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的懵懂處
在獻帝劉協的朝廷被董卓挾遷到長安去的政局轉折時期，袁紹，韓馥等將領堅持要在關東扶持幽州牧劉虞做皇帝，此前剛曾剿滅了薊城小“天子”的劉虞以堅定的態度拒絕被人抬上皇帝之位，使袁紹等人的衝動性幻想最終破滅，在這裡他是一個明白人。然而，歷史的過程及其當事人身上常常總是包含著自相矛盾的要素，劉虞正是這樣的一個人物，明白人有他的懵懂之處。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今山東郯城北）人，是東海恭王劉強的第五代孫子。劉強是光武帝劉秀的長子，因母親郭皇后被廢而主動讓出太子之位，被封東海王。據《後漢書﹒劉虞傳》《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二》《三國志﹒公孫瓚傳》及其引注所記，劉虞舉孝廉出身，後來升為幽州刺史。劉虞以仁愛之心治理地方，做事總考慮民眾的利益，周邊鮮卑、烏桓等當地少數民族都按時朝貢，沒有敢於侵擾邊疆的。
184年黃巾軍起事，劉虞轉任甘陵（今河北邢臺一帶）相，他安撫戰亂中的百姓，很得民眾的歡迎，不久朝廷徵召他為宗正，負責皇家的宗族事務。187年，原泰山太守張舉和原中山相張純利用烏桓士兵的叛亂，聯絡頭領丘力居攻下薊城，自稱“天子”和“安定王”，公開與朝廷對抗。朝廷覺得劉虞在幽州一帶很有威信，就任命他為幽州牧，讓他去對付二張的反叛。
劉虞在幽州牧的位置上不到一年，就徹底消滅了二張的反叛勢力，恢復了地方秩序；191年，渤海太守袁紹和冀州刺史韓馥等人試圖在關東地區另立朝廷，他們想推舉劉虞做皇帝，劉虞以堅定的方式成功阻止了袁紹韓馥的圖謀，繼續推行他愛護百姓的善政，得到了朝廷和民眾，包括少數民族民眾的一致稱讚。
劉虞受任冀州牧時，公孫瓚已在薊城一帶追殺討伐張舉張純的反叛，有些小勝但不能解決問題，而遼西管子城一戰更是損失慘重。朝廷派劉虞去征剿二張，讓他節制公孫瓚的部隊，兩人於是有了上下級的關係。然而，在兩年多的幽州地方治理中，劉虞卻與騎都尉公孫瓚結下了解不開的樑子，最後發展成為相互對峙的仇殺。劉虞與公孫瓚的結怨大體產生於三方面原因：
一是平叛方式不同。公孫瓚在平叛中致力於征戰，力求在作戰中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常放縱部下侵擾百姓；劉虞則在平叛中注重政治瓦解的手段，他用安撫的方式分化叛軍以孤立首惡，並注意維護百姓的利益，他們在軍事行動的配合上難免有些分歧。
二是在與袁術的交往中產生了隔閡。劉虞在拒絕了韓馥袁紹等人扶立稱帝的請求後，即刻派自己的助手田疇和鮮于銀抄小路到長安去見獻帝劉協，大概是想表白忠心，建立聯絡吧。獻帝劉協當時在長安一心想回歸舊都，見到幽州的來使非常高興。當時劉虞的兒子劉和在長安朝廷為侍中，劉協就打發劉和悄悄自武關出關中，去通知劉虞領兵來接回自己。
劉和經過南陽時，被知道了訊息的袁術所扣留，袁術告訴劉虞，讓他派軍隊來和自己一同西進。劉虞就派出幾千騎兵到南陽，讓劉和帶領著去迎接劉協。公孫瓚起先反對派軍隊到南陽，因為劉虞不聽從自己意見，他就暗中告訴袁術讓奪取這幾千騎兵。劉虞損失了幾千騎兵，後來知道是公孫瓚暗中搗鬼，從此對他更加憤恨。
三是在軍糧供應上的衝突。劉和從袁術那裡逃了出來做了袁紹的幕僚，公孫瓚當時正熱衷於和袁紹的部隊作戰，劉虞覺得公孫瓚濫用武力，擔心他將來勢力更強難於節制，就不允許出戰，並減少了對他的糧食供應。公孫瓚對減少供糧一事非常氣憤，讓軍隊把劉虞準備送給少數民族的糧食物品搶了過來。兩個人各有理由，同時上書向朝廷告狀，朝廷一時沒法決斷。劉虞幾次請公孫瓚來牧府相見，公孫瓚自稱生病並不前來，他在薊城修建高丘做好了防守。
193年冬，劉虞不顧幾位手下人的勸諫，率領各處駐軍十萬人去攻打公孫瓚，出發前他告誡軍士說：“不要傷害別人，只殺公孫瓚一人就行。”當時有個牧府辦事員公孫紀，他與公孫瓚是同姓相好，把劉虞的行動計劃連夜報告給了對方，公孫瓚的部隊分散在城外，他擔心自己不能倖免，於是挖開東城打算逃走，但沒想到劉虞的兵士不善打仗，又愛惜民房，不讓放火焚燒，一時竟攻不下來。公孫瓚於是挑勇士數百人，趁風縱火，徑直衝殺過來。劉虞隨之大敗，與他的下屬向北逃到居庸縣。
公孫瓚追擊攻城，三天城陷，隨即抓住劉虞及其妻子兒女回到薊城，讓劉虞負責簽署州府的文書。恰好這時獻帝劉協派使者段訓來到，朝廷給劉虞增加封邑，讓他督率六州事務；同時任公孫瓚為前將軍，封易侯。公孫瓚趁機告發了先前袁紹韓馥想要另立朝廷的計劃，誣陷劉虞打算稱皇帝，他脅迫段訓在薊城的街市上斬了劉虞。
公孫瓚還事先坐下祝告說：“如果劉虞應該成為天子，就請上天降風雨相救。”當時乾燥炎熱，無風無雨，於是就斬了劉虞。公孫瓚讓把劉虞的頭送到京城，劉虞以前的下屬尾敦在半路搶奪下劉虞的首級，帶回去掩埋。劉虞在任時頗得人心，恩義遍佈北部州郡，他被殺後，百姓無不為之悲傷。
劉虞在拒絕當皇帝之事上做了一回明白人，他一直愛護百姓的仁愛善政也值得大加稱道，然而，總觀他的地方治理，有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不會打仗，二是不善做領導，兩個缺陷相疊加，關鍵時候又不能準確判斷事情發展的趨勢，最後導致了可悲的結局。
首先，從軍事方式上看，劉虞把地方治理的一腔仁愛之心推廣到了軍事活動中，他對二張反叛的平定，依靠寬大和撫慰的方式作出分化瓦解，藉助於先前自己所獲取的民望，達到了孤立首惡、致勝全域性的很好效果。這種方式對於成分複雜的烏合之眾很容易起到作用，但這是軍事鬥爭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戰場作戰還有殘酷無情、強硬打擊的手段，後者甚至是軍事鬥爭更為根本的依憑。能夠針對現實情況將各種手段兼相使用的人，才不失為本領高超的將領。
古人講；“慈不帶兵”，就是認為軍事活動中無論對己對敵都要拋棄仁慈的幻想，要以戰爭勝利作為最高追求。劉虞不顧眾人勸諫，帶著十萬軍隊去攻打準備逃跑的將領，顧忌太多，不敢採用殘酷手段放手進攻，反倒被對方打敗，足以說明他是一個不會打仗的將領。用政治分化的特殊方法平定二張反叛，對軍事勝利具有偶然性，他把特殊手段作普遍化運用，在去擒拿公孫瓚的軍事行動中為弱勢對手所打敗，就是他不會打仗的必然結果。
其次，從領導行為看，劉虞和公孫瓚各自在軍事活動中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打法，公孫瓚擅長於打惡仗、硬仗，兩人若能積極主動地相互配合，才能構成更有戰鬥力的隊伍。但事實上，他們雙方在軍事方式上一開始就互相不能理解，產生了意見分歧。無論兩人個人意氣產生的背景及具體情況如何，劉虞作為軍事行動的主將，都負有更大的責任，領導活動中的一把手應該主動地溝通，引導和團結最主要的下屬，在軍事活動的實踐中判斷正誤，消除分歧，確認更完備的行動方式，但劉虞對公孫瓚根本就做不到這些。
在派給袁紹的幾千騎兵一事上，他不聽勸告，做出了毫無安全把握的選擇，當時有無藉此拯救兒子劉和的私心作祟不好確定，但不顧二把手的反對，對富有野心的袁術送去幾千騎兵，以及後來在沒有做出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就擅自扣發公孫瓚的軍糧，卻都是劉虞領導行為上明顯的錯誤。一個團隊中的一、二把手各自向共同的上司告狀，當時劉協的朝廷在長安自顧不暇，根本難以解決幽州團隊的問題，而州牧劉虞領導素質的欠缺也由此暴露無遺，明白人的懵懂處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