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走多遠，家鄉總是我們最溫暖的牽掛
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給在外打拼的家鄉遊子一個寄放心靈歸宿的地方
鄉土文學
初為人師
作者 | 趙永修
在走過了40年的教書生涯退休之後，我還時常回憶起剛走上教師崗位時那一幕幕情景，彷彿是剛剛發生過的一樣。
我的中學階段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實行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初中和高中學制由原來的三年都改為二年，每學年也由原來的秋學期為學年始改為春學期為學年始。1974年初，我從唐河縣第八高階中學畢業了。當時還沒有恢復高招，農村學生畢業後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生產隊參加生產勞動。
回鄉當了半年多農民之後，也就是到了8月末，這個時候，正是各級學校開學之際，我接到了縣文教局的通知，讓我到本縣的馬振撫公社中學代課。何以如此呢？原來是我高中時的恩師方毓昌老師推薦的，他當時任縣文教局副局長，正在馬振撫公社中學蹲點，該校有一位老教師因病請假，方老師出於對我的瞭解和關心，讓我去接替那位老師的教學任務。
馬振撫在我家鄉西南方向，直線距離不過60裡，但由於一條三家河的阻擋而不能直達，必須繞道唐河縣城轉車方可抵達。這一繞道，路程就是120裡了。那時我還沒有出過遠門，也沒讓家人送，扛起行李從集鎮上搭車到縣城，先去文教局呈上《自傳》，辦了代課手續，然後乘車到馬振撫公社中學，開始了我的教書工作。
說起馬振撫公社中學，六七十歲以上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因為當時在這裡發生了轟動全國的“馬振撫事件”。我能有機會到這個學校教書，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識不少新鮮事物。
按照學校領導的安排，讓我擔任初中二年級語文科兼班主任。這對於我這個剛走出校門從沒有登過講臺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該校的初中二年級共有兩個班，教另一班語文科的是一位姓馬的老教師。一開始我就遇到了一件令人尷尬的事。當我還沒有與學生接觸時，從教導處主任轉交給我的班級學生花名冊上，看到了一個姓“肜”的學生名字，但我卻不認識這個“肜”字，從自己僅有的一本《新華字典》上也查不到這個字。這可怎麼辦呢？去問別的老師吧？自己初來乍到，彼此素不相識，不好意思說出口。
於是，我就把一個班幹部叫到我的辦公室，問這個“肜”字怎麼讀。他跟我講了一個故事。說這個“肜”字其實就是“榮”的另一種寫法。在很久以前，當地的“榮”姓家族有一個大財主，有很深的學問，有一天他心血來潮，為了區別自己近族的人和別處的“榮”姓人，便把自己近族的“榮”字寫作“肜”，也就是自己創造了這個字。從那時起，一直沿用到現在。
我聽了這個故事，頗感有趣，就一直認為這個說法是真的。直到許多年後，我查閱了《現代漢語詞典》，確實有這個“肜”字，其解釋為：古代的一種祭祀。近幾年接觸到網際網路以後，我還特意百度了一下，瞭解到“肜”姓始於西周成王姬誦，封其支子於肜城，建立肜國，為伯爵爵位，世稱肜伯，其後以國為姓，乃姓肜氏。至此，我才知道，當年那位學生講的故事也不足為信了。
那一年我剛20歲，剛走出校門幾個月，而我所教的學生年齡與我相差無幾，可以說是同齡人，因為那時的學生入學都比較晚，馬振撫又屬於半山區，學生年齡相對偏大。這種情況也是一種優勢，師生有共同語言，更有利於我與學生溝通。
我本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不愛張揚，但這一點並沒有成為我教學工作的障礙，因為在初、高中階段，我有多次的鍛鍊機會。那時的學校活動比較多，學校師生集會時常讓我上臺發言，這不僅提高了我的寫作能力，同時也鍛鍊了我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的膽量，甚至出現過師生集合起來開會時臨時安排我去教室寫發言稿，當輪到我發言時，稿子就寫出來了。
因此，當我初次走上講臺面對著40多雙眼睛向學生講授知識時，我沒有羞澀和膽怯，得心應手地進行著每一個教學環節，贏得了學生們對我這個新老師的尊重和喜愛。
1974年的“馬振撫事件”，源於該校一位15歲女生張玉勤在英語考試時因不會答題而在試卷上寫了一首對學習英語不滿的詩，之後受到老師批評而自殺的事。
本來當地相關職能部門已作妥善處理，而事件被江青獲知後，派了兩人到馬振撫調查，回京後寫出的調查報告以中央“5號檔案”的形式釋出全國，被認定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的典型，校長羅長奇和班主任楊天成被捕入獄（1977年11月平反），在全國開展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的批判，造成了一樁樁冤假錯案，良好的教育教學秩序被攪亂。
當時該學校的中心工作就是學習貫徹“5號檔案”，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學校幾乎每一星期都要集會學習“5號檔案”，寫批判文章，開討論會，出批判專欄。當時，全國各地教育部門、大專院校學生一批又一批地來到學校參觀學習，時不時地找老師和學生座談，根本無法進行正常教學。有一位新華社記者常駐學校，一篇篇反映該校動態的新聞常見諸於各級報刊及電臺。
那時候的政治大氣候使然，學生學工、學農被放在了特別重要的位置。作為一所農村中學，學工找不到什麼專案，學農卻有充足的條件。
學校距石柱山很近，山腳有一座低緩的山丘，上面的松樹被松毛蟲吃光了松針而枯萎了，成了學生的學農基地，在學校領導的安排下，老師們就帶領學生去開墾荒地，壘成一層一層的梯田。作為一名教師，我除了給學生分配勞動任務，鼓勵大家加油幹外，還必須和學生一起幹，給學生作表率，以免落後於其他班級。而對於文化課的學習，則常常受到衝擊。
當時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班級的語文老師正在給學生講課，而教農業技術課的老師卻要讓學生去學農基地勞動。那位語文老師非常惱火，發牢騷說：“也不知道到底該聽誰的啦！”但牢騷歸牢騷，還必須停止講課，讓學生去山上勞動。
我作為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的代課教師，自然非常珍惜這良好的工作機會，有一股不甘示弱的精神，總想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那時沒有一點兒參考書，一本教科書和一本《新華字典》就是我的全部家當，就憑著自己的知識功底去認真鑽研教材，選擇教法，靈活施教。
值得欣慰的是，和我教同頭課的馬老師，也就是“五號檔案”中提到的“一針紮好仨學生”的老師，我們每講一課新教材之前都要在一起研究教材，對我這個新手來說受益匪淺。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便可以駕輕就熟了。據課後與學生交流，我的教學得到了學生們的一致好評。由於“文革”期間學校教學受到嚴重衝擊，許多學生應該掌握的知識和技能都不具備，應學生的一致要求，我為他們補習了漢語拼音和怎樣查字典等基本知識和技能，給學生的語文學習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當時學校的老師們大多數都是附近的，一到星期日他們都回家去了，而我離家最遠，不能回家去，否則就不能按時返回學校。我就利用星期日這有利時機到學生家走訪，瞭解他們的家庭情況，向家長反饋學生的在校表現，把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方法，拉近了與學生的距離，增強了學生對我的信任。也有些星期日，我會約一兩個學生作伴，到附近的石柱山上和虎山水庫去遊覽。那段時光，是充實和快樂的。
一轉眼到了期末。1975年2月3日這一天正好是農曆臘月二十三（小年），也是放寒假的日子。當天上午，我向學生髮了《寒假通知書》，安排完各種事項，宣佈放假。大多數學生已經離校了，和學校領導交接了相關手續，我的代課工作也就結束了。那天下午風雪交加，我帶著行李和學生送給的一大卷年畫，搭乘向學校運送建築材料的貨車往家鄉走去。當時尚未離校的學生們冒雪一直把我送出老遠，依依不捨。
後來我就在家鄉當了民辦教師，爾後又考轉為公辦教師，其間時常收到馬振撫學生的來信和電話，與其中幾名學生的聯絡一直保持了幾十年。
作者簡介
趙永修，男，生於1953年10月，唐河縣大河屯鎮夏崗村人。1974年9月參加教育工作，小學高階教師，長期擔任中小學語文科，擅長作文教學，所輔導的學生作文有多篇發表於《南陽日報》、《作文指導報》等報刊，被作文指導報社聘為特約研究員。1980年代中期始從事業餘創作，在各級新聞媒體發表作品百餘篇，獲獎多次。2002年被縣教委聘為新聞通訊員。曾編寫《大河屯鎮教育志》。2013年10月退休後，在《速讀》、《南陽晚報》、《唐州風》、《石柱山》、《唐河文史資料》、《賒店春秋》、《宛東潮》等報刊及新媒體發表新聞、散文、民間故事等8萬餘字，參與撰寫《大河屯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