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清代書法發展軌跡，我們會發現，“館閣體”書風在道光時期得到了最為迅猛的發展，可謂到了極致，至雍正年間日益走向窒息的末路。筆者在前面章節介紹明代書法時曾對“臺閣體”有過相關介紹， 從本質上講，清代的 “館閣體”與明代的“臺閣體”是相同的，異名而同質。

館閣，指掌管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的官署，始於宋代， 明、清兩代翰林院亦稱信閣。北宋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和秘閣、龍圖閣等閣，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務，通稱“館閣”。明代將其職掌移歸翰林院，故翰林院亦稱“館閣”，清代沿之。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端拱中，始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視閣，命李至兼視書監，宋泌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為一，故謂之‘館閣’。”故而，明清兩代的“館閣體”或“臺閣體”， 是指色澤烏黑、大小一律、形體方正、線條光潔的官場書體。由於封建社會科舉制度和統治者們的極力倡導，“館閣體”書法成為明清時期書法創作發展的正宗。這種書體廣泛流行於館閣及科舉考場，雖方正光潔但拘謹刻板。

康有為曾論及：“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鹹、同之際。”毋庸置疑，翻開元、明書法史，趙子昂（趙孟）、董香光（董其昌）二人堪稱當時文人士大夫書法創作中的傑出代表。然而，從書法創作風格的形式歸類看，趙、董二人的書法源流雖可歸復晉唐正宗，但終因作品風神趨近流滑，所以仍屬“館閣”一脈。

明代末年狂放不羈的狂草書風，在清代並沒有得到發展，這是由於清代禁銅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書格格不人，所以清初以後的書法家很少有能寫草書的，加之康熙酷愛董其昌的書法，至乾隆又推崇趙孟書法，因此趙、董書體身價大增。帝王的喜好推崇，使得諸多書法家只奉趙、董為典範，一時蔚然成風。

由此可斷，清代中前期書法的發展，由於康、雍、乾三朝皇帝對趙、董二家的虔奉和對“館閣體”書風的鐘愛，以及他們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使得“館閣體”很自然地成為那一時期書法藝術發展的主流。“ 館閣體”書風的被推崇和延續，使得這一時期的書法，出現靡弱妍媚的風氣。直至阮元《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包世臣《藝舟雙楫》的相繼問世，其中具有極力崇尚北碑的思想萌芽，這才開啟清代書法的新風，致使“館閣”之盟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從而面臨著走向“沒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