中在熙寧三年以前。關於鄧綰具體何時參加科舉考試，最初被授予何官、擔任何等差遣的記載是比較模糊的。
這使得我們對於他在官場中的起步、最初的發展空間、是否經歷過重大政治事件都不甚瞭解。但對於他在熙寧三年之後的從政軌跡，我們大致還是可以把握的。而且這段經歷在他的政治生涯所佔分量更重，也更能突顯他求作“好官”的政治心態。
初到中央的鄧綰
熙寧三年冬，鄧綰由寧州調任中央。寧州，即今天的甘肅省寧縣。在宋代，這裡屬陝西路管轄。從地理位置上看，地處北宋與西夏接壤的西北邊疆地帶。鄧綰此時的官銜是寧州通判。他此次調任的直接原因在於：上疏言新法之好，獲得王安石的青睞，被授予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之職。鄧綰獲得這項任命，中間還有一番曲折。
神宗召見鄧綰之時，適逢西夏進犯慶州，神宗問及此事，鄧綰為神宗詳細
的
分析此事。於是宰相陳昇之、馮京以綰熟知邊事為由，奏除鄧綰復知寧州。這與鄧綰此番上疏的初衷大相徑庭。
鄧綰此番上京，當然不是為了再回寧州，他的目標是要留在京城，作得諫官、獲得
館
職，“朝士問曰：‘君今當作何言？’綰曰：‘我不失作
館
職。’或問：‘君得無為諫官乎？’”館曰：“正自可以為之。”
在京城、在中央做官的想法在宋代眾多官員中是極為普遍的。北宋的兵權與財權集中於中央，無論是想要施展抱負理想或是作得“好官”，前往京師是一條很好的途徑。鄧綰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在此之前，王安石與鄧綰的一次談話，也給了鄧綰留在政府的希望，“安石問：‘家屬俱來乎？’綰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來。’安石曰：‘何不俱來，君不歸故官矣。有了王安石的這句承諾，當得知陳、馮二人奏知寧州時，希望破滅，鄧綰的表現是憤憤不平，對朝中大臣言道“急召我來，乃使我還知寧州也！”
並立即向王安石傾訴他的不滿與要求。鄧綰入仕為官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祿，當年范仲淹所提倡的以天下為己任，以君之憂、民之憂為己之憂的政治追求在鄧綰身上己看不到絲毫痕跡。但是鄧綰的這種行為並非個案，如崔公度“日夜造安石，雖踞廁見之…嘗從後執其尾帶，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關帶有垢，敬以袍拭之爾。’”
崔公度對王安石諂媚逢迎到如此地步，又豈不是為了獲得一“好官”。士大夫們非忙於國事、民事，而是忙於利祿，“以善術事為精神，以能
訐
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
在鄧綰向王安石傾訴不滿後的第二日，朝廷公佈了關於他的新任命：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按照宋朝的制度，集賢校理的除授是要經過考試的。“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鄧綰顯然沒有參加考試，而是依靠王安石的關係破格提拔。他的這一要官行徑遭到在京同鄉的嘲笑與鄙視，鄧綰對此滿不在乎，“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為之”。鄧綰這種不知廉恥的表現與飽讀聖賢書計程車人形象相差
甚遠。在他看來，無論採取何種辦法，只有得了“好官”才是實際的。
集賢校理的確可以稱之為好官。宋代沿用唐、五代之制，設有三館秘閣，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朝廷設立這些機構的目的在於將其作為藏書“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編纂校勘書籍之所。
這些機構更為重要的作用在於為朝廷儲養名流賢俊，作為培養兩制、宰執等高階官僚之所。所以，宋代計程車人都將
館
職看作是清貴之官，是仕途上的終南捷徑，獲得
館
職是件榮耀的事情。在眾多
館
職中，集賢校理不屬於高等官職，但為正館職，獲得集賢校理對於鄧綰來說是喜事一件，因為相較於寧州通判，這一職位意味著他距離天子，距離宋朝的政治核心圈更近了。
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等級不高。鄧綰的此次調任看來並無什麼可賀之處，其實不然。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是當年新設立的官職，“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
五房
各置檢正官兩員”。王安石認為保守派官員嚴重妨礙改革的程序，基於這樣的認識，他要打造一支自己親信的隊伍，幫助他推進改革。而朝廷設定此官的用意在於“蓋須經術文雅，足謀國體，多識前言往行，以助宰相有所不知，得以諮訪”。
檢正官的職責主要在於文書方面，“（熙寧）四年十一月一日詔：應朝廷擢用才能，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中書、樞密院各專令檢正、檢詳官以事狀送進奏院，遍下諸路。（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五詔：今後中書檢正官所發帖子下諸處會審，並先執政處呈乞，方得發出，仍置薄抄上，每五日一次赴廳呈押。”
“中書檢正官負責的是文書整理呈上行下的工作，在決策形成的前期準備階段其重要作用，朝官兼任中書之職，使得在他們身份不變的前提下，能夠參與決策，擁有很大的權利。特別在當時變法的大環境下“凡考課、銓選、學校、貢舉、蔭補、磨勘、試刑法者、州縣編類、始則屬於中書條例所，後則屬於檢正五房”。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也就成為一項重要的職位。事實上，鑑於檢正官的重要性，王安石當政期間，一直把持著中書檢正官的任免。
不久之後，鄧綰又兼任了編修中書戶房條例一職。這也是新設立的一個官職。它與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設立的背景是相同的——推行新法所需。
而且它的設立時間更早一些，在熙寧二年。
眾所周知，在王安石與神宗推行新法之初，便有眾多的官員表示反對。而若要想較為順利的制定、推行新政，必須避開這些持反對意見的官員，任用支援新法的官員。設立專門的變法機構，新的官職，安置這些贊同變法的官員，將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編修中書條例正是應變法的需要設定，它的職責在於對歷朝所有降例，進行刪除編排，以制定出適應變法需要的中書五房條例。
鄧綰也實際的參與到了新法的運作中。在熙寧三年的這一年裡，王安石也推薦了另外一些人為編修中書條例，如張璨、馬琉、鄧潤甫等，贊同變法的曾布、李承之也在這年擔任了編修中書條例。也是在本月，朝廷又命鄧綰同知諫院。之後的一兩個月內，鄧綰又相繼獲得的同詳定編設和直舍人院兩項任命。
結語
在初到京城的這三個月裡，鄧綰受到王安石青睞，既獲得
館
職，又作了諫官，並且也實際
的
參與到了變法的工作中，正在漸漸的走進當時的政治核心圈內。他此時接觸的不再是普通的地方官員、老百姓，他所面對的是北宋天子，當朝執政以及眾多朝廷要員，這是他仕途上的一大轉折。
對於此時
己
經四十多歲的鄧綰來說，這些是他應該得到的，他有這個能力和資格。鄧綰受到鄙視與嘲笑的原因在於他渴求
作
“好官”以及“要官”的行徑。
但是，鄧綰的這一行為並不是個案，這在當時的北宋政壇中很常見。求得一個“好官”已經成為一部分官員的追求，這其中也包括那些學問好、行政能力強計程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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