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六一兒童節
說到六一國際兒童節，大概沒有幾個人明白它的由來。實質上，這個節日和納粹軍官——蓋世太保頭子海德里希的遇刺有極大關係。
1942年5月底，海德里希趕赴捷克古城布拉格，準備和希特勒本人碰頭，商討戰爭中的屠殺計劃。趕赴會場途中，海德里希遭遇七名“納粹獵殺者”的伏擊，送往醫院後雖然全力搶救，最終仍舊因傷重不治而殞命。
希特勒折損一員大將，因此極為惱怒，在圍剿了七名伏擊者之後，因為一封來歷不明的信件，將目標鎖定為距離布拉格五十公里之外的利迪策村，於6月10日對該村展開了一輪轟炸和屠殺，甚至連村中的墳墓也沒有放過，盡數加以破壞，試圖將這個村莊從地圖上抹去。
戰後清點，整個村莊只有當時外出的17人倖免於難，其餘的所有人均死於這場災難，包括全村的一百多名孩子。
為了讓所有人記住這一樁慘案，不至於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每年的六月一日就被定為國際兒童節，並流傳開來。
六一兒童節的節目表演
不知道是不是自媒體大行其道的緣故，現在的學校特別熱衷於一些外宣活動——不管別人看不看，反正自己就是要製作一些華麗麗的美篇和公眾號。
我想，這些美篇和公眾號，它們的命運大機率和紙質報紙的命運別無二致，不會有什麼人感興趣。但是，你又不能說它是負能量的東西。
雖然它的製作過程讓老師們勞心費力，充滿了怨氣和戾氣，整個製作過程充滿了負能量，但在製作完成之後，誰能說這是負能量？？？？
有的外衣就是外衣，你無法質疑。
關於這種美篇和公眾號的製作，有一個演變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教師們沒有接觸過這麼一種事物，還有一種淳樸的情愫，像小孩子一樣，對它充滿了懵懵懂懂的好奇。
那個時候的老師們大概以為：自己在一個學期之內製作不了幾回，也參與不了幾次擺拍，不會佔用大量的工作時間。作秀就作秀吧，反正沒什麼好處，也沒什麼太大的壞處，就當是生活的一種調劑。
然而，事情的發展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教師中的一部分中等層級的教師慢慢喜歡上了這種工作，使他們有一種成就感，顯得自己整天都在忙碌，在BOSS面前有居功的資本：我為你粉飾了妝容，積攢了向上的資本。
如此一來，美篇和公眾號就漸漸多了起來，分配給每一個在一線工作的教師的任務也多了起來，由他們在課餘時間製作完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漸漸成了一個系統工程，要求越來越苛刻，製作越來越美輪美奐、圖文並茂。製作次數也漸漸多了起來，要不了幾天就會輪到自己一次。
每到自己製作的時候，教師就化身成了一名記者。在擺拍的時候，必須要抓拍到完美無瑕的照片和影片，保證沒有每一個人出現在該出現的位置；進而，還要對海量的照片進行海選，保證校內掌控話語權的老師都能夠出現在“大製作”裡。
這個時候，考驗教師“情商”的時機開始出現——搞錯一個鏡頭，放錯一個位置，就可能引來BOSS群體或者教師群體的質疑：你是不是有意捉弄我？你是不是有意貶損我？
教師群體的金字塔概念越來越濃厚，銅牆鐵壁，壁壘森嚴。
這是空穴來風？不好意思，我們這個學校，已經因為這種美篇和公眾號的製作不周，老師之間鬧過好幾次軒然大波的矛盾了，幾近於全武行。（這一件事情，我以前提過，這裡不再贅述，今後有的是時間，我可能會再次記述。）
當然了，在製作過程之中，製作人還免不了受到BOSS群體的耳提面命、反覆申斥：“這點任務你都完成不了？這點任務都不合我的心意？！”如果沒有一點心理承受能力，如果還保持著文人的儒雅謙和，一定會“可憐白髮生”。
這些外宣材料製作出來之後，我不知道有多大用處，反正，我是從來不會翻看的——太浪費流量了。我更明白一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是展現在你面前的漂亮優雅，往往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月亮背面有什麼，你往往意想不到。
可是，為什麼我們又對這種製作樂此不疲？
最重要的一點：這些外宣材料就是學校BOSS的功績，可以在BOSS的BOSS面前收穫青眼。至於這些事情是否真實，效果幾何，沒有人會去深究。
此外，這些外宣材料製作出來之後，很容易批次下載。下載之後，各種各樣改頭換面，再打印出來，可以裝入到堆積如山的藍色塑膠盒子之內，再擺滿一個個鐵皮櫃子，依靠這些支撐起一個個學校的外殼。
說了這麼多，主題就是一個：我們要製作對應的美篇和公眾號，所以必須進行六一兒童節的節目展演。
這種展演的附帶驚喜是：可以邀請學校之外的BOSS，讓他們“駕臨”欣賞，中午時候順帶去吃個便飯。
有沒有不在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折騰兒童、折騰普通老師的例子？
我看到這麼一則訊息：亳州某幼兒園在六一節期間，不再組織孩子們表演節目，而是別開生面地讓孩子們們圍坐一起，興致勃勃吃了一頓飯。
在我看來，這樣的六一節才是學生喜歡過的六一節，才會真正給學生留下美好的印象，而不是挑出十分之一的學生，冒著酷暑，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地去表演節目：辛苦自己，討好別人，過成了成年人的“六一兒童節”。
毫不客氣地說，學生們甚至無法看到所謂的節目，為了保持紀律，他們只是頂著大太陽，忍受著針刺一樣的陽光，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看著前面同學的後腦勺罷了。
老師們呢，她們會全副武裝的同時，找個蔭涼的地方躲起來。
你如果問：“你躲到蔭涼地裡了嗎？”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我全程都陪著學生學生坐在太陽地裡，不帶一絲防護。
如果我不這麼做，我會覺得自己虧欠了學生什麼，心中很是不好受。
正是因為我這麼做了，我才敢跟你說：陽光像針刺一樣！
附帶說一句，正是因為我的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我的同行對我極端排斥，他們會陰陽怪氣地說我“不合群”、“孤僻”，是一個百無一用的“聖人蛋”——說到底，我這種做法與她們對比，很容易讓她們覺得不舒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節目表演完畢，一則美篇或者一個公眾號文案就已經出籠，教師群體中的既得利益者們歡欣鼓舞，甚至還可能拿到各種各樣的輔導獎——不要忽視這樣的輔導獎，在教師晉升職稱的時候，這些東西非常有用，屬於殺傷性武器。
六一兒童節的教師一瞥
講一些六一兒童節表演節目時的前奏吧，管中窺豹，從中看一看我們的教師多麼“光明正大”。
我們這個年級組，老師們在“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狀態下爭取來了一個表演節目的機會——原本，老師們罵罵咧咧地不願意參與表演，直言這種勞神費力的節目非常無意義；等到學校BOSS真的不讓表演時，老師們再次開始罵罵咧咧，說“BOSS是‘dog的眼看人低’，不給我們年級組一個機會”。
不知道是不是某個“錦衣衛”把這種情緒告知了BOSS，BOSS再次允准本年級組可以編排一個節目，上臺展演。
老師們展示完什麼叫“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之後，辦公室內掌握話語權的老師開始暗戳戳地詈罵：“排練節目不是一個人的事，所有辦公室老師都要參加。”——這是她們的規定性動作：不攻訐別人就覺得少了點什麼，總要為自己樹立一個假想敵，罵上一罵。
我們辦公室只有六個人，其中三名是班主任，每個月多拿了六百元額外補助（是我月工資的五分之一）。從這一點上來說，排練節目就是她們的活計。
並且，如果這些節目獲獎，榮譽證書上也是她們的名字，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名字——會咬的狗，總能多吃到幾塊肉，不是嗎？我向來不喜歡參與這些江湖紛爭：搶到頭破血流的榮譽，我內心裡就特別想離得遠遠的。
除去三位班主任，本辦公室的另外兩位老師，都是情商極其線上、沒事兒就罵一罵如同“摯愛親朋”一樣的同事的人中龍鳳。她們和這三位班主任的交情，不敢說出則同輦、夜則同眠，但從蜚短流長的程度來看，幾近於耳鬢廝磨。
毫無疑問，詈罵所指的物件就是我——在烏鴉的地盤上，白天鵝當然就是一種罪。
平時，每當她們把學生從正在上課的課堂叫出去排練的時候，我總是在上課。
面對他們的突然闖入和大聲吆喝，我從來不會表現出什麼不高興：必須尊重自己的同事嘛，老實人不能主動找毛病，
老實人就該逆來順受
，不能惡意揣測同事。
當我不上課的時候，分散在整個年級（三個班）裡的學生又總是不再排練了。如此一來，我連表現自己的機會都沒有。
不用懷疑，學生們對著大螢幕練習舞蹈的時候，我沒有搬上一把椅子坐在旁邊，我就是不熱心集體事務的薄情寡義之輩，就應該被我的這些“可愛”的同事們惡意攻訐。
沒辦法，我特意調換了幾節課，讓我的“摯愛親朋”先上課，自己去“看著”學生跳舞。
我特別宣告：這一次我去，大家都不要去了吧！
結果，這老幾位教師相視一笑：哎呀~，我們一起去吧~！
好吧，一起去就一起去。只是，我表露自己功勞的機會又失去了。
到了所謂的舞蹈教室，這二位老師（一男一女）搬了一把椅子，旁若無人地坐在一起開始交頭接耳，我則像一個機器人，傻呆呆地站在學生旁邊——我根本沒有一點舞蹈細胞，也指導不了什麼。
更重要的是：我從來不喜歡呵斥學生，在她們連珠炮呵斥學生的時候，經常有種汗流浹背之感。
當然，她們在無端呵斥之後，更多時間是不顧炎夏，聚在一起熱議。
不是我特意去竊聽，大概賴我的耳朵，那些故意壓低的聲音總能被我聽個大概。她們說：
“某某老師整天文縐縐的，真是個聖人蛋！”
“某某老師特別孤僻，不合群！”
“某某老師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完全不和我們談閒話，不嘮嘮家長裡短，一定是心理有問題！”
我簡直躲無可躲——拍屁股走吧，不合適；聽著吧，也不合適。
我在內心裡想：什麼時候，教師的“文縐縐”成了一種罪？
什麼時候起，教師之間開始流行“碼頭”了，這些人一定要加入你的碼頭才行嗎？
你們的所謂家長裡短是什麼意思？不就是窺探別人的隱私，甚至不介意夫妻之間的關燈之後動作嗎？
你們的所謂聊聊天，不就是教師之間的各種攻訐和各種“認碼頭”形式的認祖歸宗嗎？
她們在盼望著什麼？不就是盼望教師群體之間形成一個個類似於三哥那樣的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般的金字塔建構嗎？
這麼一來，我們的教育形勢到底是一片大好，還是危若累卵？
舉個梨子
舉個梨子吧，蘋果太貴，我舉不起。
不要覺得教師群體之間風平浪靜，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教師群體的劣根性，從來都沒有風平浪靜過。
1912年，葉聖陶中學畢業。在那個知識匱乏的年代，這種學歷已經等同於現在的一本，甚至可能還高於一本。
畢業之後，葉聖陶進入了蘇州言子廟小學任教。
這個學校只有四名教師，但其中的傾軋仍舊縱橫交織，波譎雲詭。
葉聖陶曾經給當時尚在清華求學的好友顧頡剛寫信，說自己不習慣教師之間的爾虞我詐，終日苦悶，課餘在市場上看到補鞋匠，覺得沒有人家自由自在，就特別想大哭一場。
如果是我有此感想，那些“高屋建瓴”者一定會抱著“扶不扶”的心態對我進行有罪推定：摔倒的老人和你，一定是你撞倒了老人！
可這裡的主人公是葉聖陶，是我們教育部的第一任教育部長，你又該怎麼認識？
你可以去翻翻葉聖陶的履歷，他在1912年進入只有四名教師的蘇州言子廟小學，經歷了兩年的苦悶生活，甚至還為此生了一場大病。在他大病未愈時，他的同事就為他設下了一系列陷阱。
葉聖陶沒有識破這個陷阱，為了保護自己的自尊，他選擇了離開，賦閒在家。
當然，因緣際會，後來的葉聖陶到了商務印書館的旗下，才開啟了另一段人生。
眾所周知，葉聖陶的成名作《倪煥之》是對那個時代的控訴，但我看完葉聖陶的經歷，總覺得他也在其中，也表達了對教師群體“相煎何太急”的劣根性的愁苦。
補白
二十四年風塵歲月，信念好像還在我的心中。
二十四年的教學生涯，我看著教師群體的形象慢慢失去了光輝；二十四年來，我好像一直沒有讓自己尖刻，並且富有心機起來，這是我的失敗。
不過，沒什麼可遺憾的：
前路有光，初心莫忘吧。
上面是一個教師每天習慣性的閒言碎語，是紓解每天鬱悶的一杯文字烈酒，未必合各位的心意，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