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是我國曆史上，以統一王朝形式存在的王朝，與其他王朝相比它還有其非常特殊的一點，即它政治秩序比較良好的階段存在前三位皇帝統治的幾十年間裡。而在接下來的9位皇帝統治階段，朝綱紊亂，制度失缺。士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做出了自己的行為抉擇。本文從東漢時期入手，看看那些士人們是如何夾縫求生的。
一、士人的政治智慧
在宦戚交相秉權的亂局中，士人選擇了堅持道統，與之激烈抗爭，但也積累了幾種較為有效的抗爭方式，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政治智慧。
因為他們不僅要達到誅惡，清君側和治理百姓的目的，也要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儘可能少地做無謂的犧牲。
1.說服更具影響力的人進言
永和元年，王龔上書極言宦官專權狀，請求皇帝將宦官們放斥，諸黃門乃讓自己的賓客上奏誣陷王龔有罪。順帝讓王龔自己交代自己的罪行。
而李固便奏記梁商，讓梁商解救王龔，梁商即言於皇帝，皇帝才不追究這件事，王龔得以安然無恙。
2.聚結志同道合士人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陳蕃等人與竇武俱上書為黨錮之人說項，桓帝便下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安帝下詔要廢黜太子，太僕來歷和太常桓焉、廷尉張皓共同上書，帝不從。來歷便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太中大夫朱倀、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等十餘人前往鴻都門證明太子無過。這使得皇帝及其左右甚是擔憂，故而只能威脅諸臣。
雖然最後，太子仍然被廢，但除了來歷被免官之外，其他士人皆未受波及。
3.製造輿論壓力
東漢後期形成的最大的輿論氛圍就是士人們的清議
。清議最開始主要是民間對某一個人的道行所做的評論。因為東漢時期主要的兩種選官制度——察舉和徵召，皆是政府根據在鄉閭之間的人們對一個人所作出的評論而決定是否選舉的。到了東漢後期，清議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義，首先他們得到了朝中一些官吏的支援；其次太學生及名士們已經在利用清議來報復朝中官員，他們讚揚支援他們的一些在京的明吏，如李膺、陳蕃、王暢等人。
評價他們是：“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同時他們也在評價宦官子弟，說他們是：“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揭露宦官濫行權勢，任人唯親，統治昏暗的現實。同時士人之間還互相標榜，他們希望透過相互褒重來提高政治資本，引起朝廷對他們的關注，進而影響政府對官員的選拔。
他們不僅在輿論上揭露宦官的弄權，還利用輿論對皇帝和宦官施壓，使他們改變對那些正直官員的處罰和陷害，解救那些敢於與宦官抗爭計程車人。冀州刺史朱穆逮捕了宦者趙忠的不遵法度的家屬，朱穆的這一行為觸怒了桓帝，桓帝便下令將朱穆撤職。而桓帝的這一舉措引起了士人強烈的不滿，以太學生劉陶為首，數千人為朱穆進行申辯，桓帝迫於輿論嚴厲，只好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徐璜、左悺向皇甫規勒索錢財，皇甫規不答應，他們便捏造罪名，迫害皇甫規。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再次詣闕上書，皇甫規也被赦免。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清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使得桓帝迫於輿論壓力，改變了對士大夫的判處，不得不將他們釋放；同時還清除了一部分宦官的勢力，並打擊了宦官的氣焰，使得他們處處小心謹慎。
他們透過這些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即能震懾宦戚，讓皇帝改變決定，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生命，繼而能繼續匡正君王和為百姓謀福利。
二、士人的行為及東漢的傾而不覆
身處東漢後期的亂世中計程車人們雖然做出了不同的抉擇，但是我們不難知道，聚結志同道合和說服更具影響力的人進言這兩種方法對東漢後期的政治秩序的影響是主要的。
1.政治上抗爭和維持
自從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學習儒學經義就成為士人進入仕途的一個重要途徑。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東漢中興之時，儒學的氛圍已經非常濃厚。光武帝少時也曾前往長安，進入太學學習《尚書》，而與光武帝一起出徵的將帥也大都有儒者氣息。而且東漢時期的統治者基本上都是非常重視儒學經術的。光武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創辦太學；並且大力褒獎在王莽篡漢時能堅守道義，誓不屈服於王莽的高義之士；還多次尋訪友人名士。
由於儒家經義的薰染和東漢統治者的大力宣揚，形成了東漢朝士人重名節和重道尚志，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取向。奉行的是孟子強調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所以在東漢後期外戚宦官擅權的亂局中我們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士人是在激烈地與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們抗爭的，雖然他們知道他們可能要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但他們仍前仆後繼，無所畏懼地挺身而出，正道而行，正學以言。和帝時期，竇氏秉權，並居機要，親戚子弟遍佈朝野，權勢滲透朝堂內外，大有篡變之勢。但任隗與袁安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太后皆不理會，其他士大夫皆替他感到擔憂和害怕，但袁安正色自若。
郅壽、何敞、樂恢皆數次上書陳憲之短，切言諫憲。韓稜在朝數薦良吏，所薦之人如應順、周紆等皆有名於當時。竇憲殺都鄉侯劉暢案，有司畏忌竇憲，皆懷疑劉暢兄弟，但韓稜上言“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並不顧太后的怒火和切責，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判斷和議論。並且正色地諫止竇憲稱萬歲。周榮與袁安一起奏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受到竇憲賓客徐齮的威脅，周榮回道：“今復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
周榮願意以生命作為籌碼與竇憲抗爭，以“腐身”覺悟朝廷。其他如朱暉、陳寵、丁鴻、李法、應順等人皆“守正不阿”、“正言極辭，無改於舊”。正因為有了這麼多士大夫不惜性命，不懼權勢，直言進諫，正直而行，才使得竇氏雖有篡權之勢，然終不敢有篡權之行。安帝親政後，朝政被宦戚共同把持，更相煽動，傾搖朝廷。然而因為楊震“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與大臣們同心協力，使得可以“隨意假作詔書，胡作非為”的宦戚不敢有取而代之之行為。
順帝后期、桓帝前期，梁冀專秉國政，外戚勢力到達一個巔峰，但與此同時，士大夫反對貴戚的呼聲也隨之高漲。如朝廷欲派張綱徇行風俗，但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緊接著便上奏朝廷言梁氏兄弟為“封豕長蛇”，放肆貪婪等，並且條陳了竇氏無君之心十五事。此後，更是出現了李固與杜喬等直接相殺梁冀之士大夫。
而在桓靈朝，宦官權勢滔天，氣焰囂張，但是士人無所畏懼，堅持與宦官集團抗爭到底。雖遭禁錮，永世不得為官；甚至要拋卻性命也在所不惜。除卻中央官員的奮力抗爭，正道而行，正學以言以及一些官員的委曲求全地與宦戚進行斡旋以外。在地方上也有一大批能臣治吏。從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士人在不遺餘力地維持著東漢政權的統治，維護著社會秩序的穩定。上層有大批士人在鼎力支撐，下層也有一批能吏在竭力治理。由於士人與外戚、宦官的抗爭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地方上受到的波動影響較小，同時地方上又有一批很有能力的官員進行治理，使得地方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依然能較正常的執行，總體來說，東漢的下層統治是比較穩定的。
2.培養人才和傳播文化
下層統治的穩定不僅依賴於地方上的官員的治理，同時也依賴於士人。士人擁有深厚的文化教養，他們透過從事教育相關的文化性活動，如傳授學業、著書立說以傳承儒家思想和指導民眾日常倫理，進而維護國家統治及政治運作。
有一大部分士人隱逸之後選擇了教書講經，教授學徒。由於國家對教育的扶持和社會上對教授的需求，東漢時期產生了一大批從事教育計程車人。他們中有作為國家正式官員在太學及地方官學執教的，也有在私學執教的民間教授。
建武五年光武帝起太學，順帝永建元年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進行招生。這些學生被稱為太學生，至漢靈帝時期，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漢代地方官學的創辦始於景、武之際，到漢明帝時，班彪在《兩都賦》中就盛讚過國家教育之盛：“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情形雖有誇張，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漢地方官學的發展狀況。實際上，東漢地方官員重視學校建設的也大有人在。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現儒術”。故而地方官學也具有一定規模。
私學始終是漢代學校教育的重要力量，如馬融就常聚徒講授，且這在當時成為了一種風氣。東漢對士人辦學沒有任何限制，因此，開設私學計程車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未入仕計程車人，有身居大位計程車人，也有辭官之後開學授教的。私學在當時非常繁榮，出現了諸多家學，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經學世家。
不管是官學還是私學，它們在人才的培養和思想文化的傳播上都產生過功效。而他們培養出來的人才又對維持東漢政治秩序出了一份力。因為這些學生是官僚階級的主要來源，是官員的後備軍。而且在政治秩序較為混亂時，他們還能形成一股勢力進行清議，透過輿論來促使朝廷修正一些行為，為政治秩序的穩定積蓄力量。
因此說士人們不僅在政治上的竭力抗爭和努力維持，同時也在人才培養和思想文化傳播上做出貢獻，以此影響和維持東漢的政治秩序。正是這種種因素，使得東漢王朝能在外戚與宦官擅政的亂局中可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延續國祚百餘年。
結語
東漢與其他的統一王朝相比有一個特點，即女主臨朝，外戚與宦官交替擅權。這種局勢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光武帝，劉秀吸取王莽篡漢的教訓，擴大尚書檯的權力，讓他矯枉過正，使得三公權責不平衡。故而在繼位之主皆幼弱的情況下，東漢形成了女主臨朝的局勢。後因為女主及其身後的家族勢力與成年皇帝之間的矛盾，使得東漢後期的政權基本上被外戚和宦官兩者交替掌握。他們輪流把控朝局，使得皇權旁落。
面對當時這樣一種政治局勢，士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做出了自己的行為抉擇，形成了自己的價值取向。其中選擇以身殉道的佔據了多數。正是由於有大批堅持道統計程車人存在，才使得宦戚投鼠忌器，不敢篡漢自立。還有為數不少計程車人也在竭力發揮其政治才能，有效地治理朝政和穩定統治秩序。
使得東漢後期雖然政局混亂，但依然能夠延續百餘年統一而不分裂的王朝統治，以至於能“衰而不亡”、“傾而未顛，決而未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