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在永樂年間出兵並“郡縣”安南，是古代中越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
明朝對安南進行二十年的郡縣統治，對明朝與安南雙方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對其影響進行細緻的梳理和分析。
對明朝方面來說，明成祖“郡縣”安南的行為，造成了以下幾點影響：首先，明成祖借安南冒犯明朝宗主國權威的“不恭”之舉，果斷出兵攻滅胡氏政權，向東南亞各國展示了強大的國力，對明朝的各藩屬國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也為明成祖之後派遣鄭和下西洋、進一步構建超越前代的東亞藩屬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永樂五年十月明成祖平定安南後，曾申斥寮國宣慰使刀線歹長期不來朝貢，且暗中幫助安南胡氏政權，“即欲發兵問罪，恐傷及無辜。今特遣使諭，爾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天遣人罰，悔將無及”，以此威懾寮國。
對占城也是同樣，永樂十三年（1415年）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曾嚮明成祖報告占城暗中幫助陳季擴政權，並“侵奪昇華府所隸四州十一縣之地”，請明成祖發兵征討，明成祖雖然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而拒絕，但也遣使申斥占城國王“若陰蓄二心，悖違天道，不撫下人，不歸侵地，安南覆轍在前，爾其鑑之”。
有了安南的前車之鑑，寮國、占城等國都不再敢於冒犯明朝權威，此後都勤修職貢，與明朝維持穩定的藩屬關係。
其次，明成祖“郡縣”安南的行為，雖然令他建功立業、超
邁
前人的理想暫時得以實現，但卻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國力消耗和財政負擔。
尤其自黎利起兵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給兩國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苦難，安南擺脫明朝統治的決心愈發堅定，明朝對安南的郡縣統治也逐漸力不從心，從而為宣德年間明朝棄守安南埋下了伏筆。
再次，明朝“郡縣”安南總體上的不成功，也使得後世明朝的治邊政策愈發趨於保守退縮。後世的明朝士大夫，大都將“郡縣”安南事件作為一個反面典型，勸誡君主恪守洪武成憲，對安南實行“羈縻”之法，保持“
縻
以戎索，聽為外臣”的狀態即可。
如高岱就認為明成祖“郡縣”安南的行為“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朱國禎也認為明朝“郡縣”安南“得之不為利，反為害也”，並從地理上分析了明朝無法在安南建立穩固統治的原因。
可見後世的明人，大都將明朝“郡縣”安南的失敗作為重要的經驗教訓，認為中原王朝對安南本來就很難建立穩固、有效的統治，因此也就不再將安南視作“故土”了。
最後，明朝透過對安南工匠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徵用，進一步加強了自身的軍事力量。如被張輔俘獲的胡朝宗室黎澄就精通火器製造，正統年間被明廷任命為工部尚書。
“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槍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可以說安南較為先進的火器技術為明成祖創制神機營、增強明朝軍事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對安南方面來說，其屬明時期的二十年間也對他們造成了很深遠的影響。首先，因安南在屬明時期直接接受明朝的郡縣管理，因此安南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響進一步加深，其對中國中原王朝的“文化認同”更趨鞏固。
明朝在交趾各府州縣設立儒學共161所，其中府學14所，州學34所，縣學113所，其儒學數量是安南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
明朝對交趾郡所頒佈的各類書籍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都成為後來安南後黎朝、阮朝科舉考試的主要參考書目和出題來源，安南統治階層也將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確立為安南的官方政治思想。
如《安南志原》所載，“國家克平之後，其仕宦詩書之家，附近城郭，衝要湊集之地，有所瞻仰者，多效華風”。
其次，因為明朝“郡縣”安南期間的一系列政策失誤，從而也導致了安南的獨立建國意識愈發堅決，其對中原王朝“治權分離”的態度也更為明顯。
如黎利的《平吳大誥》中就非常鮮明地反映了安南人對於兩國關係的觀念，“惟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雖強弱時有不同，而豪傑世未嘗乏”。
可見安南經過明朝的郡縣統治後，已經構建起了自身較為成熟的歷史文化體系。在安南人的意識中，自五代獨立建國後，安南就已是與中國曆代中原王朝並立的、雖同屬華夏文化圈但政治上互不統屬的國家。
因此明朝“郡縣”安南的行為在他們看來便是“窮兵黷武，務開土地”的、違背儒家倫理的“無道”行為，是絕不可能獲得安南民心的。
綜上所述，明朝“郡縣”安南事件，本質上是兩種不盡相同的“華夷秩序”的互動與衝突。明朝對安南的郡縣統治，也可以視作明朝“以夏變夷”的政治實踐。
但歷史事實證明，明成祖“郡縣”安南的功業換來的卻是安南連年的反抗以及後世不以為然的評價，如高岱所說，“成祖郡縣交趾，中國未嘗復鬥慄尺布之利，而疲耗於奔命者幾百年”，這應當是明成祖所始料未及的。
明朝“郡縣”安南的事件，對明、安雙方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對於安南來說，其對中原王朝“文化認同、治權分離”的理念也完全得到了認可與遵循。
而對中國中原王朝來說，明代前期對天下秩序的堅持和構建，對後世的明朝君主也形成了很大的影響。
正如他人所指出的，這種內外差序結構的天下秩序，要求“‘中國’帝王不僅不應直接去統治‘夷狄’，而與‘夷狄’各守其境，並且對於他們的往來也應秉持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
這種‘王者不治夷狄’的思想，一直是中國曆朝士大夫所秉持的主流思想”。
明初以後的數百年中，明、清王朝都再未對安南進行過郡縣統治，基本滿足於與安南維持藩屬關係。
隨著明朝國力的衰退，明朝的對外政策越來越傾向以實際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但這種保護貢臣的“興滅繼絕”思想仍然被繼承，從而在明代中後期處理日益複雜的安南問題時，對明朝確立“不拒黎、不棄莫”政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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