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不管是哪一個國家，還是哪一個民族。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權力，它一定是軍權。軍權，它是高於一切權力的。只要軍權上，有了完全獨立性。那麼這個國家和民族就有了，一切可以當家做主的權力基礎。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假如它們沒有掌握軍權在自已手中，那麼它就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只有掌握了軍權，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可以獨立的核心權力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厚重的歷史，可有許多的事例。這也是歷史的經驗，或者叫做事物的規律和本質，可能才更加符合歷史規律和現實的本質。當然了我們不是來，說過去的中國歷史。而是想以此道理、規律、本質、邏輯，而來觀察當下的俄烏衝突下的歐洲。或許這才是解開，現在混亂的歐洲的正確密碼。
同在一個地球上，只要是事物規律的、本質的，它一定不會分成東方的、或是西方的。事物的規律、本質、邏輯，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現在的時代中，沒有掌控軍事權力的發達國家中。最好的例子，不正是美國掌控它們軍事權力下的日本、韓國、德國，以及歐洲諸國。這些國家和民族，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只要美國想整治它們，那是可以隨時做得到的事情。
如美國與日本在上個世紀的貿易戰，不正是敗在日本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所謂的不正常，主要是指日本被美國軍事管控下的一個閹割式的“太監式”國家。
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為什麼日本步步敗下陣來。其中一個非常根本的條件，在於日本被美國軍事管控。所以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實質上，並不能算做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戰。美國是主子，日本尤如奴才一般。地位上的權力，決定了所謂的美日貿易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戰，只是主子教訓和整治奴才而已。
從這裡我們可以完全看清楚了，沒有軍事上的獨立的核心權力，就一定沒有經濟主權上的獨立。日本的經驗，不是最好的佐證？並且今天的日本，不還是依然如此？
再來看看韓國，也不是跟日本一樣？三星是韓國最牛閉的財閥，也是韓國經濟的火車頭，可是美國命令它把晶片製造的相關商業資料提供給美國時。三星和韓國敢違抗美國的命令？不敢的。不是老老實實地把晶片製造的相關商業私密數字，提供給了美國。而且三星它是美國一手打壓日本晶片產業，又一手扶持起來了三星電子產業和韓國晶片產業。其背後的真正操持者和掌握者，他們便是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故此我們觀察韓國的時候，可以清楚地發現這個國家，它既沒有獨立的軍事權力，也沒有獨立的經濟的權力。幾乎韓國一切核心權力，皆掌控在美國人的手上。
韓國也是一個被美國軍事權力管控下的一個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所言的。一個國家在軍事上、經濟上，沒有真正掌握它的核心權力，又怎麼具有所謂的戰略自主性？
自從俄烏衝突以來，我們很多人一直說在歐洲沒有真正的大戰略家，歐洲沒有真正具有遠見而智慧的大政治家。每當看到這樣子的觀點時，
我就想起了《孫子兵法》中的《作戰篇》中的一句：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
歐洲有沒有智慧和遠見的大政治家，也未見得是沒有。可是整個歐洲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軍事力量、金融壟斷力量、媒體力量等，這些條件能夠提供給歐洲具有遠見和智慧的政治家一個合適的大展鴻圖的土壤和生態環境？顯然歐洲沒有這種環境和土壤。為什麼這樣子說，條件有四點：一是歐洲諸國沒有軍隊指揮權，也就是沒有掌控軍權；一個國家的真正的獨立性，首先應該是將軍事權力掌控在自已手上；沒有掌控軍權的國家，它多數上，屬於一個“太監式”的國家；這樣子的國家和民族，不能算做真正具有獨立性質的國家；二是歐洲經濟是否真正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顯然也是沒有的；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跨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影子，它在整個歐洲大地上，幾乎是無孔不入的；三是歐洲的意識形態，它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顯然也是沒有的；不管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美國皆在控操著世界的輿論，又怎麼沒有操控歐洲的輿論，而掌控住歐洲諸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故此歐洲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屬於沒有完全具有獨立性；只要一個國家，它在軍事上、金融上、意識形態上、輿論上，沒有完全的獨立性的話；那麼政治上，它也就不能屬於一個具有完全的獨立性的國家和獨立性的民族。
根據以上面四點而言，它們決定了歐洲諸國沒有為它們的具有遠見而智慧的政治家，提供一個可以放開手腳大施鴻圖的土壤、環境、生態、空間、舞臺。
以歐洲它的燦爛的文化，以及發達的教育系統，絕對可以培養出來傑出的政治家的。不管是哲學，還是藝術和文學。不管是軍事理論，還是政治學說。歐洲皆有其非常符合其發展條件的文化、知識、思想，故此歐洲不是沒有大政治家、大戰略家。而是整個歐洲的政治、軍事、經濟、金融、意識形態、輿論等，沒有為歐洲具有遠見而智慧的大政治家，可以獨立自主的主導他們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大業。這些條件、環境、生態、空間、舞臺，幾乎掌控在美國人的手上，所以歐洲諸國大政治家，他們哪來什麼機會大施鴻圖？
況且在北約軍事管控下的歐洲，以及與美國為核心的西方跨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統治下的歐洲，又怎麼需要歐洲出現與他們利益唱反調的大政治家。相反他們一定在全方位的消滅、打壓，歐洲能夠產生大戰略家和大政治家的土壤和環境。既使歐洲有了這些大戰略家和大政治家，北約、西方跨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美國掌控下的新舊媒體的輿論控制權，也會把他們給“消滅掉”的。故在這些條件下，歐洲沒有出現一些大政治家，又是非常正常之事。
這些年來，不僅是歐洲產生不出來大戰略家和大政治家，美國也同樣如此。其背後，主要在於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跨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在深入的消滅和控制著那些有利於大戰略家和大政治家成長的土壤、條件、環境、空間、臺階、舞臺。就如美國總統的選舉一樣，它需要有人給候選人砸下許許多多的真金白銀，又需要新舊媒體給他一個向群眾展示良好形象的大宣傳。不管是真金白銀，還是形象的大宣傳，這是由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在背後控制著。這些特點，決定了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西方跨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他們不需要什麼大政治家，而是需要一個比較聽話的政治家。
反之印度，自俄烏衝突以來。它與歐洲的反應和應對之策，可以說是天差地別了。為什麼會如此？其奧妙也很簡單，既：雖然印度沒有歐洲國家那麼發達，可是它屬於一個正常的國家；歐洲雖然發達，但它卻像似一個“太監式”的不正常國家；其主要在於印度，它是一個政治、軍事、外交，可以完全的獨立自主的國家。所以印度可以不被美國所左右，可以擁有實施它的國家戰略自主權，以有效地保護其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這才是印度，它與歐洲所不同的根本之處。
印度沒有跟隨美國和歐洲諸國，一起參與制裁俄羅斯的隊伍當中。反而與俄羅斯進一步地深入合作，大量採購了俄羅斯的天然氣、石油、糧食等。此正是印度的政治、軍事、外交的完全的獨立，所以它在重大關係其國家和民族利益時。印度可以隨時地根據現實的情況和形勢，進行一些大戰略自主性的靈活性的調整和變化。反之歐洲諸國在北約軍事管控下，它是沒有多少可以進行戰略性自主調整和變化的。美國不點頭、北約不點頭、西方跨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不點頭，歐洲諸國就沒有多少空間與俄羅斯進行戰略上的靈活性調整和變化的。這一切的起點，就在於歐洲諸國沒有掌控軍權的問題。一個國家沒有掌握軍隊、沒有掌控軍權，那麼在重大關係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利益時，就幾乎處於無計可施的困境之中。就如當下的歐洲一樣。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職業生涯中，或是在創業中。一定有所感受過，這樣子的事情：首先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你一定會有自已的想法和衝動，想去幹某件事情；可是你又沒有這個條件，或是沒有這個資源，或是沒有這個空間，或是沒有這個職權，幹成這件事情的；不是你沒有能力，而是沒有這個條件；也就一句俗語：
心有餘力而力不足。
若是以此理推之，歐洲諸國不是沒有遠見而智慧的大戰略家和大政治家。而是美國被消滅了，或者是控制了，那些可以讓他們大展鴻圖的條件、資源、環境、空間、臺階、舞臺、權力，這正是歐洲的悲哀之處。
從俄烏衝突以後，歐洲資本大量外逃，能量價格暴漲個不停，產業不斷地外遷或是轉移產能。企業和工廠生存艱難，很多已經破產。同時歐洲民眾遊行示威活動和抗議不斷，且民眾生活質量不斷地再下降，引起歐洲社會強烈不滿、不安、動盪。這些難道歐洲政治家不看在眼裡？不心急火燎？不想將問題解決掉？這些事情，哪一個不根本上，影響著他們的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的前途、命運、利益？
但是歐洲諸國，卻一直隨著美國製裁著俄羅斯，這與他們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是相反的。那為什麼歐洲國家依然會如此？反常之事，必有反常之理。這個反常之理，唯一可以說得通得，只有說：美國已經從根本上，深深地控制住了這些歐洲的國家。美國掌控歐洲國家的深度、廣度、力度，已經不是我們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了。
故此還是以《孫子兵法》中的那句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來，
形容當下歐洲國家，在北約掌控其軍權下。它有在怎麼優秀的政治家，也抗不住壓力的。所以我們從俄烏衝突中，就見證了歐洲國家的戰略是沒有什麼自主性和靈活性。
歐洲國家沒有掌控其軍事權力，也就沒有了掌控一個可以幹事的條件、環境、空間、臺階、舞臺，這是歐洲政治家們的真正悲催之處，也是他們無能為力的可憐之處。這也是歐洲它沒有戰略自主權，沒有戰略靈活權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