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承佳: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

康承佳: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

康承佳,武漢大學研究生在讀,90後重慶山城姑娘,愛文字,愛土地,無宗教信仰,但熱愛諸神和上帝。作品散見於《詩刊》、《星星》等,第三屆元詩歌獎獲獎者。

重慶給予我最多的是對土地的感受

金啟明:你好,首先恭喜你獲得本屆元詩歌獎!聽聞你是重慶妹子,我們都知道重慶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詩歌運動的重鎮,那麼你的生活環境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康承佳:謝謝喔!重慶給予我最多的是對土地的感受,我來自農村,是一個泥土味兒很重的孩子,從出生到眼下乃至未來,皆是如此,這並不成其為一種標籤或者宿命,只是一種存在。

籍由此,我對“城鄉二元發展”、“三農問題”等有更貼近生活本身的反思,它們並不僅僅是改革所帶來的歷史陣痛,更多的,也關涉到我們這一輩鄉愁的起點以及歸處;更多的是我對“貧窮”“矇昧”“純粹”“生存”的重新質疑;更多的是讓我從實體與精神的雙重存在都看上去像一個有故鄉的人……

重慶,賦予我的,是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裡描述的熟人社會,以及建構在此基礎上已經逐漸失落的鄉土文明,之前以及目前的寫作,諸多感受來源於此,很虛妄,也很淺薄,但的確關涉生命本體最本初原始的追問。

金啟明:你怎樣看待職業對詩歌的影響,從事文字工作或大學讀中文,會不會對寫詩打折扣?因為也有人說,中文系畢業的寫作者沒有不是中文系畢業的寫的好?

康承佳:哈哈,這個問題真是漂亮!問道心坎兒裡去了。“愛好職業化”這是今年開年以來我就在開始反思的問題,到目前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一個問題的“真實”永遠比一個問題的“情懷”更有現實的力度,您的問題逼近前者。我高中時理科成績的確比文科好很多,從高中文理分科到大學志願填報以及今後的從業選擇我都沒留餘地地以“興趣”為導向,都以文學作為核心的價值參考座標。呃呃,自己挖的坑,自己跳!

真是這麼回事兒,縱觀現當代文學,在文壇卓有建樹的大家,很多前輩沒受過正規教育(梁漱溟先生中學畢業,巴金先生中學畢業,錢穆先生中學都沒畢業,沈從文先生也只是小學文憑……當然,也更多的是時代影響);同時,文學大家的專業出生大多非文學(魯迅先生、郭沫若先生是學醫的,周作人先生是學土木工程,郁達夫先生是學統計學……);納入國際視野,從資料統計來看學科分佈,諸多出身醫學(毛姆、濟慈、契訶夫、柯南道爾)或者法學(高乃依、卡夫卡)專業,與純文學關涉度不大。

由此反觀,學科選擇與文學創作並不存在必然的關係,但也非您所言“中文系畢業的寫作者沒有不是中文系畢業的寫的好”,從中文出發在當代文壇坐鎮一壁江山的也大有人在(許地山、丁玲、戴望舒、曹禺、張愛玲、汪曾祺、賈平凹、馬原劉震雲、韓少功、方方、畢飛宇……)不勝列舉,皆系中文出生,因此,並不存在您所定義的局勢。

最後,我最想補充一點的是,畢竟,中文的學科設定並不是為了培養作家,更多的,是讓我們瞭解高於政治的道德,瞭解高於道德的哲學,瞭解高於哲學的人性,從而修煉,從而抵達,中文系的設定初衷是為了培養的是獨立而飽滿的品行與人格。至於是否能夠走出作家,更多的是個人的修為,與學科無關。

至於您問到學中文或者從事文字工作會不會讓寫詩打折扣,這個我還真沒什麼發言權,因為本來就寫得很差,打不打折扣都挺差,所以也無甚差別。哈哈,這個問題等以後我有資格和能力時再回答吧,慢慢來,一輩子,長著哩,不著急,我相信中文學科所饋贈給我的情懷與視野會給我的寫作帶來更大的格局而不是限制,當然,還需要我今後的投入和堅持,寫作,是目前而言最充實最快樂的事業,它和職業和專業無涉,只是我的路徑依賴與路徑選擇。

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

金啟明:如果給自己做一個分期,你的詩歌可以劃分嗎?前後有幾個階段?

康承佳:分期哇?希望您能原諒我開玩笑地以今天為界,分為昨天和明天的,到目前為止,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因此,更別說能夠觸動他人,我很少重讀自己的詩歌,寫完了就擱置在那兒任其自生自滅,因為重讀總是不斷地反觀自己的淺薄和幼稚,措辭的生澀、刻意甚而矯情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打擊到我自以為是的驕傲,打擊到我苟延殘喘的自尊心,為了不被打擊最好的方式就是逃避,因此,到目前為止我並不曾認真地打量我的作品和審視我的自身。

我總是對明天的創作充滿期待,總是覺得會在某個不曾預期的瞬間碰撞到我一度想探尋的溫暖、澄澈、真切或者深沉……但繆斯並不鍾愛目的性太強的孩子,我依舊沒能找到為我自己賦能的句子或者詞語,我依舊在昨天的虛妄和淺薄中重蹈覆轍,並且,時不時還沾沾自喜,其實很幼稚,很可笑,但我也原諒自己,這是一個不成熟寫作者必然會經歷的過程。畢竟,寫作是一個不斷解構、建構和重構的過程,價值重估才是成長的姿態,依舊期待今天能夠成為界線,能夠在明天撞見另一個自己。

金啟明:你現在寫詩是貫徹自己所認同的詩歌理念,還是更多出於生命體驗?

康承佳:後者吧。我是應試教育體制下批次生產中並不成功的產物,成績不好不壞,個性不弱不強,自小就於是隸屬於邊緣性生物,不叛逆,也不乖巧,變成了總是被忽略的存在。被忽視久了的孩子,難免滋生孤獨感,從而滋生伴隨整個成長過程的羞澀、怯懦,一種自卑自青春期開始,便根植於生命深處。

它並不能像阿德勒《自卑與超越》所講的那樣,我能夠從中獲得更大的稟賦與潛能,更多的是,一種由內而外的寂寞,在青春期便開始萌生,外顯成一種青春明媚的憂傷,其實那樣的憂傷並沒有實際的內容,但又真真切切地扣合在生命裡,成為我不能自洽自處的主要原因,現在看來並不是多麼特別,可能很多同齡朋友也曾經歷過,長達十多年的孤獨衍生了寫作,寫作於我,只是一種情緒的出口,一種好好和自己相處的方式,如果是這得益於生命的本體體驗,不如說,它來自青春期必然會遇見並承擔乃至走向自我消化的敏感、脆弱以及孤獨。

金啟明:你有寫作過長詩嗎?跟短詩相比,結構在長詩中顯得尤為重要。如果說一首長詩勝重於結構,那麼一首短詩勝重在於哪裡?

康承佳:長詩呀?哈哈,寫過,源於遊戲和嘗試,但並沒有堅持下來。其實,在下粗淺地認為,詩歌並不能寫得過長,因為詩歌經由長度會走向自我消解。古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這樣的詩歌寫作形式能夠生成並延續下來是因為它們依附於歷史,有情節,有脈絡,有以時間為載體縱向延伸的故事,他們言之有物,有料,有史,因此,荷馬史詩才能以長度立足。

但我們古中國自《詩經》以來的平原小合唱、自《楚辭》以來的懸崖獨行曲乃至於後來的唐詩宋詞的建構基礎都在於抒情,抒情的寫作體例一旦奠基,我們後來大體上都形成了無意識地延續,詩歌是語言的集結與狂歡,它本身的設定就要求了它不能走向話語的泛濫。短詩更是如此,抒情文字需要語言的節制,點到為止,把其本身的深度與厚度交給它的讀者群,讓詩歌回到沉默或者靜默,為讀者預留一個介入空間。

再者,詩歌另一個目的是創造言語(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指出語言是潛存在一群人腦子裡的語法系統,是個人被動接受的社會產物。而言語是個人的意志和智慧的行為,包括兩部分:表達的內容和表達依託的心理物理機構。)詩歌的要義指向的是後者。詩歌其實不應該承擔藝術責任,但如果需要,我希望它能夠創造新的語言構式,為漢語乃至於全民族全人類的表達提供更加獨到個性、新穎深刻的話語載體。這是我所期許的詩歌走向,我想,也應當是短詩取勝之道。

康承佳: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

金啟明:你是什麼時間開始寫作的?當時有那麼多的文學體裁和文學形式,你為什麼要選擇詩歌?

康承佳:寫作是從小學開始,因為小小的虛榮心吧。那時候能夠因為無意識拼接出幾個漂亮的句子就被老師關注,可以因此開心好久,一個孩子的傻氣與天真終究會給她的生命帶來超出預期的可能。那時候寫作的是童話,是小小說。詩歌是高中時才開啟的文字。

至於為什麼是詩歌?哈哈!高中太累了呀!高中太忙了呀!散文需要詞彙的儲備,小說需要閱歷的積澱,劇本需要矛盾和衝突,我並不是一個有天賦的孩子,也沒有死磕到底的心氣勁兒,創作其他體裁的能力顯然不夠,唯一能夠選擇的就是詩歌吧,它沒有任何規範和要求,只是需要生命中無法遏制的激情,它對於那個年紀的我而言,它只是一種表達的本能。

金啟明:我也讀過許多女詩人的詩,像宇向、西娃、尹麗川,她們的女性意識都很明顯,但也有男性的、中性的角色表達或內容,你身上有男性內容嗎?

康承佳:嘻嘻*^_^*,性別,只是一種社會標籤,簡化後的認知結構而已,它的進一步符號化是為了契合我們的理論偏見和思維惰性,導致了我們借性別來作為詩歌的類別劃分,因此,其參考的標準是有失偏頗有待商榷的,但這不是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內容,跳過!

您問起我詩歌裡的男性內容,嗯嗯,在早期的草創階段曾有過諸多嘗試,寫過“北漂”、“暴力”、“疾病”、“死亡”……其寫作過程中有意識地刻意地藉助男性的視角,寫他們在社會中卑微與為難,寫他們在生命中的責任與擔當,藉助各種細節切入生命的體驗,模仿著男性陽剛的措辭和表達,企圖呈現更加立體肌理的生命存在。

其實,抹去性別與姓名,也能感受到這是女孩子的筆觸,有些特定的視角和洞察是一種性別的天分,它沒有高低之分,只是一種存在的角度而已。以後依舊會有類似的嘗試,把它當做一種語言表達的嘗試吧,不一定要呈現怎樣的結果,其實驗過程已經是價值本身。

其行為本身也是一首詩

金啟明:在一個男權社會,我們畢竟得承認這是一個男權社會,尤其是中國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意識,女詩人想冒出來,在世俗意義上你覺得會有什麼困難?

康承佳:首先,真誠得有些狼狽地承認目前社會的確男權,但理直氣壯到並不保留地拒絕――所謂的“困難”。如果女詩人想冒出來所遇見的無法跨越的壁壘與障礙是男權的話,我覺得“男權”作為一種已經被詬病得不成樣子的意識形態也著實挺冤的。

您所提到的男尊女卑其實就目前而言體現的不在於社會偏見而在於社會分工,這個話題開啟其實挺大的,它所牽涉的體系較為駁雜,那就粗略地概述一下,所謂男權社會的思想分化源於男性所能提供的社會生產力導致他們所能分割到更多的社會權力與權利,經由幾十萬年的人類進化寫進了我們的基因程式碼,導致了我們目前即使女效能夠創造相同的社會財富也並不能過渡同等地位,我們社會只是近幾百年來的科技革新所帶來了能力平等,但如此短的時間所造就的價值革新根本無法和人類進化史所沉澱下來的思維模式相博弈或者抗衡,因此,男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依舊延續。

但您太忽略了女性主義。男女平等並不代表社會分工與權力的絕對平均,而僅僅是各司其位各謀其職地自我實現和創造不同的可能。女性因為生殖成本過大,導致了她們對於價值選擇的重心轉移會趨向於家庭,從而厚此薄彼忽略了社會創造,但她們在此基礎上依舊能找到個人的歸屬感與成就感,您不能把社會宏觀價值作為一個人存在價值的唯一維度,作為家庭微觀維繫,女性的能力得到了更合理的安排與執行,同樣也是個人價值的存在與彰顯,只是有時候被湮沒或者忽略了而已,但女性樂在其中,畢竟,母親,是一種天職!這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能力。

貌似偏題了,至於女詩人最後沒有“冒出來”可能也僅僅是因為個人選擇吧,只要她們能在家庭中獲得同等的價值體現,我覺得其行為本身也是一首詩。至於她們是否堅持寫作,堅守表達,我尊重她們的任何選擇,畢竟不是我們創造了詩歌,而是詩歌創造了我們,這裡的“我們”僅僅是作為擁有獨立人格的個體的人,無關性別。

康承佳: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

第三屆元詩歌獎頒獎現場

金啟明:你也獲得的國內其它獎項,詩作入選一些選本,你也參加過國內很多詩歌活動,這種詩歌視野和詩歌活動,對你原先的詩歌寫作有什麼影響?

康承佳:的確,從去年十一月開始,不斷地折轉於南北各地,這樣的活動其實對於詩歌寫作並沒有多少影響,畢竟,寫作是個人化的事業――學不來的,交流也無益,它需要我們自我不斷地嘗試、鍛造、推倒再反思,它並不是特別需要他者的參與,更多的是需要我們自我懷疑和自我重構的能力。

至於這樣的活動本身,哈哈,它們是我生命中最豐盈的體驗――因為我能因此遇見那麼多有趣好玩兒的人。寫詩的人,他們可能不深刻,可能不富足,但他們可愛靈動,純然真誠!我們經由詩歌不是遇見,而是重逢,初見已是故人!他們讓我看到了生命更為生猛鮮活的表達,他們讓我從寫詩的人慢慢地去自我過渡成他們那樣活得像詩一般的人。

對原先寫作有什麼影響?多了一些視野和對比吧!讓自己對寫作和自身能夠有一個更加立體的觀照,他們寫得真是漂亮!他們活得真是漂亮!即使我依舊孤獨到終於可以死皮賴臉地得瑟――我不再是一個人!感恩,感謝!上天厚我,詩歌厚我!

康承佳:我沒有寫出能夠真正打動我自己的作品

對談

金啟明:你怎樣看待上世紀八十年代女性主義詩歌的崛起?對此你想對女性寫作者那些在詩歌道路上堅持的人說些什麼?

康承佳:古中國,或者歐洲中世紀,這樣一個絕對男權的國度或社會里,只有兩個領域女性依舊能夠有一席之地。其一,詩歌(班婕妤、莊姜、徐淑、班昭、蔡琰、謝道韞、鮑令暉、薛濤、李清照、朱淑真);其二,數學(希帕蒂婭、蘇菲·姬曼、愛達·洛夫雷斯、索菲亞·科瓦列夫斯卡婭、艾米·諾特。為什麼偏偏是這兩個領域?因為它們不需要工具,不長時間佔據社會財富,因此,女性的天賦與才能可以得到挖掘與呈現。

以此類推,為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女性寫作猛抬頭,其實要感謝經濟和科技,讓社會意識形態得以多元,讓女性有了精力與時間投注於愛好,並且,我有信心這將成為一個趨勢,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需要更大的平臺去成長與呈現,更現代化的科技更多元的思想為女性的個體寫作提供了可能。

至於您問到“想對女性寫作者那些在詩歌道路上堅持的人說些什麼?”跳出於問題本身我想提出的是――您問題中所預設的“堅持”。其實,詩歌寫作只是個性與本能的選擇,其寫作體驗已經賦予了意義本身,但“堅持”一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一種精神暴力!它促使著寫作者不斷地去恪守一種責任或者一種狀態,把寫作當成是一種社會道義的承擔而不僅僅只是一種自我完成。

關於“詩寫”本身,無論男女,從沒有“堅持”一說,它只是一種熱愛,一種痴迷,一種選擇和可能。它本身的魅力已經足夠構成吸引,使寫作者得以忘我和迷醉,它並不需要你我去堅持,如果你面對詩歌反思自己是否還該堅持的時候,不妨擱置一下,嘗試一下其他事情,畢竟,與其做一個寫詩的人不如做詩一樣的人!

對於寫作,我期望姑娘們,永遠只談熱愛,不問堅持!

特邀主持人/

金啟明,筆名白鹿,98年生於淮河源頭。2017年9月進入詩歌寫作,有自印詩集《春夏秋冬又一春》,海鷹詩社副社長。

(合作供稿:藝元堂;轉載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