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比較經濟學家認為，一國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實績主要取決於三大因素：（1）環境，這包括自然資源擁有量、人口規模、習俗以及當時發展水平等；（2）體制，包括體制的決策、資訊、動力、協調結構及其整體執行狀態。
（3）政策，主要是指為擴大就業、資源利用、經濟增長和穩定等實施的財政、貨幣、收入、產業等政策。如以O；代表時期i的經濟發展實績，E代表環境，S1為體制，P，為S體制下的政策。現在需要討論的是，經濟發展究竟是指什麼，應包括哪些內容，又如何度量和比較。
在50年代的戰後工業化浪潮中，流行的發展觀念認為，經濟發展就是工業化及其結果—一國按人口平均的商品和勞務的增長。與此相適應，在採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的市場經濟國家，用以國民生產總值（GNP）為核心的國民收入指標測度一國每年的商品和勞務總量，進而測度經濟發展的實績。
在採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的中央計劃國家，則以社會總產值或工農業總產值作為衡量一國每年的商品和勞務總量的綜合指標。這樣，在比較經濟體制的優劣、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時，人均GNP及其增長速度就成了最重要、最常用的代表性指標（在國民收入帳戶不同的國家之間進行比較時，當然先需要進行換算）。
發展中國家
的發展計劃
,大都包括人均GNP趕超西方市場經濟工業國
的目標。
各種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等，按照人均國民收入的高低對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進行分組。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競賽中，社會主義諸國以人均GNP的高增長率而顯示其制度的優越性，而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卻以人均國民收入的高水平與社會主義經濟相抗衡。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這種把人均GNP作為度量經濟發展標準的觀念和做法，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首先，不少發展中國家由於實行強制工業化和片面追求GNP增長的戰略，經濟發展過程中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高，收入分配極不平等，貧困階層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有些國家甚至形成了一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格，也就是說，人均GPN的增長並沒有帶來資源配置的最佳化、傳統農業的改造、普通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反倒使低收入階層受到傷害。
因而，GNP的增長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居民不是福音而是禍害。其次，發達國家的人均GNP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此時，繼續追求GNP的增長，社會可能要付出較大的代價。高度工業化使原有的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使汙染增強，城市化使居民生活空間縮小。1973年的石油危機則對非再生資源的過度使用發出了警告。
而從增加經濟福利的角度看，放慢GNP的增長速度，從國民經濟的量的擴張轉向生活質量的改善，可能更加合理。因此西方國家開始出現一般要求放慢GNP增長甚至實行零增長的社會思潮。第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市場導向的第二次經濟改革浪潮。
改革者看到
,追求工農業總產值高速增長的傳統發展戰略和
用總產值指標考核企業的指令性計劃體制
,固然能較迅速地
推進工業化
,但卻以不斷增加投入、耗費大量資源、擠壓居
民消費為重大代價。
而要較大幅度地提高社會主義經濟的效率，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明顯改善居民的生活，必須改變以工農業總產值為中心的傳統體制和戰略。
這樣，GNP指標在世界範圍內受到實踐的挑戰，一些激進者甚至提出了“打倒GNP”的口號。據薩繆爾森說，一位年輕的激進派曾經宣稱：“不要向我提國民總產值這一概念。對我而言，GNP的意思是國民總汙染”。
從學術角度考察，把GNP或人均GNP作為度量和比較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GNP的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福利的增加存在背離的可能。經濟增長無疑構成發展的主要內容和物質動力，經濟發展離不開經濟增長，沒有增長的支援，不可能有自我持續的發展。
但在一定時期，增長與發展的方向可能不盡一致。如一國GNP的增長主要是透過資源和農產品的廉價出口而實現的，在此過程中發展的其他指標如結構多樣化、農業中現代投入的增長、貧困階層分享增長成果等沒有明顯改善，那麼就有可能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結果。
從80年代看中東的一些石油生產國，人均GNP的水平已經不低於發達國家，但從經濟社會生活的其他指標看，依然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另外，由於人均GNP不能反映因閒暇增多而帶來的福利收益和因汙染帶來的福利損失，也造成人均GNP的變動與福利的增加相背離的現象。縮短工時，增加閒暇時間，增加了經濟福利量，卻可能降低GNP水平。
相反，在環境汙染的個別成本和社會成本存在差異，即廠商不完全承擔治理汙染、恢復環境的所需費用，存在外部不經濟時，GNP的提高降低了經濟福利量。在1929到1976年的將近半個世紀中，美國人均經濟福利的增長幅度比GNP要小，居民在得到更多商品和勞務的同時，也付出了道路更加擁擠、空氣更不新鮮的代價。
而如果在1976一2000年間，適當降低GNP的增長，更加註重同各種城市病作鬥爭，反而能增加人均福利量（調整後的情況圖中用虛線表示）第二，GNP指標主要反映的是國民經濟中貨幣化部分的狀況，不包括不經過市場的經濟活動的結果。
這樣就導致
發生一些似是而非的現象
:主人或家庭主婦自己從事家務勞
動不創造價值
,也不能提高GNP水平,而如果僱傭人來完
成這些家務勞動
,則會提高國民收入,增加經濟福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正處於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的過程之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比重較大，使用GNP指標測度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勢必低估其實際國民收入。
就發展中國家本身而言，由於經濟增長過程伴隨著經濟活動貨幣化，因而又可能高估經濟增長的速度。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半的經濟活動透過市場，另一半依然是自給性生產。一年後，實際總產量增加2%，商品貨幣化程度也提高2個百分點。如果用GNP指標測度該國的發展水平，那麼同一個完全貨幣化的經濟相比，它期初的實際產量被低估一半。
期末同期初比，雖然實際產量只提高2個百分點，但GNP的增長速度卻是4%。第三，人均GNP進行國際比較時的困難。當前通行的做法是，將一國用本國貨幣表示的人均GNP，按官方匯率換算成用通用貨幣如美元表示的人均GNP，然後再進行比較。這就涉及兩個問題：官方匯率並不等於均衡匯率，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匯率扭曲尤其大。
用帶有一定程度扭曲的官方匯率換算人均GNP，必然導致這樣那樣的偏差和失真，這是一。其二，匯率主要反映的是國際間外貿商品和勞務的比價關係，即使官方匯率與均衡匯率相一致，由於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還包括大量的基本上只供本國居民消費的非外貿商品和勞務，用市場均衡匯率統一衡量全部商品和勞務，也會導致人均GNP的嚴重扭曲。
具體地說，非外貿商品與勞務的價格主要取決於國內的生產成本、需求結構和勞動生產率狀況，與外國同類產品的價格存在較大差距，國與國之間非外貿商品和勞務的比價同外貿商品和勞務的比價是不一樣的，又由於各國非外貿商品和勞務的構成不同，佔全部商品和勞務的比例不同，因之，當人們用反映兩國外貿商品和勞務比價的匯率來度量全部商品和勞務時，自覺不自覺地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
鑑於
GNP作為度量經濟發展的指標存在諸多的缺陷,
人們就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對此進行了修正。
配合70年代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國際組織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隨增長再分配和滿足居民基本需要為核心的發展理論和戰略。他們主張發展不再以GNP的增長為主要內容，而將重點轉向分配和再分配。
透過再分配，使窮人較易就業，能得到必需的食品、衣著、住宅、飲用水，接受基本的教育，從而迅速地分享發展的好處。有的發展經濟學家還對發展進行了重新定義。如哥萊特認為，發展的核心在於自力、自尊和自由，發展要使居民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逐步滿足，恢復人的尊嚴，使他們擺脫人身從屬關係並進行自由的選擇。
經濟增長的優點不在於財富帶來了幸福，而在於它擴大了人類選擇的機會。①與新的發展理論和戰略相適應，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還試圖建立測度發展的新的指標體系，用以取代GNP。1977年，美國海外發展委員會的專家提出了一個由嬰兒死亡率、平均估計壽命和成人識字率組成的“生活質量”指標，計算了各國的有關資料並排列了各國的位次。
美國社會健康協會則在“生活質量”指標的基礎上，提出用ASHA（該組織全名的縮寫）指標測度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和有關組織也建立了一些反映滿足居民基本需要程度的指標體系。
現代經濟發展，就其本意來說是透過工業資本投資，將人類積累的知識存量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生產出供居民消費的商品和勞務，增加經濟福利，並帶動結構轉變、觀念更新和社會進步的過程。面對這樣一個多維的變革過程，試圖用一個單一的GNP指標來度量，其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畢竟是發展的核心，是發展得以起步並持續下去的引擎。
我們不能設想，一個經濟長期停滯的不發達國家，能不斷取得社會進步。在國民收入的大餅增大以前，透過收入再分配固然能緩和社會矛盾，但這只是救急的繃帶而不是徹底根除貧困的良藥。以再分配為中心的滿足基本需要的戰略，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遭到失敗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從技術角度看，要建立能夠替代GNP的發展指標和指標體系，其面臨的難題可能比GNP還要多：是選擇一個還是一組指標來度量發展，如果是一組指標，每個指標的比重如何，這些指標的資料是否易於收集，與現有的統計體系如何衡接，如此等等。
因此我們認為,既然我們生活在一個追
求人均
GNP的世界,那麼就得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承認GNP的重要性。
儘管有種種缺陷，人均GNP指標仍然不失為測度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當然，人均GNP指標需要其他許多指標來補充：（1）生產結構的指標，它說明生產結構隨人均GNP的增長而發生怎樣的變化，結構趨於合理還是惡化了；（2）生活質量的指標，以卡路里攝入量、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成人識字率、人均住宅面積、每千人醫生擁有量等指標構成的生活質量指標，具體表明生活質量的現狀和變動趨勢。
（3）收入分配指標，表示國民收入在社會各階層的分配，特別注重貧困階層在增長過程中的收入變動，勞倫茲曲線和基尼係數可能是較好的分析工具；（4）人口過程的指標，包括人口型別的變化，城市化的進展，就業率的變動等。
進行人均
GNP國際比較時存在的困難,有些已經克服,
有些還需進一步的探索。
聯合國統計司對兩大國民收入核算體系總量指標及其構成的分析和核算，取得了較大成績，發表的《國民收入核算體系》、《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的基本原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的比較》三項成果，對不同核算體系國家國民收入的統計、換算具有規範作用。
世界銀行也經常發表換算後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人均GNP資料。與SNA體系中的GNP。
結語
指標相比MPS中的工農業總產值或社會總產值指標雖然具有比較集中地反映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的生產規模和增長速度的優點，但按工廠法計算的總產值指標因不扣除中間消耗而有許多重複計算，因而是對國民收入的高估，而它不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的產品及勞務的價值，則不僅低估了一國的國民收入，而且不符合現代商品生產的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