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臺灣電視劇的影響力式微，多數人對臺劇的印象還停留在小清新的風格階段。
而最近這部熱播的《我們與惡的距離》觸及到了深刻的人性與社會議題：我們與惡的距離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遠。
暌違臺灣熒屏十多年的賈靜雯迴歸，播出過半在豆瓣拿下9。4的高分。
這部由臺灣公視和HBO Asia聯合出品的社會寫實劇，不論口碑還是收視率，在臺灣也創下了新紀錄。
印象中自兩年前同樣由公視參與制作的《花甲男孩轉大人》之後，還沒有一部臺劇掀起過同樣的熱度，估計明年「敲鐘」（贏得臺灣電視「金鐘獎」）不成問題。
《花甲男孩轉大人》
看過公視人生劇展單元劇的觀眾大概都感受過嚴肅臺灣的製作水準。由無差別惡性殺人事件為由頭展開的《與惡》開宗明義是沉重的社會寫實群像劇，主要人物不僅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親人，還有推波助瀾的媒體，理念不同的法律和醫療人員等。
《我們與惡的距離》
而且與之前其他社會寫實劇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主要聚焦親子關係與教育問題不同，《與惡》的野心更大，充滿了近年來臺灣輿論的關鍵詞：隨機傷人、廢除死刑、精神病患去標籤、鄉民正義、媒體嗜血等等。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過分緊跟輿論熱點的影視劇難道不會淪為網民意見的簡陋拼湊？《與惡》的主創接受了這個挑戰，可能因為新聞事件再熱也會冷卻，社會寫實劇有望讓人們保持思考，並透過虛構賦予扁平的新聞人物血肉，讓民眾有機會從各自固守的態度裡抽身出來，嘗試從其他角度思考，本來傾聽別人的故事就是理解的開端。
目前看來《與惡》有意保持了人物和事件的複雜性，也沒有過分左右觀眾的思考方向，只要最後不來個大愛包容和解，應該會是難得一見的力作。
《與惡》由兩年前一宗劇院隨機殺人事件的兇手李曉明被判決死刑定讞開始，讓人想到2014年臺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劇中的李曉明後來被「加急」處死也和現實中的殺人犯鄭捷的遭遇如出一轍。
賈靜雯扮演被害者之一的母親宋喬安，但她和傳統的受害人很不一樣，她是正統媒體「品味」新聞臺的副總裁。
像七十年代的美國電影《電視臺風雲》的女主角一樣雷厲風行，為了搶頭條罔顧道德基準，只要有新聞價值，甚至不惜讓鏡頭對準自己，讓人無法輕易同情她。
偏偏她的下屬之一是隱姓埋名的殺人犯妹妹李大芝，命運使然，她好不容易從哥哥殺人的陰影中走出來一些，但在新聞臺的工作讓她理想破滅，真實身份也被身為受害人家屬的上司宋喬安揭露。
加害人和受害人家屬之間的恩怨如果可以由法理解決，加害人親屬不得不繼續身受法理之外的社會譴責，連隱私和沉默的權利都不被容許。劇中有人發出感嘆「我們都是好人，老天到底要讓我們學什麼？」
《與惡》每集的片頭都是一個引起網民討論的「品味」新聞臺頭條影片，新聞人到底有沒有良知也是該劇關注的焦點之一。
宋喬安的丈夫劉昭國（溫升豪飾）是獨立媒體的記者，自認為比妻子所在的電視媒體更關注深入報道也更尊重受訪人，但宋喬安並不這麼認為，兩者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的確，新聞的目標是決定民眾茶餘飯後都談些什麼。媒介從電視變成網路，報道者從專業記者變成自媒體，新聞還是人們賴以瞭解社會的途徑。
宋喬安面對學院派公知質疑時理直氣壯地反駁：有了點選率還要批評媒體無腦，只會「讓我們精神更錯亂」。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藝人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被撕票事件之後，媒體自律的話題曾經引起臺灣社會的大型討論。記者在很多臺灣人心中是沒有底線的代名詞，過分娛樂化的新聞報道讓人又愛看又要罵，《與惡》透過宋喬安指出部分觀眾嘴上佔據道德高地，實際上是媒體現狀的始作俑者。
宋喬安不怕別人罵無良媒體，敢作敢當，躲在暗處的鍵盤俠和網路「酸民」反而顯得更可鄙，誰叫他們沒有不看熱鬧的自律。
《與惡》的另一條重要故事線是關於社會如何看待精神病患，2016年，臺灣曾發生一例精神病患砍死兒童的「小燈泡」事件。
劇中為精神病患殺人犯和傷人者辯護的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王赦（近年臺灣電視劇的演技擔當吳慷仁扮演）是廢死支持者。
像日本電影《死刑基準》裡小澤徵悅扮演的律師一樣，他在法律界和社會上都是少數派，這個人物據說也有現實原型，王赦對以離婚相逼的妻子袒露過去，年少的他曾經和殺人僅僅一步之遙，「我們與惡的距離」並沒有我們想得遠。
因此他為涉案的精神病患提供法律援助，還動員精神科醫師一起為民眾普及精神疾病患不應和罪犯劃等號。但當然阻止不了居民抗議精神療養院遷入小區，一有罪案就懷疑是精神病人乾的。
劇中的這位律師和醫護人員在我看來有點過分「正確」，反倒是其他角色的一些臺詞真實得讓人背脊發涼。
宋喬安聽說下屬李大芝要辭職，划著手機頭也不抬地說：「你有憂鬱症嗎？有憂鬱症就要看醫生」，代表了很多僱主對身心障礙人士的普遍態度；應思聰的父親在得知兒子被確診思覺失調症之後，提醒女兒不要把家裡有精神病人的事告訴未婚夫，的確不少家族有精神病史的人在婚戀中處於天然劣勢；殺人犯李曉明的父親也警告租住應家的女兒，說應思聰「頭腦怪怪」，希望不會從醫院回來。
可見沉浸在痛苦中的人對他人的心理問題也冷漠得可怕。世界上的痛苦並不相通。受害不會讓人變得更有同理心。
人與人之間從根本上說幾乎不可能互相理解，但社會的正常運轉則要求我們擱置偏見，按照一定的法則交往，這裡有著天然的矛盾。
《與惡》只不過將理解的不可能集中展示，對話失去了交流的意義，因為沒有聽眾，比如律師王赦的妻子，拒絕聽精神病患殺人犯母親說了什麼，可能因為知道自己持有成見，就更不願聽到不同的聲音，不給自己改主意的機會。
《與惡》中隨著社會事件的展開，種種家庭內部的不和諧也跟著暴露出來，劇中人都很難在家庭小環境裡得到療愈，幾乎沒有和睦的夫妻或親子關係，喪子悲劇加劇了宋喬安和丈夫的對立，深感被差別對待的女兒怪母親沒有哥哥一起死掉；李曉明的父親長期做慣了大家長，對妻兒隨意打罵；應思聰的母親終於受不了固執的丈夫大罵出口。
我們都無法把社會關在家門外，甚至社會問題往往表現在切身的家族矛盾，只要不與家庭切割，就逃無可逃。
照這樣發展下去，《與惡》是不是要走《黑鏡》的路數了？我覺得不會，因為編劇是呂蒔媛 。
呂蒔媛
金牌編劇呂蒔媛自認「社教派編劇」，近年來出產不多，但部部都是需要大量田野調查支撐的社會寫實之作，比如關注輟學生的《牽紙鶴的手》和聚焦喪葬人員的《出境事務所》，她還參與編寫了電影《誰先愛上他的》。
呂那一輩的臺灣電視編劇骨子裡還是相信春風化雨的，濃濃的人情味鄉土味一直是臺劇獨步天下的特色。
目前看來，幾組在前幾集不可調和的人物關係都有了鬆動的跡象，特別是親人之間，宋喬安在丈夫的陪伴下重回喪子現場，深藏的自責有了分擔的物件；思覺失調的應思聰反過來關懷身體不好的老父，一家人終於和和氣氣吃一頓飯；葬了哥哥之後，李大芝和母親相擁告別，決心在臺北正大光明重新開始。
越是親近的人，就越無法靠理智來相處，能和解可能只是因為共同經歷了心碎，看見了彼此的脆弱。劇中那位心理諮商師保守地說，只要有一方做出改變，就能打破原來的相處模式，雖然會變好還是變差很難預料。
至於社會問題，《與惡》涉及真實的罪和輿論的欲加之罪，編劇恐怕也給不出太容易的出路。起碼有的角色願意接受有人跟自己立場不同，明白他人也一樣困於各自的處境裡，從這個角度說沒有人全然客觀理性，我們的思考都難免受到侷限。
惡性事件的新聞帶來的討論熱度散去之後，創痛和恐懼可能會留在人們心裡久久不散，美國作家瓊·迪迪安有一本書叫做：我們講故事給自己聽，好活下去。《與惡》便是為了撫慰還活著的人們所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