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華夏，二十四王朝。
期間多少次天下大亂朝代更迭，
自秦以後每逢亂世便有一個群體大肆出現在歷史舞臺。他們便是
自秦朝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始到清朝太平天國運動終的農民起義軍。
秦末有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西漢末年有綠林軍起義，隋有瓦崗軍，唐末有黃巢起義······一部中華史，農民起義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章又一章。
不論從什麼方面看，
農民起義似乎都是歷史領域繞不過去的話題
，但又是什麼原因讓歷史專業的資深學者易中天老師不只一次公開發表
“農民起義一個不寫”
這樣的言論呢？
都說
“有因才有果”
，我們想了解易中天老師對一個群體看法產生的原因就必然要先去
瞭解瞭解這個群體。
“
農民起義指失去土地的農民，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是專制朝廷和民間社會矛盾的反映，也是農民階級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
這是百度百科對農民起義這一詞條的解釋，但正如“一句話概括不了真正的生活”，農民起義背後所蘊含的真相靠一句簡單的話也是無法完全揭示的。
想要較為系統地瞭解農民起義，
我們或許應該從它出現的原因和發展的具體情況入手，
這也是我們討論為什麼易中天老師會多次在公開場合說“農民起義我一個都不會寫”的第一步。
有沒有人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在秦朝以前沒有出現過“農民起義”呢？
是秦朝以前的農民都比較奉公守法，熱愛祖國嗎？
當然不是，秦以前沒有大規模出現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
秦以前組成社會的最小單位還不是單獨的個人，甚至不是獨立的小家庭，
而是族群。
在史前時期，由於
生產力低下
，任何單獨的個人幾乎無法靠自己抗過天災人禍生存下來，所以大家普遍選擇
“聚族而居”
。多個部族聚在一起就成為了部落。
我們所熟悉的三皇五帝就是那一時期不同部落的首領，部落首領在管轄部日常事務的同時也是部落成員意見的代表。
只要部落首領歸順某個勢力，就代表部落裡所有人的歸順。相同，如果部落首領選擇反叛，也代表一個部落的反叛。隨著時間的推移，“部落首領”的
名稱在不停地發生變化
，但實質卻沒有改變。
直到周朝時期，推行“宗法制”，
在國家層面承認自史前時期便出現的聚族而居的情況。周朝時地方最大的“部落首領”就是一個個分封制下的貴族，貴族內部分為
“諸侯——卿大夫——士”三個等級。
諸侯為一個地區的大宗，管理百姓若干，在封地內擁有經濟、軍事等權力。同樣，諸侯的意志也代表了百姓的意志，
如果要“起義”那必定是一整個封地的百姓一起起義，而不是某個階層自發的聚集。
這也是周天子勢微後中華大地群雄割據，中國歷史進入
春秋戰國時期
的原因。而在秦滅六國統一中原後，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建議下捨棄西周以來實行的分封制這一國家管理形式，轉而採取權力更為集中的
郡縣制
。把國人全都編記在冊，由國家統一管理，即所謂
“編戶齊民”。
這一改變無疑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宗族在社會中的作用
，再加上春秋戰國時期冶鐵技術進步，
鐵犁牛耕
的出現和發展進一步提高了生產力，人們靠自己就能開荒種地，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從根本上減輕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到了這一時期，組成社會的最小單元才逐步細化，變成單獨的小家庭，甚至獨立的個人，這才使農民起義軍以階級為紐帶自發聚集反抗暴政成為
可能
。
農民起義有了出現的條件並不意味著廣大農民群眾反抗統治者暴政之路從此
順風順水
，相反，農民由於受教育機會不多等歷史因素的影響和限制，起義軍存在著諸多
“先天不足”
的缺陷。
這也決定了農民的起義方式必定是粗暴的，起義目標必定是不長遠的。
歷史上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數不勝數，但總體看來都存在著“一有成就就內訌”、“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
等狀況。
清末太平天國運動時，
起義軍一攻下大城市南京，洪秀全等首領就迫不及待大肆封王納妾，享受權力帶來的快樂。
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有人統計洪秀全共封了2000餘個王，洪秀全掌權期間，後宮妃子也多達88人。最高統治者如此，更別妄論他手下的兵將。
當年劉邦入關中時，手下計程車兵們大都激動地爭搶財寶，細心收納好秦朝州縣地圖，為日後爭奪天下做準備的唯有蕭何而已。
農民起義軍的侷限性不僅僅體現在愛財、暴力等方面，他們更致命的缺點在於管理軍政大事的盲目性。
還是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例，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頒佈了
《天朝田畝制》
，規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
“無處不均勻”
原則。
雖然直接地反應了農民“有地、公平”的願望，但過度的強調絕對公平則違反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其把男女分別編入“男營女營”，夫妻不得共同生活的管理方式更是蔑視人的正常需求，有背常理。
漢初的劉邦軍隊也是如此，即便奪得天下了一些農民出身的將領還常常為了
邀功請賞
在朝堂爭得你死我活，弄得高祖很是頭疼。
當然，
劉邦自己也沒有擺脫“家有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富農思想
。在成就霸業後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江蘇沛縣大宴親朋，還留下了一首著名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就太平天國運動和劉邦成就霸業這兩個事例來看，農民起義軍的確不具備掌舵帝國的實力，不論是從反抗方式還是治國能力來看，他們都如易中天老師所說
“不代表當時先進的生產力水平和文化水平”。
農民起義——註定與易中天思想背道而馳
縱觀千年來多次農民起義，
為推翻暴政出力，促進社會變革的同時也給當時的社會造成了近乎毀滅性的傷害。
農民起義自始至終也無法脫掉“本質具有盲目性、破壞性”的帽子，起義過程貫穿了情緒失控狀況下的
非理性因素
。
這與
易中天老師“理性治學，論證看理”
的思想正好背道而馳。一部皇皇
《易中天中華史》
，在隻字不言農民起義軍的同時也處處彰顯著理性敘事的原則。
易中天老師自身的生活經歷塑造了他認為情緒無用的性格特點，若是他沒有真正明白為什麼情緒無用，在武大被領導“穿小鞋”的那些年他早已不知道要“起義”多少次了。
但是理智剋制的易中天老師沒有，而是堅持做好自己該做的事，不為一時的所受不公而憤怒，而是靜靜等待機會。最終上天不負有心人，
在1992年等來了廈門大學拋去的橄欖枝，
並在2005年與央視合作
《百家講壇》後走上了他聲名鵲起的明星學者之路。
易中天老師不僅重理性，而且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的他要求自己
治學必須嚴謹
，凡所舉必明出處，
凡論證必須合情理，凡所言必定講實際。
當年剛開始在《百家講壇》講他“不太熟悉”的《品三國》時，他把在飛機上的消遣讀物都換成了
《三國志》，就是為了鞏固所講，力求實際。
生活的經歷
造就了易中天老師獨特的人格和做學問的方式，這兩大學者安身立命之本的因素也決定了他無法認同農民起義下粗暴的行動和盲目、不切實際的管理方式。
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學問與學者間“神奇的錯過”。
就是這麼個錯過造就了獨特的《易中天中華史》，也造就了獨特的易中天講師。
但橫貫兩千餘年中國歷史的農民起義軍真的沒有一點價值嗎？
當然不是的，著名哲學家黑格爾說過
“存在即合理。”
既然農民起義能夠做到兩千年不絕跡，
那必然有他的歷史原因。
或許農民起義軍在作戰治國上是不成熟，
但歷史也不應絕情地抹殺掉他們對推翻暴政和促進變革所做的貢獻，作為歷史學者更不應該抹殺他們存在於世的痕跡。
更何況農民起義軍中不全都是貪財好色，蠅營狗苟之輩，也有雖為數不多但如劉邦一樣
“人性缺點尚存但更胸懷大義”的有識之士。
歷史不是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歷史學者也不是進行“創造性修復”的文物修復專家。
作為已經過去的時間，它就在那裡，永遠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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