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頗為相似，都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對權力、土地和靈魂的爭奪使得雙方殊死搏鬥。

伊斯蘭教崛起於公元7世紀，與一神教的猶太教和基督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同樣具有強烈的擴張性。而且伊斯蘭教與西方傳統不同，其“宗教”與“政治”並未完全分離，在伊斯蘭教產生的第一個百年裡，從伊斯蘭帝國充滿狂熱的武裝擴張活動中，可以看到明顯的傳播宗教與擴張政治權這樣兩種動機。

阿拉伯半島統一後不久伊斯蘭教便迅速向外擴張，在北線被阻於拜占庭帝國，在西線一度攻入西歐腹地，最終為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所敗，自此便不斷猛烈衝擊著基督教世界。

為了回擊來自穆斯林的挑戰，奪回聖地耶路撒冷，1095年，在教皇的號召下，基督教世界組織了浩浩蕩蕩八次十字軍東征，凡兩百年，無果而終。但十字軍精神長期保留了下來，並對之後歐洲海外擴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東征受挫後，基督教會轉而致力於傳教，教皇下詔保護並支援向東方傳教的修士。然而不久形勢就急轉直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快速興起，切斷了福音東傳之路，伊斯蘭教徒“將基督教世界封鎖在地中海的兩端出口處”。

屋漏偏逢連夜雨，基督教在歐洲也深陷危機之中。1300年左右，權力集中於教皇，教會處於鼎盛時期，而後正是這些成就使其遭遇了信任危機。

法國國王對抗羅馬教會，派兵逮捕教皇卜尼法八世，而後選出一位從屬於法王菲利普的教皇。新的教廷偕同聖職人員定居萊茵河下游，在法國邊境阿維尼翁建立新的教皇和教廷，這就是著名的“阿維尼翁之囚”事件，教皇統治威望一落千丈。

為了糾正這種狀況，歐洲曾經做過一系列嘗試，但卻使情況雪上加霜，15世紀初一度曾同時出現三位教皇。“基督教大分裂”這場鬧劇之後，羅馬教會一蹶不振：自然科學、人文主義光輝燦爛；民族主義和王權蓬勃興起；自身腐敗墮落，異端不斷。

從威克里夫到胡司，終於在16世紀初爆發了宗教改革，基督教不可避免地分裂了。一時之間羅馬教會內外交困，風雨飄搖。為了衝破伊斯蘭勢力的封鎖、重振教會權威，教會一方面發動了反宗教改革，圖謀重建內部秩序，另一方面鼓勵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走向海外，希望藉此衝破穆斯林的封鎖並開闢新的天地。

15世紀葡萄牙在非洲沿海、印度洋地區進行了一系列航海活動，都得到了羅馬教會的大力支援。教皇在1452年至1484年間頒佈了幾道詔書，授予葡萄牙國王享有在新發現土地上建立教會和派遣神職人員等特權；同時羅馬教廷也密切關注被征服地區的宗教取向問題，敦促王室傳播基督信仰。

實際上哥倫布的航海事業在受到女王的同意之前，就已獲得了宗教界的各種支援和幫助。同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哥倫布本人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具有強烈的宗教熱情。

新世界的“發現”給西班牙帶來了廣袤的土地和眾多亟待“拯救”的靈魂，極大地喚起了他們征服土地和靈魂的慾望。

哥倫布卜一歸來，伊莎貝拉和費迪南便效仿葡萄牙，立即向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呼籲，迫切懇求教皇讓西班牙，對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明確地擁有主權。

亞歷山大六世是阿拉貢的博爾哈家族之人，與雙王關係密切，做出了有利於他們的決定，釋出了有名的教皇通諭《划子午線為界》。

在這個通諭中，教皇將在亞速爾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中的，“任何一島”的“西部和南部”一百里格的地方，從北極到南極劃出一條想象的界限。教皇將位於此線以西之地的所有權和發現權賜予西班牙，但這嚴重觸犯了葡萄牙的利益。

教皇賦予西班牙王室保教權、推薦權等各種特權，並從各方面鼓勵西班牙的海外擴張，這客觀上推動了西班牙走上海外擴張的道路。在殖民地，西班牙享有派遣傳教士、任命主教和其他聖職人員等特權，也承擔向土著人傳教的義務。

實際上教會此舉也是迫於形勢，它不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這類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那樣，擁有強有力的政治經濟等權力，其本身缺乏人力物力；而且在近代早期，伊莎貝拉和費迪南透過幫助教皇平定義大利內亂，從教皇那裡獲得了教職任命權，將本國教會逐漸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羅馬教廷清楚地意識到，天主教在新世界的傳播必須仰賴王權的扶助。因此，教皇對西班牙的海外擴張，予以極大的鼓勵和支援，密切配合西班牙在新土地上的殖民活動。

除此之外，教皇在新世界廣設主教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會體系；積極發展耶穌會等修會，鼓勵支援他們前往新世界。方濟各修會、耶穌會等修會的修士極具戰鬥性，是天主教傳教運動的主力軍，在隨後的殖民征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同時羅馬教廷還成立各種機構組織，如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成立了“東方事務部”，克雷芒八世時期，建立起“傳教問題部”，等等，推動了天主教在新世界的廣泛傳播。

羅馬教廷同時也密切關注殖民地上的各種宗教問題，督促殖民者傳播福音。羅馬在新世界受限很大，但深深地意識到對外傳教的重要性，對國家或個人的海外事業都儘可能地予以鼓勵與幫助。

教會的支援對伊比利亞人的擴張，有某種決定性的作用。無論是葡萄牙還是西班牙，它們在大西洋上的擴張都有待於教皇的批准，或者需要透過教皇的訓令使其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