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地方文化交流，對區域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是研究地方文化不容忽視的一種方法。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不僅能夠吸取其他區域文化的精華，還可以學習別地的研究經驗，以及開展專案的合作研究，提升本土文化的創造力，為本地區對外進行經濟協作，提供文化背景資料，做到“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發揮文化為經濟服務的作用。
潮汕與閩南，是周邊地區，在地理環境上，兩地相連，都在南海之濱，同一條公路，同一片海域。在人文關係上，可謂血脈相連，同一種語系，生活習慣，民情風俗，十分相近，有些甚至相同。對兩地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互相交流，取長補短，對區域的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將會起推動和促進作用。
一
隋唐之際，移民入潮的不多，至唐代潮汕仍為蠻荒之地，人口稀少，如唐開元二十九年７４１，潮汕只有３７０００人。至宋代，人口猛增，宋淳佑六年１２４６達６０多萬人。宋代潮汕人口增多的原因，多數是來自福建主要是閩南的移民。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原漢人移居福建，至宋代福建人口激增，出現了地少人多的矛盾，再轉徙入潮。潮汕流傳“潮州人，福建祖”之說，正是反映了潮汕移民主要來自福建這一客觀事實。從姓氏人口也可見一斑。潮汕本土約１０００萬人口中，居潮汕姓氏人口第一位的陳姓約有１５０多萬人，其先祖絕大多數就是來自閩南。被稱為“玉湖派”其祖陳仁在莆田玉湖開基的陳泰初於宋紹聖年間１０９４－１０９８任潮州通判，舉家遷入揭陽縣，其裔孫繁衍為潮的一大派系。與陳泰初年代相近的陳堯卿，是玉湖派的另一有名人物，宋任潮州路總管，落籍潮州後子孫也流佈澄海、揭陽、普寧等縣。屬於“忠順派”先祖陳洪進諡忠順的陳坦，宋哲宗元符年間１０９８－１１００任海陽縣令，落籍潮州官塘，後代遍佈各縣，有數十萬人口。被稱為北廟派因陳元光廟建於漳州城北的陳元光之後，子孫也廣佈潮陽等地。只有“江州義門派”的陳氏之後，是較早從江西義門陳村入潮的。
潮汕大姓之一吳姓，據廣泛調查考證，在本土６０多萬人口中，除普寧梅林鎮近７０００人口，先祖可能是從南京遷入外，其餘都從閩南轉籍而來。另如潮汕的莊姓２０多萬人，其開基祖是宋代從晉江泉州遷入的。李姓４０多萬人，先祖也分別於宋、明從福建遷入。賴姓１２萬人，先祖在明代初年從福建入潮，其裔孫已分佈潮州、饒平、潮陽、揭陽等地。
由閩入潮者，有不少在潮任官之後定居下來，如唐末來自晉江的吳駒為潮陽縣縣令，卸任後羨慕潮陽的風光形勝，而選潮陽蘆溪築室定居。唐懿宗時８６０－８７４任潮州教官主持州學的莆田潘朝奉，任滿後定居海陽龍溪。福建同安李元善，宋淳進士，任潮陽教諭後落籍潮陽。南宋理宗端平年間１２３４－１２３６開基漳州的狀元蕭的孫子蕭洵，任潮陽縣令，在任時勤政愛民，任滿後喜愛當地民風民俗，山水秀麗，遂落籍卜居縣城近郊。
潮汕先賢宋代名臣王大寶、高士吳復古，明代學者薛侃、狀元林大欽、兵部尚書翁萬達等一批著名人物，其祖都是從福建移居潮汕的。
福建在漢唐以後，有大批中原人移入，尤其是唐末中州板蕩，遷居福建者更多：“河南光州刺史王緒‘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光州固始豪族王潮舉眾依附，很快聚眾數萬人，經過江西進入閩西南的汀，漳二州。”①中原漢人流徙福建，帶去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推動了福建的文化進步和生產發展。宋元時期，泉州港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三大港口之一。“泉州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經濟貿易往來——東起日本，南至南洋，西至印度、阿拉伯、東非海岸４０餘國。此時來往泉州的商舶不勝其數，‘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艘，異貨禁物如山。私吏與市者，價十一二售’”。②可見宋代閩南海上商貿繁榮，經濟發展，有海洋文化滲透與積澱。
由閩入潮為官而落籍潮汕的漢人，不僅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而且他們把中原與閩地的文化技術移殖到潮汕，這對於促進潮汕的社會文明和生產進步，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落腳潮地的福建官員，他們十分重視血緣紐帶，普遍聚族而居，建宗祠，築家廟，立鄉規族約。其後代子孫雖有另擇地發展者，仍牢記肇創基業的先祖，每年舉辦隆重的祭祖儀式，以血緣紐帶凝聚分散各地的宗親。潮汕的很多名門望族，就是這樣構建起來的。潮汕的土著，也是在此背景下，逐步漢化。
二
潮汕與閩南，地緣接近，平壤相接。閩南部分地方歷史上曾與潮汕屬同一區域。潮汕在漢初設立揭陽縣，屬南海郡。東晉咸和六年３３１析揭陽為海陽、海寧、潮陽和綏安四個縣，屬東官郡，閩南漳浦地區便是綏安轄屬。至唐垂拱三年６８６，劃綏安建漳州才歸屬福建。由於地域相接，古時語言也相通。潮汕話屬全國七大方言語系之一的閩南語系，有學者考證，唐代閩南話通行於潮州府城一帶。後來由於區域分開，年長日久，潮汕話與閩南話已有所分隔。儘管如此，時至今日，詔安、雲霄、漳浦、東山一帶，仍能聽懂潮汕話，以潮州方言吟讀的潮州歌冊能在這些地方流傳；東山、平和、詔安、雲霄等縣還建立潮劇團，為當地演出潮州戲。毗鄰閩南的饒平縣，自古至今與閩南一直保持婚姻嫁娶關係，兩地親戚往來頻繁。
地緣接壤，語言同系，使兩地的民情風俗與生活習慣十分接近，“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輿地紀勝。兩地的文化藝術，也有不少相通與相近之處。明嘉靖丙寅１５６６《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顏臣＞、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把兩個地區同一內容的戲文，融合為一起，說明兩地方言的相近，行腔相似相仿。清乾隆學官、戲曲家李調元在《南越筆記》中寫道：“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無字，而一字則演為二三字者。其歌輕婉，閩廣兼半。”反映了潮調與泉調在唱腔音樂上相類。《荔鏡記》寫的是福建陳三與潮州黃五孃的婚姻愛情故事，幾百年來在兩地盛演不衰。潮劇在明代晚期，不僅傳流潮汕，且流入閩南地區。清代《雲霄縣志》載：“俗淫以潮劇，每歲一街社最少演出十數臺，所費不貲。”“按本邑今惟潮音劇盛行。查此劇喜用鄉曲，流傳鄙俚不堪之小說以迎合婦孺。每一唱演，則通霄達旦，舉國若狂。”《龍巖縣誌》載：“近城各坊，則競演潮劇，旗幟用帛，俗亦太靡焉。”③古代閩南一帶喜演潮劇，且熱鬧非凡，說明潮汕與閩南長期以來文化交流頻繁，審美情趣接近。
值得指出的是閩南不僅古代盛行潮劇，直至今天，閩南多個縣潮劇仍歷傳不衰，成為兩地文化交流的紐帶。多年來福建藝術學校辦有詔安潮劇班，閩南也有青少年到汕頭戲曲學校就讀。福建東山縣潮劇團於１９９３年到汕頭參加國際潮劇節演出，並曾赴香港、泰國等地訪問演出潮劇。福建平和縣潮劇團１９９７年到香港參加“盂蘭賽會”，演出《紅珠碧玉》、《龍鳳環》等３３天。福建東山青年實驗潮劇團演出的《妲己亂紂》和《秦始皇》，曾被中央電視臺、中國唱片公司廣州影視部拍攝成錄相帶，發行海內外，受到較高評價。福建詔安城都潮劇團參加福建省和漳州市聯誼戲劇競賽中，以造型優美和聲藝俱佳，技壓群芳。閩南各縣潮劇團常被邀請到潮汕鄉鎮演出，而廣東潮劇院一、二團及潮汕各市縣潮劇團也經常到詔安四都影劇院等處上演，與閩南潮劇團開展藝術交流活動。④
潮汕與閩南的民風民俗，從歲時節日、婚姻嫁娶、喪葬禮俗和宗教信仰等，有很多相近以至相同之處。如歲時節日，幾乎每一個節日都必須祀神拜祖。兩地崇神尚鬼之風由來已久，兩晉時，由於漢民族的大量遷閩，帶來了漢民族的文化傳統，道教佛教的宗教信仰，也隨之傳入閩地，推動了閩地民間信仰的發展。宋以後，福建移民入潮源源不絕，福建的民間信仰也隨移民而傳播至遷入地，如潮汕各地的天后廟，其歷史大多可追溯到宋元明時期，這與福建移民入潮有直接關係。
兩地節日的活動形式，也很相似。如正月十五元宵節，潮汕與閩南都有吃湯圓、遊花燈和賽花燈習俗。清明節兩地民俗活動大致相同：掃墓、祭祖、插柳、踏青，掃墓時掛紙錢於墓上。端午節兩地是包粽子、賽龍舟，插艾、蒲。七月七日的“乞巧節”，閩南的拜七孃媽與潮汕的拜公婆母有些近似，閩南人認為１６歲以下的兒童都受到七孃媽的保護，等到１６歲就要答謝神恩，除備辦禮品虔誠奉拜外，還要給親朋好友傳送糖果，告知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並設宴招待親友。潮汕的“七夕節”是“公婆母生”日子，這一天家中有１５歲的孩子要舉行“出花園”儀式，“出花園”的意思是表明孩子已長大成人，可以走出家庭這個“小花園”，踏上社會。而孩子的成長，是受公婆母庇護的，故祀拜公婆母是出花園的主要內容。這一天，孩子要理好發，穿新衣、紅皮木屐，用多種鮮花水洗淨身體，然後恭恭敬敬地拜謝公婆母。祀拜的儀式是在眠床上置放一個“膠掠”用竹篾編制的大箕子，然後把香爐及三牲果品擺在上面，由家長指點孩子燒香點燭跪拜。然後站在“膠掠”裡跳出。中午要備辦豐盛的午餐，孩子坐正位，咬雞頭，表示能出人頭地。閩南的拜七娘母與潮汕的出花園拜公婆母，都有古代“成人禮”的內涵，而在七夕節進行這項活動，其他地方是少有的。
七月十五的中元節，閩南與潮汕都是搭臺擺祭品，請僧道唸經做法，超度亡靈，祭四方無主鬼。此俗潮汕稱“施孤”，閩南稱“普渡”。兩地有些地方施孤時還在高棚邊糊一鬼王，閩南稱“普渡公”，用以制伏惡鬼。另如中秋節設香案，備月餅、芋頭及水果拜月神，以至砌瓦塔、燒塔等，兩地也大體相同，冬至以及除夕過年，兩地民俗活動也較接近。
潮汕民風民俗與閩南的很接近，這跟潮汕昔年州縣官員大都來自福建及閩籍官員遷潮有很大的關係。據有關學者考證，北宋潮州知州已知籍貫的３１人，福建為１８人佔百分之五十八；南宋已知籍貫的９１人，其中福建６０人，佔百分之六十六。北宋潮州通判見於記載的９人，有籍可考的７人，閩籍３人，佔百分之四十三；南宋潮州通判８２人，有籍可考７２人，其中閩籍５３人，佔百分之七十四。宋代閩人任潮屬縣令的也很多：海陽縣見於記載的１６人，可知籍貫的１０人，其中閩籍９人，佔百分之九十；潮陽１９人，已知籍貫１４人，閩籍１１人，佔百分之七十九；揭陽３人，已知籍貫２人，閩籍１人，佔百分之五十。大量閩籍人宋代入潮為官，也正是早期大批閩人移民潮汕時期，這對於古代潮汕民風民俗的形成和改變原有陋俗關係重大。如嘉定年間任潮州知州的曾噩，看到婦女尚有好高髻的“椎結遺風”，“下令諭之，舊俗為之一變”。這是閩籍官員禁革潮州蠻俗的典型事例。⑤
三
潮汕與閩南，背有山、前有海，潮汕有以韓江三角洲、榕江平原、練江下游平原等合稱的潮汕平原；閩南則有泉州、漳州的兩大平原。俗語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兩地平原地區以種植糧食為主，兼種蔬果；山區除開發糧食種植外，還開山造林，並種植果樹、茶葉及其他經濟作物；海濱居民除海上捕撈、灘塗養殖外，兼有從事陸耕。潮州和閩南都有曲折綿長的海岸線，是東南重要鹽產區，海鹽產量高；在製作技術上，從煮鹽進步到曬鹽，大大降低了生產消耗，並增加生產數量。兩地種植的果樹有柑桔、香蕉、龍眼、波蘿、荔枝等。潮汕的蜜柑、招柑，漳州的朱柑，汁多而甘甜爽口，全國知名。兩地都種植大量甘蔗，是全國重要蔗糖生產地區。宋代兩地水稻種植已能一年兩熟。番薯都是兩地的副食原料，均有大量種植。潮汕地區把稻米和番薯混在一起，煮成番薯飯、番薯粥，也有把番薯炊熟、切片貼熟、煮番薯湯多種製作方法，作為正餐。“閩地上間山，下瀕海，瘠多腴少，賴此番薯以佐穀食之不足。漳泉各處，富室大家，也皆和米炊飯，日供一餐，又或釀為酒，名地瓜燒。或炸為油，名地瓜油。或磨為粉，名地瓜粉。或銼為絲，名地瓜絲。粉可和鹽作圓煎果，絲可和糖作幹瀹食。連城人又切厚片蜜製成殷紅色，匣緘匱遠，蓋不第為荒歲所需矣。”⑥
兩地本土居民從事農耕，種植林木疏果及海上捕撈等，從生產方式至生產內容，都很相似，職業大體一致。
潮汕與閩南的“業緣”最突出的特點，表現在在海上交通與海上商貿以及漂洋過海出國謀生艱苦創業等方面。兩地都面向南海，閩南向海上拓展較早，北宋元二年１０８７宋王朝在泉州設立管理海上貿易的市舶司，與廣州、明州合稱三路市舶司。“隨著北宋元佑年泉州市舶司的設立，表明了朝廷既招徠番舶來華貿易，也鼓勵國人出海經商，以海上貿易的稅收，利潤，納入國家財政管理日益鮮明的商業意識……其時與泉州發生貿易關係已包括東亞、南亞、西亞和東非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而同時，中國商人出海經商，足跡遍及東南亞，也有少數定居於當地，成為最早一批移民……元時與泉州發生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增至九十多個，貿易量也大為增加。”⑦此時，泉州成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繁華，商業繁榮，商品豐富。
潮州港沒有設市舶司，商船不能出海自由貿易。宋王朝為了控制海貿的稅利，規定出海貿易都要經官方批准，得到市舶司的“公憑”才能出海，實際是限制所有出海商船都要從設有市舶司的港口出海。為了實施對非市舶司港口的監控，哲宗元六年１０９１朝廷還在潮州等多個州縣，對船戶設“甲”，即每２０戶為一甲，實行互保連坐法，互相制約控制，使商船無法出海。儘管朝廷給海商套上各種枷鎖，海商迫不得已只能透過走私貿易獲取利潤。潮汕海岸線漫長，朝廷在那裡的管制力量薄弱，潮州港的走私貿易，越演越烈，甚至福建的海商因不堪官府的重稅高利盤剝，也轉移到潮州港進行走私活動。⑧南宋以後的海寇，有些是由走私船遭遇封建王朝的鎮壓而實行武裝反抗逐步演變的。
明代泉州港衰落，由漳州月港取代。但由於明代的海禁政策，至明嘉靖以後，漳潮海商聯合起來，武裝反抗明朝政府對海上私人貿易的鎮壓。如漳州的謝老、王靖溪、曾一本、吳平與潮州的許朝光，林道乾、許瑞等，活動在漳潮海面上，亦寇亦商，彼此連結，互相呼應，武裝對付朝廷的軍事鎮壓。最後他們遭受明政府閩粵聯手海上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圍剿，有的被殲滅，有的則逃到東南亞國家，在那裡落地生根，開創基業。據泰僑史資料載，林道乾於明萬曆年間率潮屬２０００餘人，白艚船１００只，在北大年現為泰國的一個府定居下來。道乾受北大年國王賞識，將女兒嫁給他，並劃地給道乾與隨從居住。乾與當地人和睦相處，死後當地人把大年港命名為“道乾港”。⑨
潮汕與閩南都是全國著名僑鄉，兩地人民移居海外有屬政治避難的，有因業商而留居的，但大量是由於生活貧困，無法在本土活下來，到國外謀求生計的，潮汕地少人多，解放前平均每人只有３分土地，且災禍頻仍，苛捐雜稅繁重，本土無法立足，而靠海、習海的客觀環境為潮人漂洋過海謀生提供了有利條件。閩南的情況與潮汕近似。“閩南一帶地瘠民稠，丘陵山地眾多，尤其是在沿海的平原地區，出現了‘人滿為患’，擁有土地和農耕已不足於養家餬口，這種自然環境加之深受移民文化的薰陶，促使大量的閩南人挈妻攜子移居海外和臺灣地區，實現了‘貸海為市’”。⑩兩地出國謀生者大都是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在海外的共同特點是赤手空拳，艱苦奮鬥，勤儉節約，以誠為本，從小本經營起始而把握機遇，奮力拼搏，開拓進取，不斷髮展，有的還成為富商與大企業家。馬來西亞閩僑林悟桐從沿街上賣的小販，發展成為世界知名的馬來西亞雲頂集團的創立者，新加坡潮僑廖正興，從當學徒做工以及“賣條”，發展成為新加坡的金融鉅子。他們同樣經歷了一段艱苦創業，迎難而上，不斷磨鍊，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積累與前進歷程。
潮汕與閩南的血緣相融、地緣相連、業緣相似，為兩地在文化和經濟的互相溝通、互相協調、互相比照、互相學習，促進兩地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為兩地並肩攜手，取長補短，團結協作，共謀發展，構築起一個基礎紮實的平臺。
註釋：
①②⑥陳支平、詹石窗《透視中國東南》上冊第１７４頁與３１０頁、８１頁。廈門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③吳國欽《潮泉腔·潮劇與＜劉希必金釵記＞》，刊於《潮劇研究》３。中國戲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④參見《潮劇年鑑》。汕頭市藝術研究室編，１９９７年卷。
⑤謝重光《宋代潮州主要從福建接受外來文化說》，刊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６，汕頭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⑦參見劉登翰《論閩臺文化的地域特徵》，刊於《閩南文化研究》。
⑧參見廖大珂《略論明代之前潮州港的發展》，刊於杜經國、吳奎信主編《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汕頭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⑨參見陳由亮《也談傳奇人物林道乾》，刊於陳澤、吳奎信主編《逢看湖山便憶家》“潮汕文化選”第三集
⑩李鴻階、嚴正《閩南文化是海外華商發展的源泉》，刊於《閩南文化研究》。
摘自《閩南文化與潮汕文化比較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單位：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吳奎信
（發表日期：2005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