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遺址出土文物

泉州市舶司遺址

◎李開周

日前，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作為中國今年唯一申報的專案，“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國的世界遺產數目就此增加至56項。

泉州曾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彼時的“東方第一大港”，也是馬可·波羅筆下的“光明之城”。圍繞著這個閩南小城，曾經有過哪些有趣的歷史故事？

從泉州市舶司賬上划走一筆鉅款

說到辛棄疾，絕大多數朋友應該都聽過這個名字，並且還背過他的作品：“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頭忽見。”

這首《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是中小學語文教材各個版本都會收錄的宋詞代表作。

是的，辛棄疾是宋詞大家，是繼蘇東坡之後，豪放派宋詞的又一位宗師級人物。與此同時，辛棄疾還是文武雙全的奇才：20多歲在山東舉旗招兵，反抗金國暴政，單槍匹馬衝進敵營，生擒叛徒；30多歲進駐江西，親自帶隊搜山捕盜，平定茶寇叛亂；40多歲主政湖南，建立“飛虎軍”，戰鬥力遠遠勝過朝廷直轄的各路禁軍……

然而，1195年，也就是辛棄疾56歲那年，他卻被罷了官，在家閒居將近10年。

辛棄疾身體強壯，60歲時依然勇猛如虎，並且思路清晰，為什麼會被罷官呢？

直接原因是，朝中有大臣告他的狀：“棄疾酷虐裒斂，掩帑藏為私家之物。”翻成大白話就是說，辛棄疾對下屬嚴厲，對百姓嚴酷，還大肆貪汙，把國庫當成自己的小金庫。

辛棄疾是古代中國不可多得的技術型官僚，能力出眾，效率極高，處理公務雷厲風行，常常把那些混日子的下屬逼得叫苦連天。但他對百姓並不嚴酷，更談不上貪汙。不過，朝中大臣告他的狀，也不全是空穴來風。

大臣說辛棄疾貪汙，是因為他1194年主政福建的時候，挪用了一筆公款。

辛棄疾把這50萬用在哪兒了

1194年，也就是宋光宗紹熙五年，辛棄疾在福建設立了一座倉庫，名叫“備安庫”。這座倉庫建在福州，存放了幾十萬貫銅錢和幾十萬石稻米。辛棄疾設這座倉庫，有兩個目的：第一，用來供養宗室；第二，用來組建軍隊。

北宋末年，中原淪陷，原先在開封定居的皇族成了金兵俘虜，而在洛陽和商丘定居的宗室子孫卻大半逃出，衣冠南渡。到了南宋中葉，這批宗室主要聚集在福建，其中有官職的人靠朝廷俸祿生活，沒有官職的人則由地方財政供養。辛棄疾主政福建時，每年必須從稅收裡擠出幾十萬貫錢財，為那些宗室發放補貼。

福建人多地少，田賦少得可憐，沒有那麼多錢供養宗室，辛棄疾只能從別的渠道找錢。他找錢的渠道，當時叫做“市舶司”，相當於現在的海關。

南宋福建只有一個海關，位於泉州，名曰“泉州市舶司”。1194年，辛棄疾從泉州市舶司賬上划走50萬貫，存入他在福州創辦的備安庫。然後呢？他從備安庫裡拿出30萬貫供養宗室，餘款則用來製造盔甲、招募民兵。

辛棄疾當時的官職是“主管福建安撫司公事兼馬步軍都總管”，簡稱“福建安撫使”，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掌管一路軍政大權，供養宗室是他的職責，保境安民也是他的職責。他從泉州海關拿錢招兵，並不為過。當時朝廷派往各地駐紮的正規軍腐化墮落，戰鬥力低下，辛棄疾想用他自己招募和訓練的民兵來彌補正規軍的不足，出發點也是對的。

但是，辛棄疾沒有向朝廷請示，直接從泉州市舶司提錢，直接豎起招兵旗，這就犯了當時朝廷的大忌。您知道，宋朝皇帝一貫重文抑武，一貫強幹弱枝，最怕的倒不是外敵入侵，而是軍閥割據。辛棄疾沒有得到朝廷批准，就在自己的管轄地招兵買馬，很容易讓朝廷起疑心。可他招兵的宗旨並無過錯，所以宋光宗和朝中大臣就用“掩帑藏為私家之物”這個罪名，免去他的官職，將地方割據的風險扼殺於萌芽狀態。

遠洋貿易的驚人利潤

OK，現在我們搞清楚了“辛棄疾為啥會被罷官”這個問題，又一個問題冒了出來：辛棄疾一次就從泉州市舶司提走50萬貫，這個泉州市舶司為啥能有這麼多錢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請允許我講另一個故事。

宋高宗紹興六年，也就是1136年，一個名叫蒲囉辛的阿拉伯商人，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從東南亞運來一船香料，在泉州報關。泉州市舶司照例抽稅，從這一艘船上抽取的關稅竟然高達30萬貫！泉州官員將這個訊息上報給福建安撫使，福建安撫使又上報給宋高宗，宋高宗大喜，當即賞給這個阿拉伯商人一頂烏紗帽，還下了一道聖旨：“候回本國，令說喻蕃商廣行般販乳香前來，如數目增多，依此推恩。”意思是讓蒲囉辛回國宣傳，如果還有外商能給南宋朝廷貢獻更多的關稅，一樣會給官做。

外商一艘海船抵達泉州市舶司就能貢獻30萬貫關稅，透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想象當時遠洋貿易的利潤有多大，也可以想象南宋朝廷從海上絲綢之路得到的回報有多高。

當然，在南宋一個多世紀的統治期內，甚至在兩宋三個世紀的統治期內，絕大多數來華貿易的船隻都不能貢獻這麼多關稅。1160年，宋高宗曾經詢問一個熟悉海關稅收的御史：“泉州市舶司歲入幾何？”御史回答：“抽解與和買以歲計之，約得二百萬緡。”所謂“抽解”，就是對外商船隻的貨物按比例扣稅；所謂“和買”，就是讓海關直接收購一部分貨物，再由政府賣到民間。抽解與和買加起來，泉州市舶司一年大約能有200萬貫的收入。

200萬貫是多少錢？咱們現代人可能沒有概念。不過我們知道，宋高宗和金國簽訂和議之後，每年交給金國的歲幣是30萬貫（另加30萬匹絲綢）。後來宋孝宗又和金國簽訂和議，每年交給金國的歲幣是20萬貫（另加20萬匹絲綢）。換句話說，僅僅是泉州市舶司這一個海關的收入，就可以彌補南宋朝廷很多年的戰爭賠款（不算絲綢）。

宋朝在多地設有市舶司

1180年，辛棄疾在湖南建立“飛虎軍”，為了給這支軍隊裝備戰馬，花了5萬貫在廣西買馬500匹。然後辛棄疾又置辦盔甲和兵器，招募軍醫和獸醫，高薪聘請馬步軍教頭帶領新兵軍訓，總預算只有30萬貫。可是湖南沒有市舶司，辛棄疾無錢練兵，只能從酒水專賣上想辦法。他為了儘快“創收”，將湖南原有的“稅酒法”改成“榷酒法”——本來允許商販賣酒，官方收稅，他禁止商販賣酒，改由官方統一銷售。這項改革鬧得酒商和酒店怨聲載道，而透過酒水專賣獲得的年收入只有15萬貫而已。

南宋第二個皇帝宋孝宗剛登基的時候，“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緡”，中央財政一年的總收入才1200萬貫。到了南宋中葉，財政收入增長，戶部年收入也只有3000萬貫。所以，宋高宗在位時泉州市舶司一年200萬貫的收入，絕對是一筆鉅款。

事實上，宋朝有很多個市舶司。北宋中葉，山東密州（今諸城）、浙江明州（今寧波）、浙江杭州、廣東廣州，都有市舶司。進入南宋，密州市舶司歸金國所有，還有明州、杭州、泉州、廣州四個市舶司。南宋國土狹小，軍費開支巨大，冗官冗兵的弊病比北宋更加突出，卻仍然能在金國和蒙古的先後攻擊下存續一個多世紀，絕對離不開幾個市舶司的經濟貢獻。用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的話說：“南渡後，經費睏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

南宋時期，高麗臣服於金國，原先主要接待高麗和日本商船的明州市舶司收入銳減，杭州市舶司則形同虛設，一直為南宋朝廷做出巨大貢獻的海關，其實只剩下廣州市舶司和泉州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