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葭
在漢樂府作品中，對女性服飾極盡描畫之能事的作品主要有三個：
“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陌上桑》）
“雞鳴外慾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若削蔥根，口如含朱丹。”（《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羽林郎》）
在獨尊儒術的漢代，服飾本是一個人尊卑貴賤等級的外在表現。顯然，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焦仲卿妻》中對勞動婦女的服飾描寫是不符合封建統治者的等級要求的。
不妥的地方有三：
其一，那些婦女頭梳倭墮髻，這是東漢京城最流行的髮式；
其二，她們佩戴著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擁有的價值連城的明月珠、玳瑁簪、明月璫、藍田玉、大秦珠等珠寶首飾；
其三、她們身穿精美的緗綺、紫綺、絲履、合歡襦等綾羅綢緞。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漢樂府在衣著妝飾描寫方面極度誇張，凡時下流行的，襦、裙、帶、履、髮型、髮飾一應俱全，衣料也盡是綾羅綢緞，還搭配名貴的珠寶首飾，顯得富麗堂皇。
明明是普通的勞動婦女，渾身上下卻像貴婦一般。
這樣的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襯托了女主人公貌美以及豐滿人物形象，
但華貴的裝扮既不符合衣飾尊卑等級制度，也不符合勞動婦女穿金戴銀身披綾羅綢緞去勞作這一情理。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這其中又反映了兩漢社會怎樣的文化背景和民眾心理呢？
01 靡麗多誇的社會風尚
實際上，古代黎民百姓只有70歲以上的老人才可衣絲，或者結婚之時可以穿得好點，甚至於那些帶有文彩或者輕薄一些的絲織品都不會在市面上銷售。但到了兩漢時期，一般的富人、中等人乃至平常人、下等的階層都可以穿尚好的絲織品了。
《鹽鐵論·散不足》分八個綱領列舉了三十二項事實來控訴漢代窮奢極侈的社會風氣，這種風氣深刻地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布帛菽粟到生老病死，無論是市井閭閻小戶還是鐘鳴鼎食之家都深受影響。
例如，衣飾方面：
“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
“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這樣的情況在很多上流權貴家中已是司空見慣，其驕奢淫逸之風可見一斑。
縱觀歷史長河，靡麗奢侈之風，只有在歌舞昇平的朝代裡才會產生。而兩漢的奢靡之風，追本溯源，與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大統一所營造出來的穩定祥和的社會環境不無關係。
在靡麗多誇的社會風尚的影響下，兩漢樂府中女主人公的衣物或以綺麗文飾，或以精緻衣料，搭配鮮豔顏色，梳整流行髮式，佩戴貴重首飾，使得本身樸素的勞動婦女呈現貴婦式形象，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畢竟，作品皆來源於生活。
02 繁盛的紡織文化
《陌上桑》中的羅敷著“綺”（有文彩的絲織品）；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的劉蘭芝辭別婆母時身著“繡夾裙”、“絲履”（一種絲織的鞋子）、“紈（細絹）素”，再嫁時的三百匹“雜彩”（各種花色的綢緞）聘禮以及她拿“綾羅”做成的“繡夾裙”和“單羅衫”；
《羽林郎》中的胡姬著“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
這些襦、裙、帶、履等一系列服飾紛繁複雜的衣料，反映了當時絲織品的普及流行與生產技藝之精湛。顯然，發達的紡織業為漢代婦女精美絕倫的服飾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援。
而兩漢時期的紡織生產，分為官營紡織業和私營紡織業。
中央政府中設有織作和絲染的機構和官吏，如織室、平淮令之類，在一些紡織業發達地區設“服官”，可直接經營大規模的紡織工場，如《漢書·貢禹傳》中“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私營紡織業主要是個體小農家庭的“女子紡績”，如《上山採蘼蕪》中有“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素比縑質地好，市場價格比較高。）
男子拿婦女的紡織能力作為衡量她們優劣的標準。
可見，紡織業和生活息息相關，當時的紡織業不僅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也是尋常老百姓賴以為生的產業。
同時，王公貴族之家“夫人自紡績”的也不少，如《相逢行》中“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自下層普通的勞動婦女到上層貴婦，顯然當時私營紡織業已經漸漸普及。
再者，在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之下，女性的辛勤紡織已經成為一種相當重要的封建家庭本職。
03 詩人的“金扁擔”心理
兩漢樂府詩中的女性服飾描寫明顯是對漢代衣飾尊卑等級制度的顛覆，一部分固然是漢代靡麗多誇社會風尚的寫實；一部分也表明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紡織技術日益精湛，在思想觀念上，社會對層層等級森嚴的衣飾制度有所鬆懈；另一部分則源於詩歌中對勞動婦女衣飾的極度誇張成分，這準確地反映出民間詩人的
“金扁擔”心理，即主觀主義。
“金扁擔”一詞出自魯迅先生講的一個小故事：有個農民每天去挑水，有一天突發奇想，皇上是用什麼挑水的呢？接著又自己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擔。”
這個小故事的意思是，人們往往容易“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慮別人的事情。
農民每天挑水，理所當然地，他就以為皇帝也是每天挑水，但皇帝比自己富有，所以自己用的是一般的扁擔，那麼皇帝用的肯定是“金扁擔”。
同樣地，《資治通鑑》裡也記載了一位昏庸的皇帝，他聽聞農民饑饉之年餓死，竟不解地向大臣詢問：“何不食肉糜？”
可見，這種以己之境想他人之事的主觀主義思想，
其根本原因是狹隘的見識和僵化的思維方式。
兩漢時，在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迴圈往復的執行模式下，百姓生活在“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農耕社會中，極少有機會接觸外面社會，瞭解外部資訊，對周圍世界的認知僅憑自己的感性和經驗去觸控，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民群眾的想象能力和創造精神。
那麼，對於大部分處於這種社會生活的創作兩漢樂府詩的民間詩人來說，我們可想而知這種“金扁擔”心理對他們造成了很關鍵的影響。
同時，我們發現《羽林郎》對於胡姬豪華服飾的著力描寫與《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著裝打扮的極力鋪陳相當接近。
可見，由於“金扁擔”心理的影響，詩人們的創作已經相繼呈現出經驗化、模式化的傾向。
所以，由於受到奢靡的社會風氣的影響和精湛的紡織技藝支援，漢代勞動婦女日常衣飾穿戴本已比樸素的荊釵布裙、粗褐短衣要更為精美華麗一些，再加上在“金扁擔”心理的影響下，民間詩人為了表達對詩中女主人公的讚美之情，融入了強烈的主觀臆想和審美情趣。
他們把日常所見所聞的有關時下最流行的、最驚豔的裝扮全都一一描摹在理想人物身上，對這些勞動婦女的服飾進行了大膽的誇張描寫。
但是一來基於勞動者身份地位的現實情況，二來侷限於詩人較為淺薄狹隘的生活見聞，詩人們並沒有把勞動婦女的衣著想象成未曾見聞的上層社會貴族婦女所穿的莊重、典雅且飾有華麗花紋的傳統深衣，而是把普通的富家貴婦的裝扮搬到了勞動婦女身上，稍加想象成絲綢衣料或飾有精美圖案的裙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