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崇山雲

一九八七年春節，應聘到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兩個同學到我家找我，說寧夏的工資太低只有九十多元，羨慕我在青海月收入二百一十塊，堅決要隨我同去青海。我講了我去青海玉樹的決定太冒失、缺少必要的考察，講了妻子因高寒缺氧無法適應玉樹的生活，還講了我收入多出來的部分就是高寒缺氧補貼，講了如果有海拔較低的地方我也想離開玉樹的想法。

那時候大家都窮怕了，都想快點兒脫貧致富，加之他倆缺少高寒缺氧的體驗，所以怎麼也不相信我和妻子的勸說，反而以為我們在阻擋他倆的發財夢，就用激將法說寧夏石炭井礦務局正在在青海戶縣飯店秘密不公開招聘教師，可以介紹我去應聘。

我隨即與兩位同學，騎腳踏車去了戶縣飯店。負責招聘的領導聽說我教語文，就對我說，這次主要招數理化教師，如果是語文高手也要，但需要去寧夏面試、試講，問我敢不敢，我當然敢。

後來我來到寧夏石炭井礦務局一中，面試、試講。學校聽了我三節課，礦務局教研室聽了我三節課，兩位教育處長也聽了一節課。處長現場拍板：這個老師要定了。並說，馬上向自治區科技幹部局申報轉正，三個月內解決家屬戶口問題。

後來我發電報，讓妻子領著兒子來石炭井現場考察，實地體驗。娘倆來後身體很適應，我們就決定在石炭井留下來。但怎麼對玉樹那邊兒交代呢？在玉樹我從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只工作了一年就擔任了校務委員參與學校大小事情的決策，家屬戶口也從農村轉為城鎮的了，還簽訂了八年不許調動的協議。於情，我選擇了親情，選擇了家，來到了寧夏；於理，我只好對不起玉樹了，只能辭去玉樹的工作。

這年的陽春三月，我放棄了青海的教職，放棄了玉樹的城鎮戶口，背棄了玉樹的所有情緣，懷著終身的歉疚，來到了一片新的土地。在那講究戶口、講究職業的年代，我成了標準的黑人黑戶，而且好幾年沒有戶口，沒有正式職業。這可能是一種懲罰，也可能是一種警示，當然也是一種揭示，改革開放初期的開放度時大時小、政策的變換不定、機遇的稍縱即逝定和人心的浮躁不安。

所以在以後的生活中，我能泰然以對諸多的壓力和不順心的事，我也能笑面我熱愛的教育工作，因為我曾經經歷過。

剛到礦區，人生地不熟的。學校領導就安排我教兩個重點班的語文課、兼一個班的班主任。對我來說，這就是器重，我也只能接受學校安排。但這傷害到了前任老師，也使學生難以接受。所以我還沒進班，一場對立就開始了。

第一節課，前任班主任兼語文教師與學生揮淚告別，我還沒進班學生就罷課了。這可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沒有經驗應對，很被動，很尷尬，很受打擊，很懷疑自己的能力。

學生與教師的感情融洽是有一個過程的，所以突然割捨尤其是被動割捨，學生是很難承受的。任何時候因安排不周而調換教師，都會傷害到學生，尤其是奔著考名牌重點大學的高中學生，學生會產生不安全感和被放棄感。

學校領導為此反覆做學生的思想工作，我也用加倍的努力、認真的備課、激情洋溢的上課、細緻耐心的課下輔導、作業的詳批細改，來打動學生，說服學生。

這是一場無聲的競爭和角逐，放棄管制，避免打壓，可能才是教育的機智。我選擇了知難而上、選擇改變自己、選擇從自我做起、選擇了從最壞的程度考慮打算事情、試著在非常情況下與學生化解矛盾，實現教育教學的平穩過渡。這當然也是一種人生磨練，更是一種教師的成長。

後來，在語文組活動時，我還採取了一個讓所有教師吃驚、不理解、甚至反對的做法，就是讓前任老師再到我班作課。後來，我的努力沒有白費，時間不長，學生經過對比取捨，從痛苦中走了出來，最終接納了我，喜歡上了我這個新老師。

三個月後，並沒有實現教育處長轉正和解決戶口問題的許諾，因為自治區科技幹部局快速引進人才的通道被堵死了，權力回收到了保守的勞動人事廳，這使我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沒有了戶籍，沒有了固定的職業。以至於兒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因沒有戶口而難以報名入學。

三年的臨時教師，收穫也是巨大的，其中女兒的出生如獲至寶，實現了妻子兒女雙全的夢想。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家屬大量農轉非有所降溫，礦區中小學學生激加也有所減緩，大量師範畢業和單位委培畢業的大學生陸續補充到教師崗位。所以，我所在的礦區教師急缺時期好像已過，教師大流動的機遇幾乎是稍縱即逝，我被擠在生活的夾層，轉正遙遙無期，離開又拖家帶口行動不便。

那時候，我所帶的班是子弟班，教師子弟七八個，局長副局長子女三四個、處級領導子女十來個，地方政府幹部子女五六個，其餘是礦工家裡的優秀子女，可以說是人才濟濟，責任重大。這樣的重點加子弟班，班主任的壓力是很大的，教學是不敢有絲毫差錯的。

這對我是挑戰也是考驗，領導把一個如此重要的班交給我，這是對我的肯定和考驗，也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也正是那段艱難的日子，磨練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能力，強化了我陽光的面對生活的樂觀精神。

那時候流行霹靂舞、太空步，我班學生就組織主辦現代舞主題週會，豐富了課餘生活，減輕了學習壓力，給高考藝術生提供了表演的舞臺。記得印度舞《吉米》成了學校文藝演出的保留節目。

那時候

李燕傑

演講流行一時，我班學生就組織演講比賽主題班會，還邀請了全校各班的團支部書記前來觀摩，推動了學校地演講比賽，陶冶了情操，推出了幾大名嘴。

學習課文《竇娥冤》、《威尼斯商人》和《雷雨》，班內就成立了幾個劇社，表演課本劇。記得《竇娥冤》劇組大膽變革，把元雜劇改編成了話劇，沒有銅鑼，就用臉盆代替，沒有打鼓，就拳敲桌子，演出效果好，給學生留下了永久的美好記憶。

那時候錄音機還比較少，名家朗讀的課文錄音也很少。我好不容易向電教室借了臺小黑磚錄音機，自己和學生分角色朗讀，自制錄音帶，硬是搞起了語文錄音教學，激起了學生的閱讀興趣。

那時候高考資料少，學生的複習資料和模擬試卷，都是我們有空就刻蠟板、手推油印，一年下來，竟刻印裝訂出厚厚一大本複習資料。那時候講究無償奉獻，好像寒暑假、星期天都是無報酬補課。

當年高考成績好，高考升學率高，教師追求的好像只是榮譽。

局長請高三老師喝頓酒

，大家就會回味無窮；學校發給百十元獎金，大家就很滿足。

那時候也有教師跳槽，倒彩電的，辦雞場的，倒煤的。有一個同學，造鍋巴發了財，專程來接我回去一起做鍋巴生意。我那時候是臨時代課教師，每月一百塊錢工資，日子過得很拮据。記得有一年春節，買了兩條魚過年，魚還被貓偷去了。但我自覺沒有別的本事，只會教書，只愛教書，也就婉拒了同學的美意。同學感嘆道：“如此心靜，瓷實教書，難能可貴，自愧不如。”理解而歸。

那時候，我也積極尋求出路，設法化解生活危機。憑藉高考成績優異，找過礦務局局長；也託老鄉跑銀川找過勞動人事廳長。三年多，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勞動人事廳錄用為正式教師。這是我第二次當公辦教師，與第一次不同的是，這次沒有解決家屬戶口，因為形勢變了。

幾年以後，有政策可以交錢買戶口，兒女們才算結束了黑人黑戶的生活，可以拿戶口本兒去報名上學了。

那時候，石炭井一中有五六十個教學班，一百八九十個教職工。

校領導都是文革前大學畢業的教學高手

，

教師大部分是從農場招工招幹來的北京天津知青和我們這些招聘來的教師。

教師中當然也有高手名流，如語文組就有北大、北師大、南開、華東師大、陝西師大、西北大學、寧夏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老牌大學生。從這些老先生的著裝打扮就可以看出，人人個性鮮明，個個氣質非凡。

有西裝革履一塵不染的，有披著勞動布工作服邋里邋遢的；有頭髮倍兒亮紋絲不亂的，有不修邊幅鬍子拉碴的；有食不厭精飲必名茶咖啡的，有粗茶淡飯只要填飽肚子的。在這藏龍臥虎、高手雲集的學校，我們這些從農村出來的教師，好像有永遠學不完的東西，知識理論、帶班上課、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等都是我學習模仿的物件。

就說寫字吧，過去老有人表揚我的字寫得好，現在與這些名流們摹貼入格的漂亮書法相比，簡直羞於見人。你設想一下，前一節課是一手漂亮的板書，學生爭相模仿；這一節你是一黑板的狗刨，學生怎麼看你，除非你知識淵博，課講得好。

就說這上課的站姿做派吧，北大畢業的那位老師，那是肩平背直，溫文爾雅，一派紳士風度。有時候我想，放到礦區都有些糟蹋人才了，但學生有考上清華北大，不就是因為有這些紳士樣的教師教育影響了學生嗎？以後，每看到優秀學生不再報考師範院校、每看到師範院校降低錄取分數段、每看到師範院校減免學雜費，我是不以為然的，也是痛心疾首的。

最優秀的人才不進入教師隊伍，這支隊伍能是最優秀的隊伍嗎？不太優秀的教師，能教育出最優秀的學生嗎？這是中國教育的悲劇，這是未來的隱憂。難怪

錢學森

老人發出振聾發聵的教育之問，震動了中央最高層。確實，我們的教育沒有培養出傑出的人才，尤其是解放後。

記得有一次我講完公開課，大家評課。有位老先生直言不諱評論道：“教師爬在講桌上講課，行為不雅，難聽點兒說，形同癩皮狗；教師肢體語言誇張，動作幅度大，就是張牙舞爪！”大家鬨然大笑，我卻毛骨悚然。以後，我不敢坐在堂上講課，不敢爬講桌講課，不敢不備課進堂，不敢帶著情緒進堂，不敢衣帽不整進堂。

學校每年考進大學、中專、技校的畢業生遠比礦務局招工和地方政府招幹人數多，社會聲譽好，教風嚴，學風正，這正是青年教師成長的好地方。

所以校風好的學校出的名師多，提拔當領導的也多。我發現，大學畢業生走上教師崗位的第一所學校尤其重要，因為好的學校對青年教師成長的影響是終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