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出版工作委員會
商務印書館百年曆史上，凡推出重大專案，都設專門的機構，最早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編《四部叢刊》就設立“發起人”，即現在的編委會。商務印書館1933年正月，就啟動《四庫全書珍本》的出版，團隊專門一起拍照留念，凡十六人，來自包括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各界16人。這張照片一直被載入商務各種大事記、紀念冊，如今高懸在館史陳列室。
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作為商務印書館半個多世紀最大的出版工程，承載著掌門人楊德炎最厚重的文化出版情懷，當然也發起成立工作委員會。最後與各參與方商議，並經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定名為“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
作為一項曠世文化工程，借國家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的號召力，高規格的出版工作委員會迅速組建起來。工作委員會籌組過程中，所請領導、專家不僅無不接受，而且熱情參與。各機構和名家的大力支援使我們倍感榮幸。
楊總對我說，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要講究規格，只邀請真正與此書出版有關的人。最後確認，工作委員會主任由宋木文原署長與楊牧之總裁（中國出版集團）擔任，總主編請任繼愈館長和傅璇琮總編（中華書局）掛銜。楊總謙居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我是執行主任。
工作委員會成立後，商務印書館特刻印鑑一枚，在館辦公大樓（王府井36號208室）設專用辦公室。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的首項工作是組織出版研討論證會。一是社會各界之前對《四庫全書》出版有不少意見，反對者認為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出版了，再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是重複出版，浪費投資；善意者則認為投資有風險，市場已經被文淵閣《四庫全書》佔領了。還有一個因素，重大出版專案，必須報批國家立項，立項需要專家論證意見。在此背景下，召開研討會是首要的任務。
《四庫全書》出版研討論證會召開，出乎意料的是，除工作委員會核心領導全部參加外，清史權威戴逸先生（人民大學）、陳祖武先生（社科院歷史所），孫欽善先生（北京大學）等十多位專家權威都應邀親自趕到商務印書館赴會。
任繼愈先生不僅送上了親筆題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而且在論證會上、向全社會表明他的態度：“為《四庫全書》出版鼓與呼”（後來由我記錄整理成文，公開發表）。
戴逸先生更表達了他所領銜的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對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急切需要。
孫欽善先生為論證會帶來了認真準備的專文，核心有三點：一是文津閣本《永樂大典》輯本最齊，是唯一傳本；二是文津閣的獨有文獻可以改造補編《全宋詩》《全宋文》；三是，可以造福學者，今後不用再去國家圖書館，這同時也有助於《四庫全書》未來的徹底保護。孫欽善先生的學術實證與文化高度，為研討會論證專案的價值及發展打了一劑強心針，也增強了社會各界對於這一專案的信心。
最後，工作委員會主任楊牧之總裁發言，表示不僅對擔任主任深感榮幸，並高度總結、評價這將是中國現代出版的標誌性工程，也必將是商務印書館又一歷史性的貢獻。
之後，新聞出版總署迅速批覆中國出版集團的申請，並以檔案形式安排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就是說，文津閣《四庫全書》不僅領到了“出生證”，而且上升成為了國家層面檔案批准的“重大文化工程”。
對此，我和楊總及有關團隊欣喜有加，一方面既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意識到這是一份重大而艱鉅的責任。
二、開創全數字化出版先河
《四庫全書》的出版，完全得益於利用數字技術的進步與數字裝置生產的實現，最能代表我們出版《四庫全書》走過的二十年的足跡與歷程。
因為《四庫全書》是超級國寶，任繼愈館長、宋木文署長反覆強調在出版過程中必須萬無一失，善本部更具體要求不能用影印方式直接接觸原書，因為熱傳導和推開壓平，都會損傷原書。因此必須採取非接觸式採集的手段。正逢2002年下半年，日本推出了當時最先進的500萬畫素的數字照相機，其所拍精度完全可以完整攝取圖書類文物全資訊，並還原為印刷所需要的最高精度（300線。注意：畫素與線是不同單位，以產品結果論）。而且用數字照相機拍攝，較之掃描速度更快，同時也完全解決了安全性問題。
1. 資料統計
文津閣《四庫全書》到底有多大規模？乾隆當年的纂修檔案也只是記錄所收種、冊。上世紀二十年代，陳垣先生受命北洋政府做出版準備，率數位助手，揮汗如雨地清查了三個月，後公佈了一張統計表，從此外界首次知道了《四庫全書》具體的總頁數。
正式啟動專案後，國家圖書館提供了一份文津閣《四庫全書》整理統計單，由文津閣《四庫全書》“掌庫”人李曉明女士在楊訥先生指導下填寫而成，每書一表，每表按冊、捲進行登記，並註明有關錯訛，汙損，黴變情況。登記十分詳盡。共計約5000多頁。
數碼相機拍照得到認可，原始整理單有了，接下來是資料流程及管理的設計。
在眾多懂計算機技術的朋友的支援下，我們一起反覆研討，最終設計了一套便捷的檔案編碼系統，即四位制編碼：函+書+卷+頁。這個編碼成為處理資料的基礎。拍攝、修圖各部門按此製作。我自己則根據這個表格進行編輯。
2. 資料採集
1）拍攝週期
：
從2003年2月一直到2005年10月，歷時1000余天。資料採集因安全因素由國家圖書館提供專用場地，並配有專門的安保人員。
在此過程中，拍照人員只能將戴著手套的雙手伸進去翻動書頁。所幸的是，拍照人員都十分敬畏四庫全書，將能親近國寶視為平生幸事，所以每個動作都小心翼翼。就這樣透過玻璃隔板，輕撫每一頁，前後辛勞了三年。最後確實做到了萬無一失，創造了一項“奇蹟”。
《四庫全書》的資料採集另外有兩個收穫，一是《四庫全書》編成以來，被每頁不漏地徹底翻動了一次，這對沉睡已久的古物是一次很有益的“運動”。另外就是據實物，對國家圖書館登記表進行了詳細的核對與資訊補充（如夾條，彩色、異形書寫，原書錯訛等等）。
2）拍攝數量：
國家圖書館提供的拍照空間雖然有四五十平方，但因為每個拍照者有一個攝影架和備用儲存電腦，再加上拍照原書，所以空間仍然有限，只能安排七八個人入場工作。拍照過程是嚴肅的，每天由國圖工作人員上班後從書庫根據拍照量取來原盒，並負責將書從盒內取出分發給工作人員，我們在專業朋友的幫助下，設計了專用的拍照臺，先是固定相機，然後是佈置四面燈光，拍照時書安放在一個與外界隔開的玻璃匣子內。
正文240萬拍左右，封面、題簽、抄校官每冊單立一拍，共計11萬多拍，使用500萬畫素相機的數十臺，因部分相機每天拍攝兩千張，三年下來，報損十餘臺，這還不包括維修後再使用的相機。相機生產方日本佳能公司對此十分驚訝，因為這是他們企業有史以來從未遇到過的狀況。
其實更重要的是，拍攝、製作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承擔著資料安全、質量、成本的責任。每一親歷者，都為此付出了心血與青春。
3）儲存及製作裝置：
針對如此重要、空前的資料採集，我們對待母資料的態度十分嚴肅。對資料母盤、整理複製母盤、分發工作用盤，都儲存三份以上。
自文津閣《四庫全書》全部拍攝為資料後，國家下令文津閣原書永久封存，不再對外界開放。
3.
修圖與資料儲存
修圖流程第一步是將正文每拍切為兩張，產生為500萬張單圖。第二步是每張單圖由彩色變為黑白，去掉所有的細、邊及宣紙老化髒點，提取純文字或圖繪。其中每冊卷首“文津閣寶”，冊後“避暑山莊”“太上皇帝之寶”章下文字最難提取，共計有十一萬多，工作量是單圖文字的數倍。封面、題簽，抄校官三頁單獨處理並按冊編檔案。
資料製作的挑戰是巨大的，一次性攝取250多萬張，要安全儲存，之後製作開始，包括分析照片、修圖、質檢，又產生了數倍於原始圖片的資料量，稱之為海量一點也不為過。
當時的資料儲存硬體處於起步階段，社會上尚未出現伺服器的概念，刻錄到光碟是基本的手段，專案在進行到大半年後，才出現可儲存20個G的硬碟。付出的勞動與投入是巨大的，壓力更是空前的，但我們只能勇往直前！
《四庫全書》資料製作完成後，留存的光碟和硬碟數以百計，如今靜靜地儲存在一堆堆紙箱中。
三、編輯與出版
1. 編輯
文津閣《四庫全書》第一個產品是十二合一，“十二合一”這個概念是我們自創的，即將十二個單圖合為一頁，實際是將原書6頁拼成一頁。
為什麼這麼規劃？首先是文淵閣本確實覆蓋面廣，一個單位再買一套《四庫全書》的可能性不大，市場主要針對新辦的大學、著名高校的二級機構和個人。第二個是，原始資料很好，排出樣品後，將雙行小字與現代印刷物比較，比小四號還大，足可閱讀。第三，這是取法當年中華書局縮印《古今圖書整合》（三欄）。現代印刷的開本比中華書局縮印大很多，也是一種規格放大。最後，選擇的數位印刷裝置，又能比正度十六開幅面大20%，能進一步清晰呈現。
任繼愈先生對新排版方案審定時，提出全資訊化反映（即中縫裁去了書名、卷、頁），我們設計了在版面外側排印的方式彌補，每種加邊框，單頁書名卷名，雙頁大題文津閣《四庫全書》，小題：部、類。而且多了兩項類別，只是少了原頁碼一項。最終得到了任先生及有關專家的認可。
在實際的過程中，為了讓使用者更便於閱讀，我們不計成本，將部分改為九合一。全書在每冊扉頁排當冊書名及起始頁。共排成40萬頁，分為500冊。
《四庫全書》系列成書的出版，以及前期十多年的產品製作，均由我們自主投資裝置、租賃場地、聘用員工、自主生產。這一切由出版總監夏繁帶領一群年輕人不斷探索。她大學學的是音樂專業，畢業後在人民音樂出版社工作，轉型做出版。
《四庫全書》的製作出版，成為她人生與事業的新起點。
2. 印刷
決定採用數位印刷後，我們的思路更加開闊，希望以《四庫全書》資源立體化、永久性地開發建立中國首個數字化按需印刷基地，為今後大型文獻出版或其他出版的實現進行示範。我帶著這個想法找到了北京印刷學院，並同德國裝置方一起商討。
印刷學院有關領導也十分重視，安排印刷系和實習工廠一起商討，但在推進過程中，我們發現數字印刷許可、學校政策、合作方投資方面存在不少障礙，此外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即印刷後的加工缺乏裝置，尤其是我們的產品必須是高品質的精裝，只能是手工，而學校與實習工廠缺乏相關裝置支撐，所以“國家數字按需印刷基地”擱置下來。
數字技術與出版相結合，是《四庫全書》專案執行過程中最重要的探索與實踐。作為先行者，我們確實碰到了所有先行者都可能遇到的困難、瓶頸，但這又算什麼？堅定的目標為探索、實踐提供了不竭的動力，我想開啟數字化出版的大門，因此樂而忘苦，敗而再為。應該說，在數字化出版道路上，從《四庫全書》這個龐大的載體所取得的經驗和收穫，讓我的人生更加充實。
欣慰的是，後來有機會與出版同行交流，有人樂意接受我的建議，如上海方面的數字化盛宣懷檔案與《申報》，儘管他們邀請我參加或投資，但我堅持大家一起走。近幾年曾承接我方印刷的虎彩數位印刷，更是結出了碩果。這更讓我們意識到，藉助數位印刷，一切都可能出版。
在前十幾年的數位印刷中，我們有幸成為了德國企業（後來被日本收購）亞洲最大的客戶，後來隨著大型數位印刷工廠的出現，我們才放棄自己生產。接續我們進行數字生產的虎彩印刷，以加工《四庫全書》產品為開端，並對印刷後設備進行了鉅額投資，目前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數位印刷企業。
如今，數字人文，數字生產成為熱詞，但遺憾的是，還沒有見到有價值的、標誌性的大型產品，希望“熱鬧”一場，能真正作用於中華文化的傳播！是所願。
四、產業化發展
《四庫全書》用數字製作，按需出版，不僅加快了出版和速度，也大大減少了前期投入，也就是說降低了投資風險。今天，《四庫全書》的出版以豐富的產品線和多樣的出版形式，開發、孕育出了一片廣闊的藍色海洋。
2006年，我著手開發《四庫全書》四合一版1500卷本。凡118萬頁，1500冊，歷時近兩年。我總結文淵閣版出版歷史週期長的教訓，以專業、認真、專注的精神，出版了從品質上超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版本的新品。為此，我感到內心充實。因為所學、所歷、所得，功德圓滿而渾然天成！
《四庫全書》四合一版因時代的發展，成為最受社會歡迎的產品，結果引發兩家社會上的逐利者，從網上複製文淵閣《四庫全書》資料出版（分別掛北京出版社與東方出版社版號）。對此，有關心我的朋友問我，如何面對市場競爭，我當然坦然面對。因為出版關乎價值傳承，承擔的是文化責任，我們不能因一時的逐利雜音而迷失了自己。作為歷史的傳承人與品質的追求者，又何懼這些市場干擾因素，市場必是最好的檢驗與回答。對此，我充滿信心和期待。
近十年來，《四庫全書》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為了讓《四庫全書》走入尋常百姓家，我編輯了以珍本為基礎，補充基本經典的“典藏版”200冊。問世數年以來，套數超越了全套的500卷與1500卷本，這也顯示出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文化的進步，《四庫全書》成為了日常中生活的“頂配”。
在新思路、新技術的引領下，《四庫全書》憑藉獨一無二的資源，不斷推出產品，品牌也一步一步發展起來。這個過程如今還歷歷在目，使我內心充滿快慰。
第一個機會的獲得是，適逢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啟動，經費足，急需《四庫全書》資料。我提議，將《四庫全書》中的清史資料編為一書，用數字技術按需印刷，根據他們的需要提供。他們聽後很高興，正擔心如果等兩三年出全套《四庫全書》再用，可能會影響清史編纂工程進度。
我迅速編出目錄，共計收入二百四十六種，字數達一億字，預算出了費用支出，雙方很快達成協議。為此，我們團隊加班，在《四庫全書》全套出版之前，《四庫全書》中的清史資料彙編提前完成。對我而言，這筆流動資金髮揮了巨大的作用！我一方面對自己的學識與運作經驗頗為自得，另一方面也釋放了在資金籌措上的巨大壓力，真乃快慰莫名！
《清史資料彙編》的出版，不僅獲得了學術界廣泛好評，也成為了清史編纂工作啟動以來最大的專案。獨到、全面的史料，為清史編纂發揮了極大作用，同時也必將為廣大清史研究者提供便利。
立體開發，前景無限。後來相繼開發的大宗專案有：
1、與天一閣博物館合作《四庫全書》“天一閣本彙編”，它彙集了天一閣當年進呈《四庫全書》而今已失傳的孤本，是僅次於《永樂大典》本的又一個四庫版本價值系統。
2、與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合作，集錄書畫藝術文獻彙編，整合出版了《四庫全書》“書畫藝術文獻”（51冊）；
3、與福建工程學院合作出版了《福建文獻彙編》（150冊）等。
至此，必須補筆的是，曾有人問我，《四庫全書》都是你編輯的嗎？我只能苦笑，我何嘗不想組織團隊參與，但是懂古籍與出版的專業人員何在？當時又哪裡有鉅額經費支付能力？
所以，從2003年開始，我日夜奮鬥，十幾年間，幾乎連一次京外都沒有去過。如果加上改版，編輯工作量遠超三千冊！而且別人編輯，我終審，又得過一遍。當然，經過專案訓練的製作團隊，很快就成了“不是專家的專家”，為我省去了巨大的工作量！
經過三年多的艱難奮鬥，我們按楊總的期待與要求，完成了《四庫全書》全套出版的任務。為了慶祝這一盛事，2005年12月2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最高規格的釋出儀式。關心文化尤其是關心《四庫全書》的領導、學者、嘉賓濟濟一堂。各大媒體齊全。場面宏大，讓人感動的細節很多，僅錄幾幕，以紀雪泥鴻爪：
一是，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張志清兄策劃並向館長提出，為此次釋出儀式，將文津閣《四庫全書》原書四函（經、史、子、集各一）在會場展示，得到批准。這可是國寶出閣，驚呆了與會者，與會人員無不駐足拍照。我在長達數年的日日相見與製作苦熬中，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四庫全書》的文化魅力；
二是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來與會，最讓人感動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老朋友、國學專家許嘉璐聞訊主動趕來，並當場發表了深情講話。
三是北京學界名流雲集，人數難更僕數，僅舉一例，中央民族大學九十多歲的王鍾翰先生，史學泰斗人物，我們禮貌性通知他，結果他命弟子陪他到會場，並用顫抖的手為《四庫全書》出版題辭。
我特意安排主要工作人員與會，他們見此無不感動，深感幾年來為此苦熬、所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
一場最高規格的文化盛會，因“四庫全書”重生，經媒體廣泛報道而為社會所關注。從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到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全國主流媒體，無不作重點、長篇報道。
《四庫全書》受到熱捧，首批50套很快一銷而空。
我們迎來了成功、收穫的時刻！
作 者 簡 介
盧仁龍，著名學者、資深文化出版家。原中華書局編輯，現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執行主任。
曾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師從“龍學泰斗”楊明照先生，1987年獲碩士學位。
發起建立的文化出版機構有：《華夏時報》、首都師範大學四庫全書學術研究中心、福建工程學院福建地方文化資源研究中心、華民現代慈善研究院、商印文津文化公司、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
參與主持《傳世藏書》獨家策劃，投資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等文化工程。策劃編輯出版了經學、建築學、文學史、地方文獻、佛教、道教等文獻專案數千冊。
長期從事古籍整理、道教、經學、目錄、版本、校勘學、四庫學、現代出版、現代慈善研究等領域，著有論著十多種，發表各類文章百多篇，點校出版古籍包括《十三經注疏》等數千萬字。
曾擔任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四川大學古籍所、福建工程學院多所大學特聘教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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