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從某一方面掩蓋自己的另一方面。作為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者，在世人眼中的曾國藩一直是以晚清重臣的角色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甚至在革命年代，由於他對天平天國運動的殘酷鎮壓，他還曾被冠以民賊的罵名。但很少有人知道，曾國藩還是清朝有名的理學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晚清散文“湘鄉派”的創立人。就我個人認為，文正公對有清一朝的影響甚至可以和明代儒學大師王陽明對明朝的影響相媲美，他對《大學》一文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闡釋和踐行在中國歷史上最獨到的。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特定歷史時期內造就出來的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縱觀他的一生，從理學家到洋務派，從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到封疆大吏、名將名相，由治學、修身轉而治軍、治國，從頭到尾走完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過程。

曾國藩在修身上還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曾國藩年輕的時候，為人不敢與之苟同。他小時候愚鈍，父親就把他寄託給自己的朋友汪先生，但汪先生也覺得他不可教化。一次汪先生指著就罵他，天生的蠢貨，將來有出息，我給你背傘。曾國藩也一點反應也沒有。笨沒考上科舉，但是發奮，第二次考中了進士。回鄉，去汪先生家，得謝師呀。大晴天，曾國藩特意帶傘。先生來迎接。曾國藩把傘放在身邊，汪先生送出來，一口一聲大人，出了大門了，曾一拍腦門，忘了傘了，趕快去拿，先生說我替你去拿。出來交給曾國藩，曾笑著說謝謝恩師了，今天你替我背傘了。汪先生哭笑不得。這個胸襟不怎麼樣，不僅對先生對別人對自己氣量都不大。但是我們知道，曾國藩最後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雖處亂世，但他晚年的修身作為可見一斑。而且湘軍作戰之英勇，將帥之廉明和曾國藩這個統帥的個人修為完全是分不開的。曾國藩在他的一生中將修身是作為一個最低的生存底線的，作為一個漢人，在滿清王朝中能身居如此高位是極為罕見的，如果沒有一個好的修身為人，滿清權貴們會容得下他這麼一個南蠻子嗎？，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的被鎮壓一直被近代的革命者們所不齒，在他們看來，曾國藩是覆滅了中國維新的火種。可是有誰知道，在這期間曾國藩曾三次自殺未遂。儒家對於農民起義是持一種堅決抵抗的態度，而這種態度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顯得尤為突出。曾國藩也不例外，他對這次起義的鎮壓完全是出於對封建禮教的維護，“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他還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甚至到了起義被鎮壓下去的時候，他手中有十萬湘軍鐵騎，有屬下勸他擁兵自重，但他堅決予以拒絕。從這些可以看出曾國藩一生修身的成果。

曾國藩是很看重修身的，甚至把它作為自己終極一生的人生信條。曾氏一門雖是侯門大族，但百年來從未出現過紈絝子弟，這在很大程度不能不說是曾國藩的教化有方，曾氏家教“以八本為經，以八寶為緯，以四字要訣、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經緯連貫，脈絡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師的理論體系，讀過《曾國藩家書》的人都知道，家書六大部分中幾乎每一部分都有致祖輩的，致父輩的，致兄弟的家書，而這些家書有很多是在攻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寫的，如若對於一般人來說，這簡直是是不務正業，但他不是一般人，他是曾國藩。具體來說，他的齊家思想可以分為四個方面。第一，他教育子弟要養成勤儉節約的好習慣。朱柏廬在他的《朱子家書》曾經說過“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節儉在儒家思想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曾國藩顯得尤為重視，他將祖父的家規、家訓精心整理， 綜合歸納為八個字即“ 早、掃、考、寶， 書、蔬、魚、豬”。他的意思即是教育子弟要勤讀書，勤勞動，惜飯食。而“勤”字也恰恰是曾國藩最看重的，他認為勤是人生的第一要義。他曾說過“身勤則強， 佚則病， 家勤則興， 懶則衰。國勤則治， 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甚至在其遺囑中還念念不忘一個“勤”字：“家勤則興， 人勤則健， 能勤能儉， 永不貧賤。”即使是長子曾紀澤剛過門的的媳婦也要求其“入廚作羹， 勤於紡織， 不因其為富貴子女不事操作。”第二，教育子弟勤讀書。曾國藩自幼飽讀詩書，但也不僅僅讀儒家的經典，他博採眾長，在治學上獨樹一幟，儒家的仁義，道家的進退，墨家的適用，法家的嚴謹渲染了他的一生，也深深的影響了他對家人的教誨。他曾說過“我輩讀書， 只有兩件事， 一者進德之事， 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 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 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 以圖自衛齊身。”雖然說他當時貴為一等侯，但是他對兒女的教育絲毫不敢懈怠，在他的心中，錢財聲名都是可以用完的，而只有一個人的知識是用不完的，只要有知識，就可以擁有一切，而且錢財還會助長一個人的驕奢淫逸之氣。“凡人皆子孫為大官， 餘不願為大官， 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第三，他要求自己樹立堅韌不拔的意志。他認為“士人第一要有志， 有志則不甘為下流”。他形容立志“譬如樹木，志之不立， 本則拔矣， 是之千言萬語， 莫於先立志”。這也可以從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看到，我們都知道，剛開始清政府是派僧格林沁去鎮壓的，因其鎮壓不力才下詔讓漢族團練來鎮壓，這時候曾國藩帶著他的湘軍來鎮壓。雖然說最後的結果是天京城破，太平天國諸王戰死，但是剛開始並不順利，相信大家都聽過曾國藩的屢敗屢戰的故事吧，這只是一個縮影，十年的鎮壓之路走的是非常艱辛，但是曾國藩絲毫沒有退縮。他還把志比作是“換骨金丹”， “古之精相法者， 並言讀書可變換骨相， 欲求變相之法， 總須先立堅卓之志， 古稱‘金丹換骨’，餘謂立志即丹也。”他還教育子弟們自立自強，提倡“仕宦之家，不私蓄銀錢， 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 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 則子弟漸漸勤勞， 知謀所以自立矣。”第四，他教育子弟謙讓，慎獨。他曾說過“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勤勞為第一要義， 謙遜為第二要義。勞則不佚， 謙則不傲， 萬善皆從此生矣”。他主要偏向於“恕”。他提倡韜光養晦，切不可鋒芒畢露。“不善藏， 則露鋒芒， 會易折； 不善退， 則必冒進， 會易敗。”他還主張慎獨，曾國藩為官幾十年，艱難時矢志不移， 富貴時謙而不傲， 終生清廉， 被譽為“官場楷模”。這也深深地影響到了他的子弟，長子曾紀澤就嚴格履行了這一條，成為了清晚期的名臣。

曾國藩的治國之術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即“儲才養望、抓住機遇、屢敗屢戰。”他的一生可以說達到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頂峰，在外拜將，在內封侯，而且七年官升四級職兼五部，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況且在一個少數民族當政的王朝。他二十八歲中進士點翰林，三十歲做了翰林院的檢討，三十七歲就做到從二品的朝廷大員。從三十九歲到四十二歲，他曾做過五部的侍郎。吏戶禮兵刑工，除了一個禮部，其他的曾國藩都去過。我們都知道，禮部是祭祀天地祖先的，只能有滿人擔當，自此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曾國藩的官運很好，很會做官；第二他的官聲很好、名聲很好，大家都要他去。1864年在攻下天京後，他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書生封侯，在歷史上是很罕見的，在晚年更是官居天下最富庶四省的最高長官，這簡直是一個神話。在有清一朝，除了清初的洪承疇以外，無人能及。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的慎獨，在做翰林院編修的時候，他勤勤懇懇，其中歸納起來有幾個方面。對自己的人生修煉，有五個字。首先是誠，誠實、誠懇，為人的表裡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於世，要修煉自己的誠；第二個就是敬，所謂敬就是敬畏，人要有畏懼，人不能無法無天，要有敬畏，表現在內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現在外就是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第三個就是靜，是指人的心、氣、神、體都要處於安寧放鬆的狀態；第四個字是謹，指的就是言語上的謹慎，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個字是恆，是指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曾國藩的屢敗屢戰是出了名的，為此他曾三次自殺，一次是在靖港之役，這是曾氏出師不久，湘軍訓練不足的結果。原本頗有大志的他，目睹湘軍慘敗，欲投水自殺，被人阻止；一次是在湖口一役，曾氏坐鎮指揮湘軍水師，被羅大綱偷襲，座船都被太平軍奪去，情勢十分惡劣，不得已跳進了冰冷的江水，幸被部下救起；還有一次就是在祁門困守之時，料知不能免於死，立下遺囑，準備隨時自殺，好在當時圍困祁門的李秀成膽小，自行撤退，才又躲過了一場劫難。但是有誰知道，在鎮壓太平天國的中途，曾國藩被撤職了，這是多麼大的恥辱，但是曾國藩還是挺過來了，最後攻破天京城的還是他曾國藩，此處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在朝廷中的威望之高，。曾國藩在做侍郎的時候，寫了很多有名的奏章，都是反映國計民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情民意，一反當時奏摺報喜不報憂的局面。尤為可貴的是他還批評剛剛登基的20歲的咸豐皇帝，說他有很多毛病。這些奏摺雖然直接上到朝廷，但抄本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為曾國藩樹立了很高的社會聲望。曾國藩死後一百多年，對他政治上的評價，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定論，但是有一點，這一百多年來沒有任何一個人持異議，就是曾國藩識才用才。曾國藩在識人、用人方面，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有三個方面。第一，對人才的重要性，他認識非常透徹。他認為辦天下事要用天下才，辦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第二，他真正地愛才、惜才。曾國藩一生有三樂，一個是讀書時發出金石般的聲音；一個是辛苦勞動下來好好地休息；還有就是獎勵人才，讓他們一天一天進步。第三，曾國藩特別會辨人，尤善相士。曾國藩死後的聲名比生時更為隆盛，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他找對了接班人。他的學生李鴻章繼他而起，執掌大清王朝的軍事外交整整30年，權傾天下。而這個人在任何時候對他的先生都是發自內心的極為尊敬，從來沒有說過先生一句不滿之詞，這對曾國藩身後地位和形象的鞏固有很大作用。曾國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早間閱京報，見三月八日革恭親王差事諭旨，有‘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不可細問’等語，讀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四月三日他以巡察為名，相約駐紮裕溪口的水師將領彭玉麟赴下關一見，二人在一隻小船中密談良久，“言及國事與渠家事，欷歔久之”。原來，令曾、彭二人言之感傷、“欷歔久之”的“國事”，就是西太后罷黜恭親王一事。看來他們共同的意見是，此事關係重大，決不可坐視不理。 惟所不同的是，彭玉麟欲馬上動手，領銜上疏諫爭。而曾國藩則要他靜觀時變，必須從京中瞭解到更進一步的詳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決定行止，不能僅根據一紙京報就採取行動。只是後來那拉氏見風轉舵，重新恢復了奕訢“議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職事，才避免了這種結局，曾國藩集團也僅只虛驚一場。曾國藩的治國之術可見一斑。而曾國藩婉言相勸故舊門生建議其黃袍加身也是其治國思想的全面體現。

曾國藩，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名臣，雖然說至今在政治上沒有一個相對合理的評價，但是他對修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踐行卻是無人能比的，他在這方面可以說有集大成之勢。“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可能只有左李兩公的的評價才能真真地配上文正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