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前天寫了《軍統“裙帶花”被毛人鳳搞到手後，生了8個子女，卻遭送入瘋人院》一文，文中提到，軍統頭子戴笠好色如命，生活中時時離不開女人。

老覃在文中細數了一番他身邊的女人，有他的髮妻毛秀叢、有女特務周志英、有“軍統一枝花”陳華、有“軍統第一美女”葉霞翟、有“裙帶花”向影心、有上海的女大學生蕭明和夏文秀、浙江警察學校特訓班的學員趙靄蘭等等。

有讀者補充，說還有一個王映霞。

但王映霞之說是存疑的。

為何？

因為此說僅僅是詩人汪靜之的一面之詞，一家之言，而且漏洞很多，經不起推敲。

王映霞之所以能在史上留名，完全是由於她曾經是郁達夫的妻子的緣故。

1986年，她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最先做的工作就是收集和整理她和郁達夫的書信，出版《達夫書簡——致王映霞》。

這之後，寫了一些散文，與郁達夫的散文合併在一起，以《歲月留痕》等書名出版。

她在暮齒之年寫出的《半生自述》、《王映霞自傳》，也是以她和郁達夫的婚姻為主要賣點。

1990年，她受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社劉紹唐先生及原《中央日報》社長鬍健中先生之邀赴臺訪友，所遇故人，都是當年她和郁達夫在一起時的舊相識；所聊的話題，也都離不開郁達夫。

所以，王映霞晚年雖然嘴硬，說郁達夫如何如何不好，但她一直都是在消費著郁達夫的名氣。

關於王映霞和郁達夫之間的愛恨情仇，老覃在之前寫的《發現“校花”妻子給自己戴綠帽，不理智的衝冠之怒，搞得兩敗俱傷》一文中早有詳述。

至於郁達夫的德行品性，老覃也在更早一些時候寫的《愛詩、好酒、喜美婦人，沉浸於風花雪月，卻能為民族大義譜寫壯歌》一文中有過全面的概述和評定。

如果說，王映霞在離婚前寫的“討鬱檄文”——《一封長信的開始》飽含戰鬥的意味，她把郁達夫貶斥為“包了人皮的走獸”、“魔鬼”、“瘋狗”，那是為了保護自己和一時洩憤之需，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在七八十歲的年紀寫郁達夫，在寫《王映霞自傳》時，還把郁達夫描述為“不可理喻”的精神病患者，那就太不厚道了。

和郁達夫交情匪淺的作家、詩人汪靜之實在看不過眼，多次對女兒汪晴說：“郁達夫太可憐了，王映霞把他寫得那麼壞，真是太冤了！其實郁達夫是好人，他死後卻還要遭受到這種‘鞭屍’式的侮辱，太可憐了，我要替他說幾句！”

就這樣，汪老在1993年8月撰寫了《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一文，以知情人的身份揭露王映霞和戴笠之間的醜事。

汪老在文中追憶：1938年春夏間，其舉家避難到武昌，與郁達夫家比鄰而居。臺兒莊戰役告捷，郁達夫作為政府慰勞團的成員到前線慰勞了。王映霞有孕，考慮到抗戰期間逃難不便，到汪家央其陪同前往醫院打胎。

汪靜之清楚地記得，他當時陪王映霞過江到了漢口，叫了黃包車，沿江向下遊走了半里多路，在一傢俬人小醫院裡動的手術。

之後，過了好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鬱家拜訪郁達夫，卻被王映霞的母親告知“達夫在前線還沒有回來”，旋，又從王映霞所生長子鬱飛口中知道其母徹夜不歸，不知去了哪兒。

出於關心，汪靜之次日再訪鬱家。王映霞據實相告，說是頭天夜裡到戴笠府上作客了，並眉飛色舞地描述了一番戴府的富麗堂皇。

到了1946年夏天，汪靜之從妻子的一位同學（也是王映霞的同學）的口中得知，“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頭”。

汪靜之在文章後面非常仗義地說：“為了不願我的老朋友”“永遠沉冤不白”，“今天我下了決心”“一氣寫完這個秘密”。

不過，汪靜之這篇文章是在他去世之後，即1998年8月，才由他的女兒汪晴發表於泰國《亞洲日報》華文版上。

此文一出，舉世譁然。

即自1998年8月之後，王映霞與戴笠有染之事漸漸成為了公認的“事實”。

有好事之徒，還從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的“戴笠送貴妃酒”之事作為旁證。

甚至腦洞大開，根據擔任過福建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的回憶，說戴笠到杭州養病期間，經常到郁達夫家中作客，說成是戴笠到郁達夫家勾引王映霞。

但是，無論是汪靜之的說法，還是郁達夫的日記，抑或蔣授謙的回憶，都不能作為“王映霞與戴笠有染”的直接證據。

首先，王映霞打胎，並非是偷偷摸摸、要瞞著郁達夫打胎，而是郁達夫的確不在家，眼看腹中胎兒一天天變大，實在不得已而為之。

也就是說，打胎這件事，她是並不擔心汪靜之告訴郁達夫的。

稍微有腦子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個女人懷了丈夫之外的男人的孩子，她是絕對不會讓丈夫的好友陪著她去打胎。

也就是說，被打掉的胎兒，並不是戴笠的，而是郁達夫的。

另外，王映霞到戴笠家作客，她也沒有掖著、藏著，而是大大方方地告訴了汪靜之，並大讚特贊戴笠家的豪華，間接證明她和戴笠並無私情。想想看，她真要和戴笠有點什麼，那她還不得把嘴巴拴牢一點啊？

至於郁達夫的日記和蔣授謙的回憶，只能說明戴笠和郁達夫有過交往，並不能說明什麼。

事實上，郁達夫和王映霞鬧離婚的時候，戴笠正在和女特務周志英在廝混。

對於郁達夫和王映霞離婚，戴笠也挺感意外的，他對周志英說：“想不到，一對號稱‘富春江上神仙侶’的夫妻也鬧離婚了。”

郁達夫之子鬱飛的妻子王永慶曾出面闢謠，說王映霞與戴笠有染的說法“完全是造謠汙衊”。

她說，當年郁達夫遷居杭州，戴笠是以拜訪名義對郁達夫進行監視。郁達夫與王映霞婚變風波與戴笠無關，所涉及的人物乃是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

的確，現在我們讀郁達夫的《毀家詩紀》及

原注

，多處提到許紹棣其人，稱“友人教育廳長許紹棣君”、“（王映霞）隨許君紹棣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王映霞）與許君在碧湖過了一晚”，並提到其在“屋角撿得遺落之情書（許君寄來的）三封”。

郁達夫還在《毀家詩紀》的最末一首《賀新郎》中寫“殲小丑，自然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

他給這幾句詞作所作的註解是：

所以，“王映霞是戴笠的情人”的說法，純屬謠傳。

王映霞與後來的丈夫鍾賢道所生在女兒鍾嘉利也曾對汪靜之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說，“與我母親同時代的一個詩人”“心態不正常”，“愛罵誰就罵誰”。後來有人“把他的文章進行了發揮”，“寫成了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