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爭取在10年內取消1959年1月1日起開始
徵繳的內部關稅
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協議的核心目標之一。而事實上,這一目標早在1968年就已經實現。隨後,歐洲經濟共同體便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政策領域,這其中就包括充滿
艱辛的農業政策
,
還有貨幣政策
,自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歐洲方案來替代美國的領導地位。
變不利為有利
一
直以來,歐洲經濟共同體都
欠缺一個統一的貨幣政策
。除了
1958
年
3
月成立的貨幣委員會和
1964
年建立的央行行長委員會以外,該領域的
進展
和成就可謂
屈指可數
。
1962
年,第一任歐共體委員會主席瓦爾特·哈爾施泰因提出了貨幣聯盟分三步走的倡議,計劃在
1971
年引
入
統一的歐共體貨幣
,但是
這一倡議未能成功
。
之後,德國聯邦銀行逐漸在實際上承擔起了
歐洲貨幣政策核心主體的角色
,其他歐共體國家的央行根據不同具體情況-儘管並非總是出於自願-選擇
向德國央行的決定看齊
。這也給德國馬克發展成為歐共體的
錨
貨幣提供了有利條件。
鑑於國際外匯市場的動盪局勢,歐共體經濟與財政委員雷蒙德
·巴爾終於
1969
年向歐共體提交了一份有關
協調歐洲貨幣政策的計劃
(巴爾計劃),希望以此降低成員國間貨幣兌換
匯率的波動幅度
。
經過辯論,最終在
1970
年,盧森堡總理皮爾·維爾納呈交了一份關於到
1980
年逐步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規劃報告。然而,早在規劃之初,人們就預見維爾納期望在第三階段
實現政治聯盟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
除了建立歐洲央行體系以外,他還計劃成立對歐洲議會負責的
經濟政策共同決議委員會
。德國方面將此視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協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法國卻並未有往這方面拓展的打算。作為妥協,成員國一致認為,在採取進一步具體措施之前應先實施計劃的首個步驟。
因此,隨後的計劃目標被降低為
縮小歐洲匯率波動幅度
,
並在發生對某些貨幣投機的情況下歐共體成員國
相互提供信貸幫助
。就在維爾納計劃第一階段決議通過後不久,國際貨幣交易所就發生了
一系列緊急事件,歐洲因此面臨巨大的挑戰
。
1971
年
5
月,德國聯邦政府在
未與法國政府事先協商的情況
下終止了當時對美元的匯率平價。
8
月,鑑於履行《佈雷頓森林協議》規定義務的難度日漸加大,美國也不得不
終止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
。同年年底,根據《史密森協議》
,
美國對美元實施了
7。89%
的貶值措施並表示願意接受更大幅度的外匯波動。
至此,匯率才得以維持穩定。
1972
年
3
月,為了
維護雙邊貿易關係
,歐洲決定將其
貨
幣之間的匯率浮動範圍調整至
±
2。25%
,
致使
歐洲貨幣與美元之間匯率“蛇形爬動
”。這一規定也得到了丹麥、英國和愛爾蘭等新成員國的支援和擁護。至此,歐洲人在爭取
與美國貨幣政策平等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
70
年代以來,歐洲貨幣的紀律機制嚴重受挫,而歐洲匯率聯盟是否可行
,
取決於成員國能否在這題上達成一致。大多數國家還
堅守
著
凱恩斯主義構想
,即利用貨幣政策工具來解決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
究竟是以犧牲國家的經濟政策行動力為代價來捍衛匯率穩定,還是大規模推行就業政
策?面
對這一
難題
,歐共體的大多數成員國
仍會選擇追求國家經濟政策的主權
。
1973
年
2
月,美國宣佈
解除《史密森協議》
,進一步
對美元實施10%的貶值
措施
,
並過渡到跟隨供求關係的
浮動匯率制
,貨幣的波動壓力也隨之進一步加劇。
此時的匯率
“爬動”不僅失去了方向,而且也引發了相關貨幣匯率的“集體浮動”。石油危機給勞動力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
,
也對規範歐洲匯率聯盟成員國的貨幣政策造成了不利後果。一時間,各國身陷同一困境。
在期間,
法國先後兩次(1974年和1976年)退出該聯盟
。義大利、挪威和瑞典也表示出各走各路的意圖。在這一形勢之下,沒有人再提及維爾納計劃的第二、第三階段。由於德國聯邦銀行的強勢地位,
德法兩國最終決裂
,維爾納計劃也因此而歸於失敗。
法蘭克福貨幣發行銀行在決定內部或外部貨幣穩定的優先問題上擁有足夠的自主權,它甚至可以對聯邦政府
,
出於景氣與勞動力市場政策原因
,
提出的
貨幣擴張要求予以明確反對
。其他國家不願意也不必要向德國聯邦銀行以穩定導向的貨幣政策看齊。
因此,
1978
年年底,由西德、丹麥和荷、比、盧三國組成的馬克聯盟只能在既定匯率範圍內徘徊(“蛇形爬動”),而其他共同體成員國貨幣則可自由浮動。除了貨幣政策領域的分裂以外,
歐共體本身的存續也變得岌岌可危
。
歐洲貨幣體系
1978
年,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與法國總統瓦勒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在不來梅歐共體峰會上宣佈
建立歐洲貨幣體系
。
它的目的在於使歐共體成員
擺脫分裂狀態
,為歐洲一體化程序增添新動力,因而有著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
早在
1974
年,施密特就深信:從長遠來看,實現經濟聯盟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就是“為經濟聯盟創造和運用相同的經濟工具”。但同時他又對進一步的“經濟政策超國家協調”的可行性有所懷疑。
理論上,他認為
“以
大幅度犧牲德國利益
為前提--全力奉獻德國的貨幣儲備、在忍受實際工資下降的情況下提供高額時政資金、放棄價格穩定的目標-說服其他歐共體成員國的新政府或政府
領
導人參與冒險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對施密特來說,
建立一個共同體經濟
與預算政府失敗的可能性比成功更大,這一點在他的秘密備忘錄中有所提及。
除了不太吸引人的
共同農業政策
以外,接下來要做的便是
“實施謹慎的、對我們來說並非一無是處的
區域平衡政策”
。不過,他也很清楚:
“實際上,農業政策與區域政策對南義大利或蘇格蘭與魯爾
——
萊茵
——
美因地區和巴黎間結構調整
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其實它是在
地區結構平衡掩蓋下的橫向財政平衡
。
”
施密特談及的方法實際上是
貫穿歐洲一體化歷史的一條主線
。超國家演進的里程碑被羞羞答答地搭建起來,各成員國的主權所有者-即公民-除個例外均未被納入決策過程中。
歐洲貨幣體系
表達的政治意願儘管很重要,但從經濟角度來看,它的步子邁得不大。因此,歐洲的貨幣政策原則上
基本維持原樣
。以
“歐洲匯率機制”新名稱示人的匯率聯盟在很大程度上
得以繼續推行
。
儘管如此,兩國的
“國家經濟學家”卻一致認為有必要進行小範圍改革以幫助法國重新加入歐洲匯率機制,同時象徵性地
削弱德國央行的主導地位
。而新的歐洲貨幣單位將履行這一職責。
這一名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法國中世紀路德維希九世時期的貨幣(黃金盾牌),
18
世紀時,它在德國部分地區和其他歐洲地區也曾廣為流通。它成了計算貨幣兌換率的參考系數,充當起國家間
信貸機制的計價單位並象徵性地取代了德國馬克
。
在虛擬的歐洲貨幣單位一攬子貨幣中,德國馬克佔到最高的
30%
,
法郎次之,為
20%
,
英鎊為
12%
。
為了
加強對貨幣匯率的干預
,各成員國首先需將其
20%
的黃金與外匯儲備交由一個基金管理,並且每兩年向該基金注入同等規模的儲備。
根據計劃,到
1989
年,歐洲貨幣體系應該完全確立,而
貨幣聯盟已無法實現
。鑑於歐洲貨幣聯合體持續的不確定和不穩定性,人們也不對此抱任何幻想。截至
1983
年,歐共體共實施了
7
輪主導匯率調整
,
對參與貨幣實施的升貶值措施達
21
次,其中有
4
次馬克升值、
3
次法郎貶值。此後,趨勢發生了轉變。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的不穩定性已終結。
各成員國
是否願意收回其貨幣和匯率政策主權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歐洲貨幣體系的成敗。它要求各成員國徹底轉變思想觀念。在渥太華(
1981
年)七國集團世界經濟峰會上,新任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提出了“
傳統凱恩斯主義構想已不再適用
”的政治口號,並因此成為在轉變思想道路上邁出第一步的領軍人物。由此,美國便開始遵從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貨幣學說,它主張
以穩定而可控的貨幣數量增長
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前提條件。這意味著美國完全
拋棄了過去對外匯市場的干預
。
1983
年,法國也改變了其貨幣政策戰略。
1981
年社會黨人弗蘭索瓦·密特朗競選獲勝後,巴黎政府在景氣與就業政策領域就一直
堅決遵循政治凱恩斯主義
。而到這時,同一個政府卻開始
轉而支援聯邦銀行穩定導向型的貨幣政策路線
。新優先政策的確定也受到了其他國家的追捧。因此,在計劃第二階段直至
1987
年,新增了
15
個國家匯率的歐洲貨幣單位“僅”實施了
5
輪主導匯率調整,就體現了歐洲貨幣體系一定程度上的穩固。
1987
年以後,
歐洲貨幣體系似乎漸入佳境
。各成員國幾乎無需再實施主導匯率調整措施,只有那些不太重要的南歐
“不穩定貨幣”體系才需要調整。
1990
年,英國也加入這一體系。
樂觀主義開始佔據上風
。一些內部人士開始談論
“凍結的平價機制”
,
在公眾中營造出貨幣聯盟實際上業已建成的假象。
事實上,
利用國家貨幣政策
來解決經濟發展與勞動力市場問題的做法在大多數成員國中早已過時。將穩定而可控的貨幣數量發展趨勢視為經濟增長基本前提的貨幣理論
,
在各大高校廣為流傳
,
並透過一系列制度建設
大獲成功
。就連那些先前並未將貨幣穩定提上經濟政策目標議事日程的地方
,
也
接受了貨幣政策新的“遊戲規則”
。
結語
熟悉的凱恩斯主義
“良方”遭遇失敗,為經濟學象牙塔內的新思維向金融家與政治家世界進軍
提供了有利條件
。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以來,為勞動力市場經濟迴圈提供的國家信貸支援不僅沒有多大成效,同時還增加了國家的債務成本,
急劇削減了國家經濟政策的活動餘地
。需求方宏觀調控措施失敗後,國家經濟政策轉向了供給方。
以往優先次序列於勞動力市場政策之後的貨幣和匯率穩定,如今成為國家必須為企業行為創立的不可或缺的框架條件。為了推進前
景
光明的
歐洲貨幣聯盟計劃
,一項新的制度業已誕生,新的遊戲規則和實現條件也得以創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