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三十歲的時候，被確診患有乳腺癌，所幸是良性，暫無性命之虞。

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我有些震驚，腦海中逐漸浮現出她模糊的臉孔。

阿梅是我的小學同學，一個村的，我們同年出生，因此又是“老同”。童年的她比較文靜，面容算不上俊俏，但絕對不醜，個子略矮，不胖不瘦，較為白淨，說起話來輕聲細語，帶著點靦腆和笑意。那時，家鄉煤礦資源還未開發殆盡，很多人靠挖煤討生，他父親便是如此，母親是地道的農婦，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弟弟。

我們村沿路而建，從東至西大致綿延七八百米，我們兩家大致都處於村莊的靠中位置。大概是出於這樣的地理位置原因，從小我們便被大人教導將村莊分為三個部分，西村頭和東村頭兩三百米範圍，分別被稱之為“上屋”“下屋”。中間兩三百米範圍，按此取名邏輯本應叫“中屋”，但農村人天生熟稔“實用主義”，兩頭區分了，中間的位置也就自然清楚了。因此，這個中間範圍就沒有名稱，但為方便故事闡述，我姑且將其稱之為“中屋”吧。

我的整個童年生涯，村裡的小朋友有較為明顯的“拉幫結派”情況——上中下屋玩成三派，較少融合，有時甚至會因為一些雞皮蒜毛的摩擦而互相敵視。我們“中屋”這一派年齡相仿的小夥伴大概有十幾個，男孩居多，阿梅是偏少的女孩中的一個。

那個時候，農村人大部分住的都是有幾十年歷史的大磚瓦房，七八米高，較為方正，一棟房子裡往往三四戶人家，第一層住人，第二層較矮且窗戶很小，多用於置放糧食及一些不常用的物件，經濟條件稍好的人家屋內牆壁和地面會分別刷上石灰和水泥，開起來亮敞體面，反之則是裸露的磚牆和黑泥土地面，顯得寒酸簡陋，當時大部分農村家庭的境況都屬於後者，我和阿梅的家也是如此。

阿梅家出門便是馬路，他父母都是老實本分人，勤儉又和氣，把家裡收拾的乾淨整齊，日子雖清貧，一家子倒也過得溫溫馨馨。阿梅跟我們一起瘋一起鬧的時候不多，她似乎從小就比較懂事，每當我和小夥伴們打打鬧鬧經過她家門前時，映入我們眼簾的，經常是她忙碌家務的身影。我想，她肯定是父母稱職的女兒和弟妹愛戴的姐姐。

時光荏苒，小學很快就在懵懵懂懂和無憂無慮中過去了。步入中學後，可能由於年齡漸長的緣故，上中下屋三派的壁壘已在無形中消失，小夥伴的“圈子”豐富起來，大家不再熱衷於在一個村子裡“拉幫結派”，原來的“朋友圈”逐漸散落，大家在一片匆忙和慌亂中踏上了新的生活馬車。

那個時候，前往廣東“淘金”的熱潮還未消退，村裡的年輕人，包括一些十幾歲的孩子，一批批奔赴南粵大地的各種工廠，開始了他們的打工生涯。阿梅沒有跟我們一起上初中，輟學在家幹了一段時間農活後，便也被親戚領著去了廣東謀生。自此我就很少再見到她，整個中學生涯，幾乎沒有她的記憶。多年後回首往事，我才意識到，當我們在學校嘻嘻哈哈虛度光陰之時，我們的小夥伴阿梅，卻早早地接受著社會的拷打，感受著世態的炎涼，用珍貴的青春和無數個加班的夜晚，換取那微薄的工資，改善著家庭貧窮的命運。

再次近距離見到阿梅，大概是我讀高三那年，當時是春節期間，我們幾個童年的小夥伴結群前往每一個發小家拜年。當時阿梅家已搬至靠近“上屋”的新房，大概還是經濟拮据的緣故，房子僅外面貼了瓷磚，內部還刷著灰色的水泥。此時的阿梅已嫁作人婦，且育有一女，整個人也胖了一圈，加之穿著較厚的棉襖，看起來頗為臃腫。對於她這些大的變化，我事先並不之前，因此頗有些驚訝。對於我們的“突然來訪”，她似乎也有些措手不及，紅著臉笑著跟我們寒暄。他的外地老公，一個看起來頗為精瘦的普通男子，禮貌地給我們讓煙，在她父母熱情的招待聲中，我們很快就離開了。

那一次後，又是記憶中長久的空白期，一直到我前幾年研究生畢業參加工作，我才從母親的口中得知阿梅的訊息，也就是我在開頭提到的阿梅患乳腺癌的情況。在我敲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又有兩三年過去了，算起來前前後後已有十幾年沒再見過她。

很多失眠的夜晚，我會不自覺地回想往事故人，阿梅就是在這些時刻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同情她的遭遇，卻也無力幫襯，我們這一代貧寒農村家庭出生的人，已註定大多都要命途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