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地位決定婦女道德的形成，婦女道德影響婦女地位，二者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體現其社會時代性。一定時期的道德文化與婦女地位所呈現的面貌是相輔相成的。但從史書記載來看，總有一些婦女活動與同時期的道德文化要求不融洽的現象。

秦漢的婦女道德中雖然一再杜絕女主亂政，但這一時期的后妃干政現象實屬嚴重。著名的呂后在當代雖有所作為，但卻成為後世男性統治者所戒備的物件。西漢末年朝臣與儒生極力反對皇帝寵妃，但效果甚微，王朝還是滅於外戚之手。東漢更加嚴格的後宮限制仍然沒有斷絕女主幹政的現象，反而愈演愈烈。

再嫁問題亦是如此。兩漢王朝處於封建統治的初期，學者們歷來認定兩漢婦女地位相對於後世較高。兩漢婦女的再嫁問題也存在了現實需求與理想目標的差距。從官府記載和史書中可以看出，統治階級對女性的期待是守節。他們支援並且倡導喪偶婦女不再嫁，從上述旌表物件中可以看出。社會輿論也隨著政府官方的倡導逐漸趨向倡導守節。但理想目標落實到實踐物件身上時，卻發生了差距。民間女子只有少數選擇守節，成為政府表彰物件。而絕大多數的女性則是服從現實，寧願受社會輿論的壓力，也選擇再嫁。喪偶女子的家人包括父兄大多是支援女子再嫁的，他們不希望女子孤苦伶仃在婆家面對敬養公婆獨自撫養子女的困難，舅姑對兒媳改嫁也持支援態度。

政府和官方史書所提倡的理想女性形象和現實生活所呈現的大眾婦女出現反差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自西漢到東漢，封建專制統治逐漸加強。統治階級提倡的婦女行為符合當時學術權威的要求。儒學在兩漢時期逐漸佔據學術統治地位，婦德大部分則是儒家學者所提倡的女教。關於女德的提倡從西漢中後期才逐成系統，社會對婦女的要求也是從那時開始，婦女地位也相應下降。而官方政策的倡導與民間百姓的落實存在時間上的差距是必然的。

第二，無論是政府政策、官方史書倡導還是社會輿論，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婦女個人及其家庭成員身上。而婦女的個人行為取決於其對女德的理解與價值選擇。以後宮女子為例，對女德理解較為透徹的女子，則會恪守其規範。尤其是東漢，不參與政權、不為自家謀利益的皇后眾多，她們以德服人。但兩漢時期不顧道德譴責為自己爭取政治權利，為自家父兄謀得權威的皇后也比比皆是。再如婦女對改嫁一事所持態度，從史書中可以看出，統治階級提倡女子守節無非是為維護其統治秩序所需。而大多數女子的選擇則是出於現實生活需要。利益出發點的不同決定了理想形象與現實行為的反差。

綜上分析，影響婦女道德形成的因素諸多，兩漢有關女德的形成主要受皇宮女性影響。自秦至西漢初期，皇室女子地位偏高，從而導致西漢中後期皇帝寵幸后妃，不理朝政，濫用外戚，對國家政治和社會風氣造成了不良影響。於是對女德的需求首先從官員奏文和史書中體現，得到官方認可的婦女道德經過流傳，逐漸在社會中對婦女地位形成重新認定。使得本以規範皇宮女性的道德規範波及到整個社會的大眾婦女，束縛婦女活動從而影響婦女地位。但婦女道德與婦女地位之間的相互影響不是一蹴而就的，受統治環境和個人理解程度的不同，民間大眾婦女的個體行為總是落後於官方婦德規範中的理想女性。

婦女地位特點的形成

秦漢時期是我國封建統治制度剛剛確立的時期，政治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思想文化上也確立了儒家獨尊之地位。在倫理綱常的影響下，秦漢婦女地位整體落後於男性。但由於秦漢時期保留原始社會遺俗較多，整個社會呈現一種較為開放的風氣，所以女性所受的等級壓迫和束縛較輕，這一時期的婦女地位比後世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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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對婦女地位影響的特殊性

“中國文化最典型的特徵是對道德的關注，而家族制度的發展最終使道德超越了家族與血緣的意義，成為人的本質屬性。為了保證道德的權威，道德與政治聯姻。道德藉著政治的力量超越了自己的許可權，成為是與非、對與錯、善與惡的最終審判者。”古代中國非常重視倫理道德的作用，而受其約束最深的要數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

漢代推行教化。儘管漢初不重視文人，但經過昭、宣、元、成四朝的推動與發展，儒學逐漸確立其獨尊地位，儒家思想也成為漢代教化的主流思想。同時兩漢的官學和私學成為推行禮樂教化的主要承載地。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兩漢教化開始對女性意識產生扭曲作用。先秦時期的女性意識較少的束縛婦女。首先提出

“男女有別”的《易經》也只是強調男女要主從相依，但沒有輕視女性的主張。儒學鼻祖孔子曾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但這並不證明孔子歧視女性，反而主張男女同尊卑。孔子對婚禮的重視充分體現了他對婦女的尊重。

直到漢代，禮教逐漸成為束縛婦女自由的最有力枷鎖。封建禮教構建出古代男女兩性地位與關係的規範。西漢初期賈誼主張恢復禮制，董仲舒吸收前人思想，創立

“三綱”，東漢初年，《白虎通》確立了“三綱六紀”的倫理道德觀。從此，封建社會中的階級關係逐漸被倫理關係掩蓋，婦德成為限制婦女活動的行為規範，婦女地位開始漸趨降低。

影響秦漢婦女地位的其它因素

（1）

政治環境

秦帝國時期，法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這樣的政治環境帶給人們的影響是重武輕文。所以，短暫的秦朝培養出眾位傑出人物，成為漢初的開國元勳。又加之漢初的功臣集團多數是由這類布衣將相組成，所以整個西漢前期的社會氛圍表現出開放和寬鬆的局面。

新朝代的建立勢必帶來社會等級的重新編排，西漢前期對帝王出身限制不嚴格，選擇后妃時也不重視身世背景，使得這一時期女性地位較高，宣、元時期，西漢社會地主階級內部關係發生了調整和變化，豪族地主逐漸強大，而庶族地主漸趨衰落。東漢初期，連選官制度都開始注重門第考察。這樣的政治環境致使整個社會呈現出重倫理規範的趨勢。

“三綱六紀”逐漸成為約定俗成的婦德規範，婦女地位開始下降。

（2）

社會風氣

秦漢時期距遠古社會較近，原始習俗在這一時期仍有保留，並給人們的生活習慣刻上烙印。尤其是原始婚俗的影響，使女子活動相對自由，女性不僅在家庭中擁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活躍於社會公共場所。

“陳國，今淮陽之地……婦人尊貴”。原始社會對母系血統的歸屬感保留至漢代，家庭生活中女性地位雖然較男性低，但母親這一角色仍佔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漢代太后頻頻干政的原因。

透過秦的統一戰爭，漢代時期我國已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兩漢時期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與周邊各少數民族有著廣泛的交往。西漢著名將相如金日禪、趙信等都是少數民族。漢代的和親公主嫁與少數民族首領後也都入鄉隨俗。民間的交往更是密切，內地百姓和少數民族進行著長期的人口流動。這樣的聯絡使得少數民族婦女剛烈豪爽的性格影響著內地婦女，同時她們自由開放、不重貞節的觀念也給漢代婦女的婚姻生活刻上了烙印，使得漢族婦女能夠勇敢的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

（3）

經濟發展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歷來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秦漢亦不例外。但時代的進步無法阻擋商品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使人們更加受到利益的誘惑。秦漢婦女經商致富者不在少數，以經濟條件作為擇偶標準的婦女也大有人在。

另外，本就寬鬆的社會環境為婦女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小農經濟的發展使得婦女除了可以參與農業生產和在家紡織外，還有大量女性加入到社會其他行業中，秦漢婦女從事的工作種類頗多，如經商、釀酒、烹飪、當乳母、相卜巫師等。秦漢婦女對社會財富的積累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為她們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奠定了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