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十年|白銀獎(非虛構)得主陳福民:站在《北緯四十度》,看見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

一點也不八卦的SHOW一點 陳新怡

以北緯40度為緯,以歷史為經,可以展開一幅怎樣的地圖?

往西看,安卡拉的石碑上記載著突厥人與蒙古人的中亞霸主之爭,伊斯坦布林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在一千五百年的風雨中飄搖,馬德里街頭的《國際歌》餘音猶在,忽而又聞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發出“我有一個夢想”的吶喊。

往東看,中華五千年文明從崑崙山脈蜿蜒盤桓,經萬里長城的不斷加固,奔湧至四海五湖。力排眾議推行“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御駕親征反被困於白登的漢高祖劉邦,英勇無畏卻悲劇性自殺的李廣,以嬌弱身軀扛起野心和慾望的王昭君……

從公元前300年的趙武靈王直至17世紀尾聲的康熙皇帝,故事人物在變,但地點場域卻從未變過。

各朝興亡盛衰在這幅千里江山圖中徐徐展開,站在北緯40度地理帶上,陳福民眺望著,遙想著。

對這位生於、長於、學於北緯40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批評家來說,寫下《北緯四十度》,比起巧合,更像是天意。

春風十年|白銀獎(非虛構)得主陳福民:站在《北緯四十度》,看見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

“圍繞著北緯40度,是天意”

父親是朝陽人,母親是赤峰人,生長於承德的陳福民,更習慣把“老熱河”掛在口中。

老熱河人的記憶一直伴隨著陳福民的生長與學習,著名的喜峰口戰役在這兒被老一輩津津樂道,《大刀進行曲》的歌聲從此響徹全國。

比起土地肥沃的華北平原和水草豐茂的蒙古草原,夾在中間農牧兼營的熱河,貧苦得多,荒涼得多。在書中,陳福民把熱河比做“經歷過無數世紀風霜雨雪而心胸寬廣的父親”,貧困艱辛又豪邁粗獷。

陳福民的家與承德著名景點避暑山莊僅有一牆之隔,幼時的他常常和小夥伴翻牆進山莊遊玩,在宮牆外度過了野蠻生長、自由放肆的日子,“有時廁所的蹲坑被其他人家佔住了,我們就偷偷溜進山莊裡邊解決。”於他而言,避暑山莊所代表的,是熱河基因裡簡樸清貧的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則是承德人“大而化之”的性格烙印。

18歲離家遠行工作,21歲考上河北師範學院,從承德到北京,再經過京張鐵路的31個站點,他來到了張家口宣化區,開啟了新的求學之路。同為北緯40度,擁有同樣地理條件和自然氣候的宣化,對陳福民來講並不難適應。

當時學校發糧票,粗糧和細糧按3:1的比例分配,平時吃飯則以高粱米或玉米麵為主。保定以南是華北平原小麥主產區,那裡來的的同學吃慣了麵粉,面對粗糧連聲叫苦,而陳福民則反之,他調侃道:“那些地地道道的農民子弟還沒有我適應性強,雖然在承德我還是個城市戶口,但我平時也就吃這些。”

雖然一直生長於北緯40度,但年輕時的陳福民並沒有將這個特殊的維度和歷史串聯在一起。

他從小喜歡地理,沒事就拿著中國分省地圖琢磨:承德在長城以北,北緯41-42度之間。到了中學,他開始反覆閱讀《史記》,書中有關匈奴、鮮卑等的民族衝突讓他頗感興趣,白起、李牧等英雄的故事讓他熱血澎湃,“想象著這類勇邁絕倫的古典武士,就又恨不能追隨麾下的衝動和求之而不可得的遺憾。”

通讀再三,他發現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政治事件以及傑出的英雄人物全部圍繞於北方及黃河流域,有時他也會思考:如果大明王朝按和平的方式進入近現代,那麼在國境線長城以北,擁有同樣漢民族文明的承德,其身份又當如何自處?

在北京定居後,他常常在閒暇時沿著G6公路自駕西行,在這條坐落於北緯40度的公路上,他看見一輛又一輛的大貨車後廂裝著滿滿當當的小汽車開往包頭及更遙遠的地方。

西北人民對於現代交通工具的需求,讓他想起漢武帝時期對於戰馬的熱愛與追逐,那實際上正是對於速度的自覺。他不由發出感慨:“歷史不斷消失,又不斷重生,只是換了新的面貌和方式,重新再上演一遍。”

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北緯40度這個地理場域裡,陳福民往昔的所得所感所困,逐漸被串聯成了《北緯四十度》。

春風十年|白銀獎(非虛構)得主陳福民:站在《北緯四十度》,看見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

古北口的楊令公廟和當地朋友合影

“開啟一種被遮蔽的歷史面相”

翻開《北緯四十度》,遊牧文明和歷史文明相互交融的歷史長卷緩緩展開——

推行“胡服騎射”,修築長城的趙武靈王,為何在壯年宣佈退位?

打了敗仗選擇自殺的李廣為何被匈奴尊稱為“漢之飛將軍”?

一代名將衛青、霍去病,又為何被打入“佞臣”的另冊?

在書中,陳福民引用各類原文闡述史實,二十四史、斷代史、專業史……信手拈來。

而這一切,得益於他平時廣義的歷史積累。

在他看來,閱讀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者將書視作工具使用手冊,對具體問題進行針對性地閱讀;後者則是和學科領域相關的,更為廣泛的閱讀,“在平時看起來或許是無效的(內容),在之後或許可以相互聯絡。”

上大學時,他本來報的是歷史系,後被調劑到了中文系,但他對歷史領域的閱讀興趣從未減弱。

比起學校的教材,陳福民常常跑圖書館找各種型別的書看,從中國史到世界史再到歐洲的通史,這些積累讓他在後續的寫作中得心應手,後來他常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如果你要做學問的話,無用之書要多讀一些。”

在落筆成書之前,除了認真細緻地瞭解、辨別史實外,如何對待與處理文學寫作中的歷史題材也是他所糾結的。與傳統歷史研究不同,他試圖透過自己的觀察和感悟,用生動的語言與細膩的筆法重述一個個在文學虛構與民間故事中形成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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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民拍的金山嶺長城

在《北緯四十度》,被歷史忽視的失敗英雄被重新提起,如果說歷史都是成功者所書寫的,那麼文學則恰恰關注了那些被遺忘、被甩開的一方。

在中國古代帝王譜系中,從來沒有被排上重要位置的趙武靈王,在他看來,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富有想象力和行動力的一代雄主,借梁啟超的話來講,“是黃帝以後第一偉人。”

趙武靈王一生幹了三件事:胡服騎射、修築趙北長城,以及金蟬脫殼南下直搗秦國。對趙武靈王,陳福民不吝稱讚的筆墨,以理以德勸說士大夫、推廣“胡服騎射”的他,是滿腹經綸的學者,決斷力、辯才和人格魅力無出其右。

即使在之後,趙武靈王在壯年宣佈退位,著胡服率猛將去西北直搗秦國,為自己埋下殺身之禍,湮沒於歷史長河中。陳依然用了半頁的篇幅展開假設:假若趙武靈王沒有在“沙丘之變”死於非命,比起在太行山上窩囊消耗,他可以直搗咸陽縱橫千里……事後回想,就像陳福民所說:“如果成功和失敗在同一辯證關係上,在無盡的時間中誰又敢說自己是真正的勝利者呢?”

除了為失敗的英雄“平反”,他還為歷史上無名的女性們“發聲”。

自古女性在歷史上所出現的形象為兩大類:一類是紅顏禍水,從妲己一直到陳圓圓;另一類則是女強人,從呂后、武則天再到慈禧。在他看來,歷史上的許多女性都處於歷史的角落中,供人欣賞、玩弄,“我覺得非常不公平,對那些堅忍犧牲、默默不語的女性,比起埋沒,我更想給她們留個位置。”

於是,在講完衛青與霍去病的大遠征後,他把目光看向《在戰爭的另一邊》,遠赴萬里之外和親的王昭君。

在史書中,在文人墨客的筆下,她被賦予了“豐容靚飾”的美貌,“獨留青冢向黃昏”的哀怨,“安危託婦人”的指責,但這些敘述與想象,都有失偏頗。

站在當代文學的角度,陳福民重新解讀了這位以嬌弱身軀扛起歷史與民眾訴求的女性。

她主動選擇背井離鄉融入匈奴生活,接受了奇風異俗連嫁父子兩代人,生兒育女,儘自己所能完成和親使命,是魯迅筆下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中國女子。

藉此,他為那些留名青史的女性,站出來講了句公道話:“過去我們認為女性的分量輕,那是因為她們被遮蔽了。對歷史真實性的漠視,對王昭君們而言不只是一種剝奪,更是又一次的傷害。”

在個人好惡明晰、迷戀“忠奸模式”的歷史記錄中,陳福民撥開迷霧,結合複雜的史實,借當代的文學眼光重新回溯歷史:阻止民族悲劇、讓文明相遇握手的“白登之圍”,不得已在帝國基業下傾倒親人鮮血的“孝文帝改革”,個人恩怨情仇深刻地介入了其他歷史動機的“安史之亂”……

在這之下,那些經過書寫和傳播後被遮蔽的歷史面相被一一開啟,這也是他想做的:在不同民族相互學習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現出自己的歷史觀。

春風十年|白銀獎(非虛構)得主陳福民:站在《北緯四十度》,看見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

“以史實為底的非虛構寫作”

除了表達自己理解和思考的歷史外,透過這次寫作,陳福民還想“在歷史學領域為文學贏取她應有的光榮與尊重”。這是他的一個私心,他笑言:“我用一種煽情的方式告訴歷史學的朋友,不要看不起文學,說我們只會瞎編。我希望讓大家能夠信任我的文字。”

從奉行的原則上說,歷史研究和文學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前者奉行的是真實性,透過學術條件和行為邏輯推匯出所謂物理意義上的真實,但後者奉行的是虛構性,透過自己合理的想象,敘述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在《北緯四十度》的寫作中,陳福民首先考慮的是歷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為此他放棄了轉述的流暢性,對史料原文進行了大量的引用。於他而言:“如果這個書在歷史材料上站不住腳,就沒有意義了,那完全成了一種抒情散文。”

寫《北緯四十度》時,他給自己設定了雙重難度,一方面是要保證歷史的真實性不出問題,另一方面則要思考如何將其寫得好看好玩,增添其文學性。他心裡很明確,《北緯四十度》並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著作的縮減版或普及版,而是建立在當代文學表達水平上的歷史非虛構寫作。

在真實和虛構的邊界中逐漸模糊而誕生的非虛構,既站在了事實的肩膀上,又插上了文學的翅膀。

春風十年|白銀獎(非虛構)得主陳福民:站在《北緯四十度》,看見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

陳福民舉了個例子:“比如,在《那麼,讓我們去洛陽吧》裡,孝文帝的南伐和遷都是歷史真實,但是臨走時他是否曾站在帝國宮殿上,望著北方的地平線浮想聯翩,這是文學的想象性描述。但這種細節性的文學手法,對整個故事的邏輯、歷史的真實性是沒有傷害的,會在文學上給它增添色彩。”

在他看來,胡適之所提出的“多研究問題”是非虛構寫作最有價值的面向。透過《北緯四十度》他將問題聚焦於民族史和文明史之間,當讀者設身處地站在同等歷史條件的立場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文明都有發展的權利,而在發展過程中彼此發生的衝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解釋為中國歷史進化的動力性結構。

談及《北緯四十度》的遺憾,他坦陳還有很多。書上交匯文明的程度之複雜,遠不止十幾個章節、人物表達的這麼簡單,在人物故事上他也有未補足之憾,“難度比較大,有點不太敢碰了。如果有機會寫下一部的話,我可能嘗試新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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