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名年輕的“抗癌網紅”，在11月去世。他們中間，年齡最小的“朱堅強”，只有15歲；年齡最大的“玲子”，被網友稱為“最美抗癌網紅”，生命終結在37歲。

在他們背後，是人數龐大的年輕患癌群體，《柳葉刀》子刊“Lancet Oncology”曾發表的論文顯示，2019年，有119萬年輕人（15-39歲）新發癌症。

11月17日，因為抗癌備受不少人關注的四川都江堰抗癌網紅“紅紅”病逝，終年28歲

在腫瘤醫院，我遇到過種種見聞。時常有人確診癌症後打算跳樓自殺。時常有家屬至死都向患者隱瞞病情。也見過那些不願治療的人，

比起癌症，他們更厭倦月復一月的化療，和牢房一樣的病房。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那些得了癌症的年輕人。2個月前，在江西省腫瘤醫院，我認識的一位30歲的宮頸癌患者在病房裡崩潰大哭，多日過去，她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堅持認為是誤診，口中念著：“我這麼年輕，不可能得癌症。”

我曾經採訪過一位來自佛山的癌症患者家屬，她的父親確診肺癌，她把20多歲人生最重要的時間給了父親，悉心地照料，陪他走完最後一程。不久前，她自己也確診了乳腺癌。

她告訴我，她是一個註定要跟癌症打交道的人。

2013年，好萊塢著名女星安吉麗娜朱莉因家族遺傳而擔心有罹患乳腺癌的風險，進而檢測到BRCA基因突變而先行切除雙側乳腺；2015年檢查時又發現自己有患卵巢癌的風險，又提前切除卵巢和輸卵管

蘇珊·桑塔格在她那篇著名的論文《疾病的隱喻》結尾處說，我們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

蘇珊·桑塔格呼籲剔除附著於癌症之上的種種隱喻：人們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如腐敗、腐化、汙染、反常、虛弱等，全都與疾病畫上了等號。

隱喻對於疾病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Onkos，希臘語中，這個詞正好意為“負重”。

癌症是身體的負重，它是身體的增生，且必將無限增生，搶奪我們的身體。

所以，癌症本身是生命的一個隱喻。

癌症破門而入

在史書中，癌症是缺席的。

最早的癌症記錄，可能來自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醫生印和闐，他是國王佐塞爾的高官，對神經外科學有所涉獵。他留下一份草紙，描述了一起病例。“觸控它們就像在觸控一隻球狀包裹，或者可以把它們比作未成熟的河曼果，摸上去又硬又涼。”

古埃及醫生印和闐

當然，印和闐只是留下了一個模糊的關於癌症的線索，這是不是另一種疾病，誰都無法斷言。總之，此後2000年裡，癌症的蹤跡消失了。直到公元前440年左右，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講了另一個疑似癌症的故事。據他記載，波斯皇后阿託莎得了一場怪病，她發現自己乳房上長了一個流血的腫塊（疑為炎性乳腺癌侵入乳房的淋巴結，造成紅腫）。一個希臘奴隸說服她，做了切除手術。

沒人知道這位皇后是否喪命於這個腫塊，癌症的蹤跡再次間斷。直到19世紀，癌症還是罕見病。

20世紀，癌症破門而入。正如罹患癌症後的蘇珊·桑塔格所稱，癌症是20世紀的苦難。

隱喻層面上，結核病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疾病，而癌症是一種中產病。前者是古典主義的，後者是資本主義的。

“富裕國家的癌症患病率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發率似乎被部分歸因於富含脂肪和蛋白質的飲食，以及工業經濟（它創造了富裕）所產生的有害氣體。”

某種程度上，癌症的確是一種跟隨文明腳步而來的疾病，是籠罩在文明社會里的陰影。

我們用“轉移”（metastasis）來描述癌症，指它如何在人體組織內攻城略地，從一個部位，遷徙到另一個部位。metastasis這個詞的組合，在拉丁語中表示“超越平靜”，巧妙描述癌症那種脫韁的姿態。

癌症是一種擴張型的疾病，癌細胞寸土必爭，與正常細胞爭奪領地。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完美切合現代生活特質的疾病。

19世紀早期，歐洲國家的人口預期壽命才35歲，戰亂、傳染病、營養的缺失、醫療落後，人們活不了那麼長，沒有等到得癌症的年齡，就先被其他疾病或災難奪走了生命。

對於上百歲的生物，得癌症幾乎是一種必然。這本是前現代的人類無需面對的宿命。但文明延長了我們的壽命，今天，60歲以上的老年人，普遍面臨患癌的高風險。

這不光是一個醫療的問題，也是生活方式的必然結果。

現代的生活方式，從飲食文化到社會生活理念，也悄然將我們推向了風險的懸崖。

現代社會之前，乳腺癌是少見的。因為營養不良，前現代的女性月經初潮較晚。而她們一生要花很多時間用來懷孕和哺乳。兩種因素，抑制了她們的月經週期，使得乳腺細胞不會感受到那麼頻繁的增殖壓力，癌變的風險自然就小了。

20世紀以來的乳腺癌發病率不斷攀升。一方面，營養改善，使女性的月經初潮提前了四五年，同時，晚婚晚育、少生少育的生育實踐也普及了。現代女性在爭取文明進步的同時，也面臨一個醫學意義上的風險，一個18歲的現代女孩，雌激素驅動下的乳腺細胞增殖次數，可能已相當於她曾祖母一生的總和。

另一個被文明驅動的典型案例，是結腸癌。一個多世紀前，我們的食譜以蔬菜和穀物為主，現代人類卻嗜肉如命。

非洲很多地方的結腸癌少見，是因為他們只吃蔬菜和穀物，而在美國和西方社會，結腸癌的發病率自20世紀中葉以來，出現了急劇的增長，背後是膳食結構的改變。

結腸是一個觀察癌症發育的理想場所。大腸壁的細胞層更替很快，細胞形成、脫落，一共就2~3天。頻繁的更替，意味著很多細胞壽命很短。一個不難推測的原因是，它們更容易遭受一些腸容物的侵害——主要來自我們的消化物，以及其中大量的細菌。反覆的增殖，蘊藏著風險，可能出現腸壁構造的崩潰，異常組織的形成，原癌基因的突變等。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症醫師悉達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說：“（癌症）是一種‘過度生產’、一種暴發性增長的疾病，它的生長不可阻遏，墜入了無法控制的‘深淵’。”

事實上，19世紀的醫生也早早就預言了癌症與文明的關係，並認為，現代生活的匆忙無序，刺激了體內的病理變化，導致了癌症。

但癌症不是文明的副產品，與其說是文明導致了癌症，不如說是文明暴露了癌症。

惡魔來自生命自身

20世紀大半段時間裡，科學界對癌症起源的爭論一直沒有平息。我們知道在煙囪旁邊工作的工人，容易患肺癌，我們知道長期跟X射線打交道的操作員容易患白血病。我們在雞身上發現一種病毒——勞斯肉瘤病毒，會把雞的正常細胞變成癌細胞。

顯微鏡下的勞斯肉瘤病毒

化學物質、X線、病毒，它們跟癌症有何關係？

在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學成熟之前，我們只能推測，一些化學物質，可能會誘導癌症，某些病毒也可能致癌—直到今天，公眾依然堅持一種樸素的認知，酒精、香菸灰、空氣汙染和霧霾、特定的食物等，都可能致癌。這種認知的確沒問題，但簡化了癌症複雜的起源問題。因為，言下之意，癌症可能是一種外來之敵。

事實上，癌症起源的尋找，持續了大半個世紀，走了很多彎路。最後是一些偶然的因素，讓我們發現了一些駭然的事實。1960年代，舊金山的哈羅德·瓦爾穆斯和邁克爾·畢曉普發現，勞斯肉瘤病毒透過一個關鍵的基因src感染雞的細胞後，就吹響了號角，驅動細胞生生不息的分裂和生長。

src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也正好體現癌症的狡黠之處。它編碼出一種蛋白質，給其他蛋白質鏈上一個化學分子——一種特殊的酶，附著在其他蛋白質上。很快，科學家發現，這種化學分子像一個開關，能啟用蛋白質的某種功能。這些化學分子一個鏈上一個，以此類推，最終形成鏈式反應，構建一條訊號通道，傳遞給細胞，告訴它們，要開始分裂了。

北京大學天然藥物與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人員18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中揭示了Src致癌作用的新機制：Src將原本是抑癌蛋白的FHL1轉變為促癌的幫兇

能誘發癌症的病毒不多，病毒導致癌症的假說，也不攻自破。但這個發現意義重大。因為，科學家們很快發現，src這個勞斯肉瘤病毒基因的近親，廣泛分佈於五花八門的脊椎動物，包括人類。只是因為在一次特殊的偷竊事件後，勞斯肉瘤病毒把這個基因整合進了自己的病毒基因組，從而斬獲了一種致癌的能力。

也就是說，人類身上，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可能誘發癌症的基因——原癌基因。

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也許6億年前就已經存在。至今仍然保留，說明它對人體細胞功能起到某種不可替代的作用。

於是我們便發現，“惡魔出自生命體自身”。

而接下來的發現，可能有些悲觀。1983年到1993的十年間，在人類癌症中許多其他致癌基因很快被鑑別出來：myc、neu、fos、ret、akt。這就是說，我們的身體內部，蘊藏著一組完整的、可以誘發癌症的基因組。它們會在細胞分裂的刺激下，經年累月地等待突變，幾年，或者幾十年，一旦掌握時機，便揚帆起航。

而這些原癌基因，才是癌症的根源。癌症，並非像其他疾病那樣是外來敵人的入侵和損害，而是一種根植於自我的疾病。

《滾蛋吧腫瘤君》劇照

現在，我們應該有了一個大致的認知，

癌症，並不是某種物質或者微生物入侵我們的身體，而是它們激活了我們身體內部的某些基因。

甚至人類自有的雌激素，本身也是一種可以誘發基因突變、啟用原癌基因的“致癌物”。這些基因一旦被啟用，就開啟一場徹頭徹尾的噩夢。

不像流行病，腫瘤跟構建人體組織的物質別無二致，它同樣來自細胞的構造。不同於那些安穩本分的正常細胞，癌細胞以一種擴張主義的姿態，迅速侵蝕人體的秩序，佔領人體的空間，破壞組織機能，彷彿高譚市不受約束的犯罪集團，所向披靡，使得整個生命體土崩瓦解。

達爾文描述的進化，是適者生存，物競天擇。同樣的程序，也適用於癌細胞和正常細胞。被啟用的原癌基因，從突變中掙脫開來，從遺傳上看，它比所有正常細胞都更具進化優勢。它輕而易舉就孳生出一個龐大的後代細胞群。

正常細胞與癌細胞，是生命的一體兩面。

哈羅德·瓦慕斯（左）和邁克爾·畢曉普（右）

1989年，瓦爾穆斯和畢曉普因發現致癌基因的細胞起源，獲得了諾貝爾獎。在斯德哥爾摩的宴會上，瓦爾穆斯朗誦了英國敘事長詩《貝奧武夫》中的幾句詩，並說，癌細胞就像格倫戴爾（作品中襲擊人類的怪獸）一樣，是正常自我的扭曲版本。

自我的扭曲版本

細胞是必死的，科學家們從小鼠胚胎採集了細胞放進培養皿，幾次裂變後，細胞群停止了生長。

必死性，是一切生命的本質和象徵。

偶然的情況下，必死的細胞會激發出無限生長的能力。悉達多·穆克吉這樣描述他所見的永生細胞：“細胞看起來發脹而且形態異常，細胞核脹大、細胞質邊緣很薄，這表明細胞的本質已經開始進行分裂，而且持續以病態、偏執的方式進行分裂。”

事實上，這些細胞的主人，已經去世了30多年。

主人的屍體也已腐敗，但這些細胞卻存活了下來，仍保持一種激昂的、擴張的生長姿態。

這就是癌細胞。

反觀正常細胞。它們秉持著一種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遵循自身程式的命令，何時成長，何時分裂，何時跟別的細胞聯手，締造一個器官組織，每個細胞，戮力同心，這背後隱藏著一種精妙的協調性。我們的身體，是一個高度協同的複雜社會。

正常細胞，是一種極致的利他主義者。

它們不會自作主張，而是與周圍的細胞群緊密聯結。細胞群會告知它方位、路徑，以及行事方式。唯有在這些鄰居提供的資訊裡，細胞才能獲得何時生長的命令，並執行分裂程式。

比如，當你的手指受傷，出血處會聚集血小板，形成屏障，止住血，並向周圍釋放幾種生長因子；臨近結締組織的細胞臨危受命，組成先頭部隊，修復傷口。工作完成後，它們及時恢復平靜。

任何複雜的生命，無不如此。

但癌細胞不同，它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也是一個叛逆者。用腫瘤學家羅伯特·溫伯格的話來說，

癌細胞不會顧及群體的利益，只關注自身的繁殖需求，它們自私自利，不講公德。

更要命的是，它們獲得了自我生長的本領。被啟用的原癌基因就像被卡住油門的汽車一樣，橫衝直撞。

事實上，人體有一套完整的處置軍事叛變的機制。

科學家研究兒童癌症“成視網膜細胞瘤”時發現，要發展成癌細胞，細胞內兩份名為Rb的基因複製，都需要發生變異、滅活。這是癌細胞分裂的必要條件。遺傳性的患兒在胚胎髮育階段，就有一份複製突變，只需要短短几年，當另一份複製也被滅活時，癌細胞便開始一路高歌猛進。

反過來看，這個Rb基因，它們可以抑制癌細胞的分裂，當細胞接受癌基因的指令時，可以剎住車，下令停止分裂。再反過來看，只要敲掉這兩份複製，癌基因便能扭轉局勢。

就這樣，癌基因與腫瘤抑制蛋白永遠處在張弛之間，相互制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癌基因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使命，並且終將等來逃脫的一天——復活端粒酶。端粒酶出現於生命發育的早期，存在於精子細胞、胚胎細胞等，以保護這些細胞的正常生長，守護遺傳資訊。但不久後，它們便消失匿跡。

透過某種未知的方式，癌細胞會挖出這本失傳的武學秘籍。

一旦擁有了它，癌細胞便能不受限制地重建和維護自己染色體的兩端，以獲得無限分裂的能力。作為對策，此時，人體細胞將再一次發揮利他主義的精神——自殺而自衛。

1972年，安德魯·懷利發現細胞內部存在一個可以迅速響應的死亡程式，他稱之為凋亡。

感染病毒的細胞，會啟動凋亡程式，以自毀的方式，剝奪病毒的宿主。對於DNA受到嚴重損害的細胞，凋亡也是唯一的選擇。

免疫細胞凋亡的過程

一旦有越軌的細胞結黨營私、滋事叛亂，凋亡程式啟動，也許是人體藍圖能做出的最後努力。凋亡的時候，細胞會收縮，細胞外膜突出，染色體的DNA一片片碎開、爆裂、湮滅，如鏡花水月。

即便如此，癌症依然能找到機會逃避細胞的凋亡，獲得永生的能力。

事實上，癌變的過程，並非這麼充滿戲劇化，而是漫長的、緩慢的，癌基因要經歷重複的突變，要消滅腫瘤基因，突破重圍。從癌前階段，到它發展壯大，成為一個侵襲性的癌，背後是一個嚴格的、精妙絕倫的過程，跟生命本身一樣。

作家諾瓦利斯在1798年前後撰寫了一條百科全書條目，他把癌瘤與壞疽一起定義為“發育成熟的寄生物——它們生長，它們被繁殖，亦自我繁殖，有其自身結構、分泌物和食物”。某種程度上，此言頗具先知意味。他預示了癌症的發育完整邏輯：

異常的基因，支配著癌症的一系列反應，鞏固自己的生存優勢，加速生長、建立通路來轉移，還能聚集血管，供給營養、氧氣，以維持生命。

那個被癌細胞啟用的、用來轉移自己的基因，也正是正常細胞運動時所需的基因。所以，我們將發現，這裡沒什麼特殊的，它不過是生命的另一個版本。只是，它比正常的機體，擁有更強的活躍性、創造性和繁殖力，也更加爭強好勝。

瓦爾穆斯沒有說錯，癌症是我們的扭曲版本。

作者 | 南風窗高階記者 何承波

新媒體編輯｜吳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