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史記.商君列傳》
據傳，商鞅再進入秦國之前曾經三見秦孝公，並且憑藉這三次機會向秦孝公講述了三種不同的治國理論，最後，憑藉者法治措施和變法的藍圖打動了秦孝公，之後秦國才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並憑藉著這次變法改革在亂世中崛起，陡然成為了戰國時代走為強盛的國家。
但是商鞅真的只見了秦孝公三次嗎？其實不然，其實前三次會面並沒有真正的打動秦孝公的內心。
但是商鞅的遊說確是循序漸進的，在第四次的時候才徹底的決定了秦國的變法藍圖，那麼商鞅為何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去遊說秦孝公呢？他與秦孝公的四次會面，有闡述了哪些治國理論呢？
一、帝道：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這裡所說的地道指的是老莊之學，也就是老子的無為而治，所謂的以百姓之心為心說的是原始的社會制度和形式，也就是提倡人們重新迴歸一種類似於混沌的形式，這個統治者要以聖人為尊。
但是聖人卻不能夠太過於干涉平民百姓的生活，要將權力取之於民並重新還治於民，百姓也要達到一種僅次於聖人的善者狀態。
在這樣的治國形式當中，聖人並不存在著對大事的決定權，對於所有的重大事件都需要氏族之內的所有人共同決定，聖人最大的作用是要去提拔和任用德善之人，透過這樣的形式達到一種相對平和的發展狀態。
其實也是，如果統治者真的能夠成為一個聖人，如果平民百姓們真的能夠達到德善狀態，如果人能夠徹底的迴歸於自然，那麼這個世界上的糾紛自然會少許多。這點大概類似於堯舜禹時代的原始社會統治形式。
秦孝公在聽到這樣的論述之後表現出了什麼樣的狀態呢？是“
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
”，聽著聽著就睡著了，這說明這樣的理論並沒有打動他，說來也是，戰國時代是一個天下大爭的年代，以這種無為的形式治國豈不是讓自身的國家變成刀俎上的魚肉嗎？對此，商鞅採取了第二套方案。
二、王道：親親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王道指的其實是孔孟之學，說的是以道德和禮樂制度為核心的階級關係。儒家雖然講究仁愛，但是同時也講究在愛的程度上要有差別，並且儒家認為積極差距是禮樂制度存在的關鍵和基礎。
君臣之間，父子之間都要有所區別，所以才有了儒家的三綱五常。但是儒家的學說也並不適用於戰國時代，道德和禮樂制度能夠約束的是普通人，在禮崩樂壞的戰國時代本身就已經挑戰了禮樂制度的存在必要。
所以王道並不能真正的給社會發展提供規範和約束，但是儒家所提倡的君臣關係卻需要制度的規範，試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沒有，那麼又如何來區分階級呢？只能夠依靠制度，所以王道的政策在戰國時代也是行不通的。
尤其是孟子所言的王道，要求君主作為政權的所有者，要考慮到百姓的養生喪死等各個方面，但是戰國時代的國家能有多少精力顧及到所有的臣民呢？就算能夠顧及的到又如何去考慮他們生活的各個層面呢？所以這是理想化的社會，但是並不切合於戰國時代的實際。
哪怕如此，儒家要求的君臣關係對君主掌控臣民還是有作用的，因此，秦孝公“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
，這一次較之之前的帝道效果更好，秦孝公能夠聽得下去，但是依舊沒有啟用商鞅，接著商鞅進獻了第三套方案。
三、霸道：尊王攘夷
霸道的學說就是諸侯之道，我們可以以春秋時代的齊桓公為例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雖然到了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但是要將自己放置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打出一個響亮的口號，透過這一點來清除異己。
齊桓公就是如此，打出尊重周天子的口號，讓自己與周天子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那麼反對齊國的人也就等同於反對天子，而一旦反對天子，那麼齊國便有藉口出兵征討，對於做霸主來講，這是一條非常方便的路。
但是秦孝公所處的時代能夠適用於這種方式嗎？大概是不能的。那時，周王朝雖然還沒有滅亡，但是已經名存實亡，尤其是三家分晉之後，周天子已經失去了對於諸侯的控制權，當時再打出周天子的旗號恐怕也沒什麼收益了。
但是這樣的方法卻比帝道和王道更加現實，更加貼合作為一個諸侯國的實際，所以對於這樣的說法，秦孝公“
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此時他已經有了想要任用商鞅的念頭。
而透過這三次談論商鞅其實也已經知曉了秦孝公的心中所想，秦孝公不想做太平天子，他只想尋找一個切實的能夠為國家提供好處的方式，所以他會傾向於霸道，但是僅作為一個諸侯霸主依舊不能滿足秦孝公的野心。
那麼到這裡，秦孝公其實就已經與商鞅不謀而合了，目標並不是諸侯王，而是完成統一，開創千古一國之夢，之後便有了他們的第四次會面。
四、強道：君主專制、先軍政治
這裡的強盜指的是法家的政策，也就是說要透過一個強制性的措施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透過法令確立一個完整的治國體系，明確階級和國家機構的責任與義務，將權力統一到君主的手中，也就是將國家變成一個模型，一個能夠按照既定的方式進行行動的模型。
我們以現代人的目光來看，這樣的統治形式是專制的，但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卻是最為合適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完成統一，而且中原文明又有著領土疆域廣，人口眾多的特點，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能夠實施向西方那樣的直接民主嗎？其實不能，只能夠由官員代表民意，再由君主進行決策，所以實施君主的專制是必要的到路。
而且商鞅又透過建立法治基礎規範社會行為，創立了一套完整的治國體系，如此一來，秦國的各個階層的運轉都是既定的，無論誰去執掌，都有著一條明確的道路，這樣既能夠增加君權，同時也提高了君主決策的容錯率。
這就是為什麼秦國能夠迅速強生起來的原因，它的國家發展都步入了正軌，像是貴族等阻礙也基本被革除，君主的領導不受其他方面的影響，自然能夠發揮出更大的實力。因此，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小結：
所以我們透過上述的敘述來看，商鞅其實透過這四次遊說確立了他與秦孝公的共同目標，也明確了秦孝公的心中所想，其實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做到君臣一心，共同為一個目標而奮鬥，而秦孝公也是在明確了商鞅之法之後才將其運用，賦予它變法強國的重任。
同時這也說明每一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所合適的發展政策，只有找到了合適的發展道路才能夠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其實像是王道帝道，我們能說不好嗎？其實不能，堯舜禹的時代是輝煌的，西周的年代也是輝煌的，齊桓公也同樣是春秋霸主！
但是隨著歷史和時代的發展，這樣的政策已經不再適用於戰國時代，所以我們也必須去開拓創新，尋找一條更加合適的道路。
參考資料：《史記。商君列傳》《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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