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影片以深邃厚重、氣勢磅礴、發人深省等不同風格，在全世界範圍內擁有眾多影迷。第二十四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昨天（6月13日）請到的連線嘉賓，就是以戰爭片見長的波黑導演、編劇丹尼斯·塔諾維奇。

塔諾維奇1969年出生于波斯尼亞。1992年波黑戰爭爆發，塔諾維奇被迫中斷學業，參加了波黑的攝影團隊，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殘酷。這段經歷也為他日後拍攝戰爭片提供了最真實的素材。1995年，塔諾維奇前往布魯塞爾學習電影，畢業後即投身電影行業。首部劇情長片《無主之地》即讓塔諾維奇一戰成名，該片獲第54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第7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隨後，《渺生一頁》獲第6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死於薩拉熱窩》獲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電影攝製是我和其他人共生的過程”

在很多電影網站、電影排行榜當中，只要提到戰爭片，丹尼斯·塔諾維奇的《無主之地》基本都會榜上有名，這也是中國影迷最熟悉的塔諾維奇作品。在第7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角逐中，《無主之地》擊敗了此前呼聲高漲的法國影片《天使愛美麗》。《無主之地》講述了波黑戰爭期間，一名波斯尼亞士兵與一名塞爾維亞士兵因一連串的意外而陷入困境，不得不聯手請求援助的故事。而塔諾維奇本人，正是這場戰爭的見證者和記錄者。

1992年波黑戰爭爆發後，曾有過電影學習經驗的塔諾維奇很自然地拿起了攝影機，成為一名戰地攝影記者，直到1995年戰爭結束。因為這段獨特的個人經歷，“戰爭”，成為塔諾維奇作品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詞。1997年從電影學院畢業之後，塔諾維奇就開始醞釀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戰爭片則是他的不二之選。

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電影人，要拍攝大場面、大製作的戰爭片，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因此塔諾維奇想的是用比較低的成本，拍出真實的戰爭故事來。塔諾維奇回憶說，這個故事在自己腦海裡足足醞釀了一年多的時間，等到胸有成竹之後，真正寫出來只用了大概一週。

在劇本完成之後，《無主之地》的進展算是非常順利的：塔諾維奇先將這個故事介紹給一位著名的電影製片人，被委婉回絕。他隨後將劇本列印了三份，分別投給三家制片公司。結果其中一家十分鐘之後就給他打來了電話，對方表示對這個故事的強烈興趣，詳細詢問了創作的情況。三天之後，塔諾維奇就接到了確認電話。

塔諾維奇介紹說，《無主之地》的全部拍攝時長只有36天，除去其中連續下雨的9天，真正的拍攝天數只有27天。但是，因為在拍攝之前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對劇本瞭如指掌，藝術構思非常成熟，所以在拍攝現場，第一次拍劇情長片的塔諾維奇，已經有能力帶領團隊跟著自己的構思走。“我不太跟演員們說戲，我讓演員們看了劇本以後，自己去想該怎樣表演，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好的效果。如果我喜歡他們的效果，那麼我在剪輯的時候就保留；如果他們的表演不能讓我滿意的話，我就要求他們改。”

塔諾維奇特別注重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並給予每個崗位的工作人員足夠的尊重。“每個人之所以在現場，是有他存在的合理理由的。因此你如果允許他們貢獻的話，他們能給你很多。我把電影的攝製過程，看成是我和其他人共生的過程。”

“戰爭片必須傳遞和平的資訊”

在戰爭片當中，塔諾維奇尤其擅長以客觀細膩的手法，展現戰爭時代小人物的真實生活。他舉例說，比如一位媽媽覺得家人要喝乾淨的水，所以她冒著生命危險，每天步行5公里出去為家裡人取水，這樣的媽媽就是一位英雄。“我們從小到大都看戰爭片，但是我覺得一部好的戰爭片，必須要傳遞一個和平的資訊。因為我們經歷過戰爭的人都知道，在一場戰爭裡面，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不一定是一個士兵，就算是一個平民也有可能成為一個英雄。”

在被問及哪些戰爭片曾對自己產生過影響時，塔諾維奇列舉了一部中國影迷非常熟悉的影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此外，影片《伊萬的童年》《獵鹿人》等，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塔諾維奇特別指出，每位導演在拍攝戰爭片時都有自己的處理風格，但總體而言，有戰爭就會有人犧牲，就會有家庭分崩離析，“所以一部好的戰爭片，其實都是反戰片”。

塔諾維奇稱，正是基於對“和平”“反戰”的共同願望，他所拍攝的反映波黑戰爭、反映本國本民族的影片，才會獲得那麼多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觀眾的反響。“有的觀眾在別的國家看了我的電影以後，會給我寫反饋。我收到過來自巴西、中國、日本、南非等國觀眾給我的郵件，告訴我看了我的電影以後，他們有多感動。”

不僅是戰爭片，在塔諾維奇看來，任何一個擁有“好故事”的影片，其實都能獲得不同國家、民族觀眾的共鳴，因為這是全人類的共性。“我覺得一個好的故事，它本身就是美的，這也可以稱之為‘異中有同’。我昨天剛看到一個新聞報道說，科學家們花了20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人類DNA99。9%的測序，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就是說，我們人體裡面有99。9%的DNA是一樣的，但是剩下的0。1%的差別，使得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甚至同一家的兄弟姐妹也都不一樣。電影也和DNA一樣，大部分是共性，很少的是差異。”

“電影人都要承擔講好故事的責任”

很多年輕電影人在剛剛起步時，會把“拍電影”“找投資”看成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塔諾維奇的導演生涯開展得非常順利，他給年輕人的建議就是：首先要把故事講好。因為無論是電影公司、導演還是演員，他們統統都在期待好故事、好劇本。“如果你有一個好故事，遲早它會變成電影。雖然這個電影的製作成本是小是大，我們無法預先知道。但我要說的是，行業里人人都在盼望能夠找到一個好故事，人人都在想怎樣找到一個好劇本。”

但塔諾維奇也直言，自己曾因拍攝戰爭片惹過麻煩，因此如果年輕電影人想拍攝某些嚴肅題材，除了講好故事，還要在研究、調研方面下功夫。“我覺得電影比起其他藝術門類，改變社會的力量可能會更大。如果我們找到了一個好的理念，拍出了一部好的電影，我們可以給這個社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每一個電影人都有這樣的責任，那就是講好故事，用他的故事來改變這個世界。雖然也許世界不會因為我們的電影而改變，但是能夠稍稍地推動這個社會向前進。”

“找到講故事的最佳角度”

在有一個好故事的前提之下，一個好的導演還要學會找到講這個故事的最佳角度。從業二十多年來，塔諾維奇每部新片上映，都能帶給觀眾不小的新意和驚喜。比如2013年上映的《渺生一頁》中，就啟用了素人演員，並且模仿紀錄片的風格進行拍攝。塔諾維奇介紹說，這部影片預算非常有限，劇組只有7個人，攝影器材也不是非常先進。“我總覺得我們一定要去嘗試，一定要犯錯誤，因為只有犯過了錯誤才能夠學習到新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嘗試，不敢犯錯誤，那我們就會陷入從眾心理。作為一名藝術家，藝術表達就很難有什麼進步。”

說到此，塔諾維奇話題一轉，“你們現在人人都擁有的這臺手機，比我當年在戰場上拍那個戰爭片時候的功能要強大幾千倍，所以為什麼你們不拿著它走出去拍起來呢？”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時下年輕人當中流行的短影片，以及電影與短影片之間的競爭時，塔諾維奇直言不諱：短影片就像嬰兒食品，也有用，但它的用處是有限的，只能是“找找樂子”。“但拍電影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你要深刻研究一個主題，你要開發你的人物，你要設計你的場景。所以我理解為什麼有的年輕人喜歡這些短影片。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要想做一個導演，還是應該多看看偉大的導演的片子，你就知道導演們拍出來的片子要比拍一個短影片複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