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被鄙視的時代，文藝青年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時代沒有信仰”，因為物慾橫流的生活方式，正在侵蝕我們的內心。

人們掙扎，人們苦惱，尋求一種可以支撐的力量，帶我們走過迷茫。

被觀眾評為“八月必看”的電影《我的父親焦裕祿》，就是這樣一部如潺潺溪水般的紅色獻禮片。

用清涼撫慰人心的煩躁，讓我們帶著忐忑走進電影院，又帶著滿目思考離開，深度挖掘每個時代都需要的“焦裕祿精神”。

雖然主旋律電影通常陣容強，三觀正，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市場上受眾卻並不廣。因為打雞血式的主旋律電影，我們從小看到大，沒有點新意，觀眾真的不買單。

《我的父親焦裕祿》排面不小，是建黨百年的重點獻禮片，但它沒有熱血沸騰的炒“氛圍”，也沒有將“書記焦裕祿”聖人化。

電影由始至終靜靜地描述蘭考書記的生平，不刻意宣揚他的貢獻成績，而是將故事線放在了“人性”上面，我們透過這個切面看到了焦書記的痛苦猶豫；面對妻子時的不知所措；以及太多的“無能為力”。

電影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焦書記，他不完美，沒有偉人包袱，一下子解決了獻禮劇中人物缺乏生活力度的通病。人物立住了，觀眾就有了代入感、共情力，也就消除了現代人與舊時代電影的隔閡。

影片的開頭，並沒有跳到焦書記在蘭考的黃金時間段，而是做了一個引子。

在1958年的時候，他還不是縣委書記，曾經在哈工大進修過，又因為轉業進入工業口乾部隊伍，調到了洛陽礦山機械廠做車間主任。

這一段的內容並不是主線，只是簡簡單單點了一下當時工業的落後，作為技術型別幹部需要攻克的任務太多了，焦裕祿因此積勞成疾，後來他英年早逝，就是此時埋下的身體隱患。

這一段時間焦裕祿雖然也忙碌，但是家庭氛圍卻是歡快有情趣的。

在以往的影視劇作品中，我可沒看過焦書記跳舞的鏡頭，但在這部電影中他“突破”了，製作方沒有一味地強調焦書記的艱辛，在閒暇時光中，還為他安排了學跳舞的環節。

這份突破讓焦裕祿更加人性化。

但是後面的內容實在有點慘，1962年的蘭考正遭受著內澇、風沙、鹽鹼的自然災害，而且這是地域的老頑疾，焦裕祿在這個時候臨危受命治理“三害”，誰都知道這是一塊硬骨頭。

60年代的蘭考，是全國最窮的地域之一。不是因為別的，是這塊土地似乎被老天“詛咒”了一般，除了風沙，還有災難深重的鹽鹼，它們嚴重的破壞土質，地裡什麼也種不出來。

這裡的人吃得五花八門，硬得發黑的幹饃饃、地上不要的碎玉米粒、這些都是需要“珍藏”的食材，是家裡人保命的底牌。

除了這些，當地人還“吃土”“大雁屎”，這些在現代人聽起來像諷刺的笑話，但在當時卻是普普通通的日常。面對這樣無情的自然氣候，百姓們沒有辦法活下去，每天都在餓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門做乞丐。

焦裕祿來了、也看到了、最後忍受不了了！

他下決心要結束這一切，於是蘭考的風沙地裡，常常有一群人裹著大衣，推著腳踏車，頂風前進，他們不趕路，只是時不時停下來在地上抓一把土，舔一舔，這就是焦裕祿帶的“探索隊”。

最後他採用了“翻淤壓沙”，“開溝淋鹼”“打埂躲鹼”的方式對付蘭考“三害”，但蘭考的底子太薄了，實施起來難度太大。

而且眼看著冬天來了，縣裡面沒有足夠的糧食，來養活現有的百姓。面對烏泱泱無糧可吃的百姓，作為縣委書記的焦裕祿沒要自己的面子，親自到火車站路口去送鄉親們外出乞討，只要能讓蘭考人民活下來，就是勝利。

接下來的春天，是蘭考人們豁出去“扛一把”的時代。在熱火朝天的種糧場景之後，電影又將鏡頭轉向了焦裕祿的家庭。

對蘭考人民來說，焦裕祿是他們的救贖。然而在家人心中，焦書記哪哪都不稱職。

電影是由焦裕祿的“二姐”焦守雲口述改編的，透露了很多不為人知的生活細節。

比如說為了留住一個技術員，焦裕祿讓老婆每天給他煮餃子，但當時這些糧食都是有配額的，自家用完了，妻子只好挨家挨戶去借，讓老婆在鄰居面前都“抬不起頭”。

還有在當初調到蘭考縣之前，老婆就因為這張調令和他爭吵。因為他在廠裡幹得好好的，又有成績，卻主動調到這樣的貧困縣，主動要求“受苦”，老婆的確是不理解。

焦裕祿卻沒有任何疑議，當老婆提出以後子女工作該怎麼辦的時候，心大的焦書記，居然開口讓女兒去賣鹹菜，難怪焦裕祿的老婆都想要和他離婚了。

1964年他回山東老家見老母親，是整個電影的催淚彈。

這段時間焦裕祿因為病痛，已經十分消瘦，意志也很消沉，主演郭曉東為了這段戲，瘦了近三十斤，所以當我們看到焦裕祿用無奈愧疚的表情叫了一聲“娘”時，淚奔了。

關於焦裕祿的病逝，電影並沒有用大篇幅去講述。只告訴我們，焦裕祿臨死前的遺言是：將自己埋在蘭考的沙灘上，見證後人將沙灘治好。

2017年蘭考終於實現全面脫貧了，這部電影就是最好的見證者，它不燃，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訴說蘭考有過這樣一位人民公僕。